瑪麗莎·梅耶爾（Marissa Mayer）最近被任命為陷入困境的網絡媒體巨頭雅虎的首席執行官。雅虎的董事會知道：他們需要某種奇蹟，某種異乎尋常的、能夠把公司一下子推進到成功的東西。於是他們深吸一口氣，祈禱一番然後大呼“萬福瑪利亞”通過了決議：他們僱傭了一個孕婦。這一孕婦在谷歌曾經占據頂級高管的位置，不過依然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幾個月後，梅耶爾得到又一份喝彩（儘管沒拿到什麼獎金）：她在《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雜誌的“19位幾乎不睡覺的成功人士”中排名第一。該雜誌解釋說，“在谷歌工作時，她曾經填報每周工作130小時；她應付瘋狂日程的方案是在辦公桌下面睡覺以及‘有技巧地’使用淋浴時間。”

在一個成功取決於“有技巧地”使用個人衛生時間的辦公環境裡，私人時間就好像傑森（Jetson）【譯註1】的晚餐藥丸一樣：被壓縮了，變得微不足道，被迅速吞食掉。為了升職，雇員不僅白天每個小時都在工作，而且白天之外的每個小時也都在工作，還得像大學生一樣累得在沙發上睡着後筆從手中掉下來。最理想的員工是這樣一類員工：他們生命的全部意義只存在於辦公室的四堵牆之內，或者他們的工作已經延伸充滿了他們的家。這一點沒有比在技術創業領域更突出的了。在這裡，你必須與公司保持絕對一致。

硅谷的反文化色彩一直掩蓋了其華爾街式的勞動紀律：非常強調個人的聰明、靈活性和比他人工作更多超疲勞工作時間的意願。臉書（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雪兒•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甚至承認，她曾從辦公室＂偷溜＂出去和家人共進晚餐，為的就是避免和過分緊張的辦公室文化發生衝突。工作強度如此之高，以至於已故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喬布斯的傳記已經成為那些有抱負的睡眠不足人士之聖經。某家為金融機構服務的軟件公司首席執行官史蒂夫·戴維斯是喬布斯的信徒。《連線》雜誌記者引用活在夢想中的戴維斯的話：＂他解釋說，他有意放棄了家庭生活的某些方面，因為他相信：創業者如不能一天24小時工作的話，其事業就不會成功。幸運的是，戴維斯告訴我，他有一個好老婆幫他拾遺補缺。＂

這名記者沒有告訴我們戴維斯的妻子是否也工作；如果有工作的話，她本人也可以成為報道的主角；在那樣的一篇文章中，可以寫她在家裡和董事會裡＂里里外外一把手＂。梅耶爾和桑德伯格被歡呼為女性成功人士的代表。在一茬新生的以她們為代表的硅谷老闆的推動下，女權主義新近異化成為金錢服務的工具。每一篇關於梅耶爾的文章都對她神奇的生孩子事件充滿艷羨。她比聖母瑪利亞還成就卓著：懷孕也不損失獎金。她對此非常興奮，在2012年《財富》雜誌的女強人峰會上，她說，＂孩子比大家想象得遠遠容易對付得多。＂她沒打算休產假。

與其說這一舉動反映了梅耶爾的風格，不如說它是令人驚嘆的、把女性生理特點吞咽掉來強化職業道德的舉動。人人都知道：男人可以無視家庭一直工作。但是女人要生小孩，她們是天然的養育者。那麼假如她們能夠以母親和首席執行官為中心既做好職業婦女也做好母親呢？她就成為一名超級雇員，＂平衡着＂兩份單獨看來都過於繁重的工作。一些女性為在和男同事比較時不落後而堅持她們＂無所不能＂；這種不落人後的努力只是進一步合法化了這種瘋狂的職業道德。女性想要打破喬布斯腳下那塊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譯註2】的欲望（梅耶爾在其推特中把喬布斯視為英雄）強化了無情的、非人性的時間安排的重要性。女人也能做到。只會做得更多。

像梅耶爾那樣的人做到這點並不神奇：她雇了多個保姆、動用了一列車隊、得到一切她想要的幫助。她代表了那些不是百萬富翁的婦女們的一種理想：通過事事親力親為達到擁有一切、掌控一切而不損失最重要的女性資歷——母親的身份。梅耶爾能做到這一切是因為她很富有；但是大部分婦女沒有這麼幸運：她們每天一邊掙工資，一邊依然要比男子多干兩小時家務。

