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書信集》是韓山石編，中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一本書。我淘到此書後，斷斷續續讀了幾年，最近才通讀了一遍。

徐志摩，生於1897年，死於1931年，中國現代著名的詩人、散文家。一轉眼，徐先生離世已近百年了。

在華語社會裡，徐志摩有名。世人皆以為他是詩人，知識階層大多數人僅知道他的一兩首詩。2000年台灣與中國合作的熱播電視劇《人間四月天》，演繹他與張幼儀、林徽音、陸小曼之間的感情糾葛，之後華語社群中才有比較廣泛的對詩人生平的興趣。

餘生也晚，第一次接觸徐志摩的詩歌是在大學。那首著名的《再別康橋》，迄今還記得第一次接觸的激動與感動。後來買了一本他的詩歌選集，頗讀了一些。

再後來，我讀的詩多是外語詩歌的華語翻譯，結果，徐志摩的詩集就此塵封於我的書架上。

多年以後，感謝中共病毒（武肺病毒）帶來的生活方式的變遷，我的時間增加了許多，得以不緊不慢地讀完這一冊《徐志摩書信集》。

作為中國現代（白話）文學的拓荒者之一，徐志摩對二十世紀上半葉華語詩歌的影響不容忽視，然而，作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詩歌讀者，我必須承認：他的詩風依然是浪漫主義的、唯美風格的、前現代的。

有人說，徐志摩的詩歌受到雪萊和哈代的影響比較大。

在徐志摩的書信中，有一次他提到“白朗寧夫人的鬼似乎在我的腕里轉”。白朗寧夫人是十九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重要詩人，著名作品Sonnets form the Portuguese （《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詩》），是一種英語格律詩。聽說徐志摩提倡過漢語新格律詩，不知道其中是否有關聯？

在我手邊這本不厚的徐志摩詩歌選集中，就有兩首寫英國詩人、小說家哈代的。托馬斯·哈代（1840-1928）是英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重要小說家與詩人。在中國，他的小說如《遠離塵囂》、《德伯家的苔絲》、《無名的裘德》等知道的人更多些。在他寫作的後期，主要是二十世紀初，哈代出版了很多詩歌，被視為英國重要詩人。

根據以上信息，我們或許可以猜測徐志摩在詩歌上受到的影響：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英國的詩歌。也就可以理解他詩歌中的唯美、浪漫色彩了。

人很難超越自己的時代。我們也不應苛求詩人徐志摩。

我只喜歡他的少數詩歌，比如《沙揚娜拉》組詩、《再別康橋》等。

因此開始讀他的書信時，我的期望值並不高，只是想了解點他的社交生活罷了。

然而《徐志摩書信集》吸引我從頭到尾讀完了，並且讓我對徐志摩有了更為豐潤的印象，讓我更了解他個人的情感、思想與煩惱。這麼說吧，徐志摩的詩歌讓我喜歡他的某些詩作；徐志摩的書信卻讓我喜歡上徐志摩其人，以及他的散文。

《徐志摩書信集》一書收入的書信中，詩人寫給陸小曼的信最多。展讀這些信件，作為讀者的我不免感到他有把陸理想化而拒絕直面現實的嫌疑，為之扼腕嘆息。然而他對陸的拳拳之心完全袒露在那些後來被稱之為“愛眉小札”的書信中，讓人感到他對愛的完全投入，甚至有點盲目的投入。戀愛中的詩人之真誠熱切躍然紙上。

許多人通過第二手或第三手信息聽說過徐志摩的如下兩句名言：

“我之甘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慘之苦痛，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

“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這兩句話可以在互聯網上輕易找到，然而許多引述不僅文字有錯謬，且對兩句話之間的連接也模糊不清或不適當。

而《徐志摩書信集》讓我知道：這是他向老師梁啓超為自己與陸小曼的愛情辯護時說的話。《徐志摩書信集》還讓我讀到了比較完整的、文句措辭準確的版本，可以知道兩句話之間的關聯，得以更好地理解徐志摩的情感與理念。

集中信件數量第二多的人是胡適。胡適與徐志摩是亦師亦友的關係。他們有很多交往，信件多並不奇怪。

然而詩人寫了最多英文信件的，也是集中信件數量第三多的通信人叫恩厚之，我就不甚了解了。

恩厚之，根據信件上下文我找到了他的真實姓名（Leonard Elmhirst），維基百科英文有頁面，全名：Leonard Knight Elmhirst (1893-1974)，英國慈善家、農學家。此人曾經是泰戈爾的秘書，後來多年致力於在印度從事農業工作和社會實驗。