這就指向了所謂的“擁有一切”爭論的核心：時間是一個女權主義的問題。時間之所以是一個女權主義的問題是因為我們並不願意女性從機器子宮生出孩子來——請蘇拉密斯•費爾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譯註3】原諒我的不同意見——假如他們想要在社會上保住自己的位置的話。懷孕導致婦女去休假或者在申請休假前被解聘，從而使女雇員與男雇員工資的距離拉大。這表明除了在家庭以外從事的僱傭勞動之外，婦女們還從事了大量不同的工作，比如著名的、沒有報酬的“加班（second shift）”【譯註4】。這類加班主要由婦女來完成，但是它提出了一個對於所有工人都適用的速度和時間的問題：你不應該因為無法在辦公桌下面入睡而被懲罰。因為這一做法很野蠻。

硅谷權力中心的做法打破了一切所謂的工作與生活“平衡”的觀念。正如理論家凱茜•威克斯（Kathi Weeks）喜歡說的，這裡的根本問題是矛盾，而不僅僅是不平衡；是女性的生產與再生產之間長期存在的矛盾。一個女人如何把這兩個對立面結合起來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決定的；可以肯定：假如大家都認為美國經濟因為缺乏一個女性的管理中層而蒙受損失的話，一切把職業女性從家庭職責解放出來的努力都會受到歡迎，而不會有人問說“但是她是一個好母親嗎？”不懷好意的審查。

硅谷在這個公式上面增加了一層扭曲：這些爬到高層的女性身處無情的性別歧視為特徵的辦公室文化中；而這種文化卻致力於生產有“社會工廠”效應的產品。社會工廠一詞是那些在傳媒理論領域讀學位的人創造的、為他們服務的新詞，不過對於我們描述社會關係商品化的現實有用：想想看臉書如何從我們的點擊率、推特如何從我們的微博獲利就知道了。正如《雅各賓》特約編輯梅麗莎•吉徠•格蘭特（Melissa Gira Grant）在《異議（Dissent）》【譯註5】即將刊出的一篇文章里指出的：臉書從一開始就是由男女間的關係驅動的。其原型是Facemash，是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哈佛大學學生宿舍里搞出來的對哈佛女性“火辣與否”進行評價的網站。

現在，這類社交媒體公司的雇員被要求維護他們的檔案和在網上做一個模範用戶。格蘭特注意到臉書僱傭了一個攝影師為雇員拍攝他們的社交媒體照片；臉書還在在所有活動中雇了攝影師。這樣做為的是在雇員自身的吸引力之上進行品牌建設，並且和大家分享。這種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t）【譯註6】的工作環境使得個人生活與職業角色之間的分界線更為脆弱，進而使工作與家庭之間的界限更為模糊。

這種加班現在已經成為某種永久性的工作。即便每天幹完了工作，你都得更新臉書、Tumblr【譯註7】、和推特。對於一個急於把員工的個性連同其工作技能都榨乾的公司來說，員工的自由時間裡包含着對公司意義重大的個人品牌實踐，不過公司對此不付薪酬。用戶也許不會這麼看他們的使用體驗，但是社交媒體公司直接從點擊和這類網站搞出來的＂跟上＂的壓力中獲利；這些點擊和跟上的壓力實際上是一種隱形的強加的勞動。這意味着你無時無刻都可以獻身於工作。再也沒有什麼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問題，因為工作已經侵入了生活，而生活成了個體為工作而做的品牌實踐的原材料。

即便懷着孩子，懷着一個生命，也要服從於工作。在《紐約（New York）》周刊【譯註8】關於梅耶爾的特寫中，作者寫道，＂雅虎董事會以及梅耶爾本人如此成功地把她的懷孕變成資本的事件也許證明了：生育能力、智力和雄心壯志有時候可以共存，甚至可以成為某種賣點。＂對於陷入困境的公司董事會來說，一個顯然非正統、勤奮的女性由於其職業生涯中期的懷孕而變得富有吸引力。

長期以來，激進的女權主義把進步建立在技術手段（如避孕、洗衣機和洗碗機）幫助她們減輕巨大負擔之上。假設人一周只要工作四小時的話，他或許有足夠的時間花在養家的護理工作上面。但是以社交媒體為形式的技術革命把更為親密的私人領域徹底商品化了，摧毀了工作——生活平衡的概念，創造了一個技術被資本主義統御的鮮活例子。

這一瘋狂的、利益驅動的硅谷創業世界在性別歧視中進行着不道德的交易；而這種性別歧視說明了：今日技術領域所代表的一切能夠給婦女帶來的益處實在有限的很。過去幾年中，我們看到一個又一個“意外事件”：技術公司在廣告上、展示攤位上、幻燈片上使用衣着暴露的婦女形象。雜誌《瓊斯媽媽（Mother Jones）》 【譯註9】的作者塔斯尼姆•拉賈（Tasneem Raja）在四月寫道，“什麼樣的雇員決定了什麼樣的產品。”