徐志摩因為邀請泰戈爾訪華事宜而聯繫了恩厚之，後來又因為對他的社會實驗感興趣而訪問了他在孟加拉和英國德文郡的兩個實驗村。

語言作為寫作的載體對寫作者顯然有很多影響。同是信件，我發現：徐志摩在英語寫作中更為直言無忌，更樂意披露他對中國的政治、社會現狀的看法。當然，通信的對象不是中國人或許也讓徐志摩更放鬆，更不必顧忌對方的反應。

在給恩厚之的信中，徐志摩看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一百年前）的中國，在上是一個無情的統治階級，在下是沉默的受難的中國大眾。而社會的中層——中國知識階級：“無能、疲憊、欠缺勇氣繼續其職責、暗中渴望徹底地重塑人性”（原文為英語）。他預言：中國將掉入一個大災難中。

百年後我重讀，不得不佩服詩人犀利的眼光，高明的洞見和準確的預言。

1929年，北伐成功後中國統一，中華民國處在“黃金十年”的第三年。徐志摩真是敏感，竟然在繁華中看到了災難。然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對知識階級的批評，實在是看到了這群人的本質。

特別是最後一點：“暗中渴望徹底重塑人性”真的好厲害。無能、疲憊、欠缺履行職責勇氣的知識人寄希望於徹底重塑人性，多麼貼切、一針見血的批評！看看魯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左聯諸生、那麼多後來奔赴延安、皈依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人們，不都是那樣的麼？

許多人還聽說過徐志摩對蘇聯的著名評論：

“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被簡稱為“血海論”的這寥寥幾句，戳穿了許多人對蘇聯的幻想，讓我們看到了共產極權制度的本質。

徐志摩大約沒有想到：這樣的血海，不，比這更大的血海後來在中國也實現了。然而當年他看到了中國知識人的普遍心理，那種“暗中渴望重塑人性”的心理，和他們“無能、疲憊、欠缺繼續履行職責的勇氣”的現實；再加上無情的統治階層、沉默的受苦的大眾，這一切似乎都在為中國擁抱人間血海做好了準備。

我們知道：後來中國知識界有許多人投靠了左翼組織，甚至魯迅都差點加入了中共（待證實，然而他積極地左傾卻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聯想到魯迅的要改造“國民性”的理論，似乎就是徐志摩“暗中渴望重塑人性”的所指。於是，一個承諾改天換地、改造人類的共產主義理想自然是可以滿足這一心理需要的意識形態。魯迅晚年讀馬列主義書籍的動力或許就在這裡。

除了表達了他對中國社會的深刻洞見之外，《徐志摩書信集》還表現了詩人駕馭華語白話和現代英語兩種語言方面的高超能力。說句不客氣的話：今天在中國要找到一個作家用華語與英語寫出如此流暢可讀的信件大概率是不可能的。

撫今追昔，怎能不扼腕嘆息！今日中國的新一代文人、知識人的任何一人，與百年前的徐志摩比較一下：何止於天壤之別？！

徐志摩是1949年後中國社會欠缺的那一類知識人。或者準確地說，徐志摩這一類知識人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就遭受不斷的迫害而被肉體消滅，或被精神改造（=被精神消滅）了。

徐志摩死於1931年，中國失去了一個真實的、有真知灼見的知識人，詩人、散文家。這是中國文壇的不幸、知識界的不幸、民眾的不幸。然而從詩人自身的角度，他英年早逝，倒也省卻了面對共產極權的壓迫，被中共政權反覆迫害的命運（假如他選擇1949年後留在大陸）。

我之愛讀書信、日記，是出於對真實的追求，和歷史癖大約一致吧。因為為讀者寫作的詩歌、散文、小說等從一下筆就隔了一層，作者就有意無意地藏起來一些自己。而書信、日記的寫作通常不是為了發表，而是為了和親友或自己交流，於是作者往往能夠袒露較真實的自己。

聽說徐志摩有一大堆日記寄存於女作家凌叔華處，後不知所終，實在可惜！在沒有出版徐志摩日記的情況下，《徐志摩書信集》或許是我們接觸真實的詩人最可靠的文本了。

雖然中國大陸的出版物質量良莠不齊，但是這本《徐志摩書信集》卻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