截至2011年，百分之八十的程序員是男性。拉賈舉了蘋果公司iPhone的語音輔助功能為例：這個聲控機器人助手功能在起步時，你可以通過她為男性找到妓女，卻不能幫助婦女找到做人流的診所。女權主義博客作家阿曼達•馬科特（Amanda Marcotte）【譯註10】發現了這一點；她評論說，“問題在於：婦女們真正的和經常性的擔心根本就沒有成為程序員們優先考慮的問題。即便男子招妓的數量遠遠沒有女性墮胎的數量來的多……程序員們關心的是確保關鍵詞“發情”能夠讓用戶和妓女接上頭（招妓依然是非法的行為），但是他們對於關鍵詞“墮胎”能否幫助用戶合法墮胎並不感興趣。”這不僅表明了硅谷到處物慾橫流。問題其實嚴重得多。技術給科技產業貼上了一層薄薄的創新的塗層，仿佛該產業代表了進步的潮流似的！而實際上，這個讓色情業和啤酒業得以生意欣榮的行業已經催生了一種以獲利為目的的程序員兄弟會（brogramming）【譯註11】文化；這種文化不為女性服務。不論有多少女性登上硅谷高科技公司的頂峰，硅谷版本的技術都不會推進任何一個女權主義的工程；對這一點心存妄想毫無意義。

本文的讀者不會驚訝於以下事實：瑪麗莎·梅耶爾主持的工作更多地關注婦女的形象而非她們的需要。還有：一個特別歧視女性的工作領域非常樂意提拔女性首席執行官作為其開明未來的代表。前沿科技不是用來改善生活中繁重的工作，而只是用來變本加厲地商品化我們存在的隱私空間。技術沒能幫助我們保證八小時的睡眠且依然能掙錢養家，相反，技術把一種不人道的職業道德變成表面看來進步、創新和女權主義的職業道德。硅谷文化和對首席執行官的膜拜支持這樣一種觀念：每個人的自我實現就在於不眠不休地追逐成功；如果你的寶寶證明了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你的話，那是格外值得慶賀的事。

你同意這種觀念嗎？在你同意之前，梅耶爾將無法入睡。

{作者莎拉·倫納德，原文發表於2012年《雅各賓》雜誌和網站}

【譯註】

1. 傑森（Jetson）是動畫片《傑森一家》中的角色，該片由Hanna-Barbera公司製作，首度播出於1962年9月。傑森一家生活在2062年的科技烏托邦世界裡。下文的“晚餐藥丸”應該是劇中的情節。

2. 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是指在工作中，某些人（特別是女性、少數族裔等）晉升到高級管理階層面臨的障礙。這種障礙像玻璃，看上去透明得好像不存在，卻實實在在把弱勢人群排除在外。

3. 蘇拉密斯•費爾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1945年 – 2012年）是加拿大出生的女權主義者。代表作：《性的辯證法：女權革命實例（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1970年）。

4. 加班（second shift），這裡說的不是工作制三班倒中的第二班，而是指在正常工作時間之外花自己的時間做的工作，比如主要落在女性身上的家務勞動，下文中社交媒體雇員在業餘時間維護和更新社交媒體，等等。都是沒有報酬的工作。

5. 《異議（Dissent）》雜誌是賓夕法尼亞大學出版社發行的關於政治和文化的季刊。

6.  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也稱彈性主義（Flexibilism），是某些學者用來描述自二十世紀末以來工業化國家統御經濟產出、消費及其相關的社會-經濟現象的體制的一個術語。後福特主義的特徵有：小批量的生產、範圍經濟、專業化的產品和工作、新的信息技術、強調消費者的類型而不是其階級、服務業和白領工人的崛起、勞動力的女性化。

7. Tumblr是一個輕量級博客。目前在中國大陸地區可以直接登錄該網站,但其Tag功能被防火長城封鎖。

8. 《紐約（New York）》是專門關於紐約市的一家生活、文化和政治周刊，《紐約客》的競爭對手，成立於1968年。

9. 《瓊斯媽媽（Mother Jones）》是美國一家左翼政治性刊物，主要刊登關於政治、環境、人權和文化方面的重大新聞和深度報道。該雜誌得名於外號“瓊斯媽媽”的愛爾蘭裔美國工會活動家瑪麗·哈里斯·瓊斯（ Mary Harris Jones，1830年——1930年）。

10. 阿曼達•馬科特（Amanda Marcotte，1977年生）是美國博客作家，以女權主義和政治方面的寫作出名。

11. 程序員兄弟會（brogramming）是一個互聯網俚語，用來指稱男性程序員形成的亞文化，2011年Quara.com首先使用該詞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