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书信集》是韩山石编，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我淘到此书后，断断续续读了几年，最近才通读了一遍。

徐志摩，生于1897年，死于1931年，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一转眼，徐先生离世已近百年了。

在华语社会里，徐志摩有名。世人皆以为他是诗人，知识阶层大多数人仅知道他的一两首诗。2000年台湾与中国合作的热播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演绎他与张幼仪、林徽音、陆小曼之间的感情纠葛，之后华语社群中才有比较广泛的对诗人生平的兴趣。

余生也晚，第一次接触徐志摩的诗歌是在大学。那首著名的《再别康桥》，迄今还记得第一次接触的激动与感动。后来买了一本他的诗歌选集，颇读了一些。

再后来，我读的诗多是外语诗歌的华语翻译，结果，徐志摩的诗集就此尘封于我的书架上。

多年以后，感谢中共病毒（武肺病毒）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迁，我的时间增加了许多，得以不紧不慢地读完这一册《徐志摩书信集》。

作为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拓荒者之一，徐志摩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华语诗歌的影响不容忽视，然而，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诗歌读者，我必须承认：他的诗风依然是浪漫主义的、唯美风格的、前现代的。

有人说，徐志摩的诗歌受到雪莱和哈代的影响比较大。

在徐志摩的书信中，有一次他提到“白朗宁夫人的鬼似乎在我的腕里转”。白朗宁夫人是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要诗人，著名作品Sonnets form the Portuguese （《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是一种英语格律诗。听说徐志摩提倡过汉语新格律诗，不知道其中是否有关联？

在我手边这本不厚的徐志摩诗歌选集中，就有两首写英国诗人、小说家哈代的。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英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重要小说家与诗人。在中国，他的小说如《远离尘嚣》、《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知道的人更多些。在他写作的后期，主要是二十世纪初，哈代出版了很多诗歌，被视为英国重要诗人。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或许可以猜测徐志摩在诗歌上受到的影响：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英国的诗歌。也就可以理解他诗歌中的唯美、浪漫色彩了。

人很难超越自己的时代。我们也不应苛求诗人徐志摩。

我只喜欢他的少数诗歌，比如《沙扬娜拉》组诗、《再别康桥》等。

因此开始读他的书信时，我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想了解点他的社交生活罢了。

然而《徐志摩书信集》吸引我从头到尾读完了，并且让我对徐志摩有了更为丰润的印象，让我更了解他个人的情感、思想与烦恼。这么说吧，徐志摩的诗歌让我喜欢他的某些诗作；徐志摩的书信却让我喜欢上徐志摩其人，以及他的散文。

《徐志摩书信集》一书收入的书信中，诗人写给陆小曼的信最多。展读这些信件，作为读者的我不免感到他有把陆理想化而拒绝直面现实的嫌疑，为之扼腕叹息。然而他对陆的拳拳之心完全袒露在那些后来被称之为“爱眉小札”的书信中，让人感到他对爱的完全投入，甚至有点盲目的投入。恋爱中的诗人之真诚热切跃然纸上。

许多人通过第二手或第三手信息听说过徐志摩的如下两句名言：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这两句话可以在互联网上轻易找到，然而许多引述不仅文字有错谬，且对两句话之间的连接也模糊不清或不适当。

而《徐志摩书信集》让我知道：这是他向老师梁启超为自己与陆小曼的爱情辩护时说的话。《徐志摩书信集》还让我读到了比较完整的、文句措辞准确的版本，可以知道两句话之间的关联，得以更好地理解徐志摩的情感与理念。

集中信件数量第二多的人是胡适。胡适与徐志摩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有很多交往，信件多并不奇怪。

然而诗人写了最多英文信件的，也是集中信件数量第三多的通信人叫恩厚之，我就不甚了解了。

恩厚之，根据信件上下文我找到了他的真实姓名（Leonard Elmhirst），维基百科英文有页面，全名：Leonard Knight Elmhirst (1893-1974)，英国慈善家、农学家。此人曾经是泰戈尔的秘书，后来多年致力于在印度从事农业工作和社会实验。

徐志摩因为邀请泰戈尔访华事宜而联系了恩厚之，后来又因为对他的社会实验感兴趣而访问了他在孟加拉和英国德文郡的两个实验村。

语言作为写作的载体对写作者显然有很多影响。同是信件，我发现：徐志摩在英语写作中更为直言无忌，更乐意披露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现状的看法。当然，通信的对象不是中国人或许也让徐志摩更放松，更不必顾忌对方的反应。

在给恩厚之的信中，徐志摩看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一百年前）的中国，在上是一个无情的统治阶级，在下是沉默的受难的中国大众。而社会的中层——中国知识阶级：“无能、疲惫、欠缺勇气继续其职责、暗中渴望彻底地重塑人性”（原文为英语）。他预言：中国将掉入一个大灾难中。

百年后我重读，不得不佩服诗人犀利的眼光，高明的洞见和准确的预言。

1929年，北伐成功后中国统一，中华民国处在“黄金十年”的第三年。徐志摩真是敏感，竟然在繁华中看到了灾难。然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知识阶级的批评，实在是看到了这群人的本质。

特别是最后一点：“暗中渴望彻底重塑人性”真的好厉害。无能、疲惫、欠缺履行职责勇气的知识人寄希望于彻底重塑人性，多么贴切、一针见血的批评！看看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左联诸生、那么多后来奔赴延安、皈依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人们，不都是那样的么？

许多人还听说过徐志摩对苏联的著名评论：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被简称为“血海论”的这寥寥几句，戳穿了许多人对苏联的幻想，让我们看到了共产极权制度的本质。

徐志摩大约没有想到：这样的血海，不，比这更大的血海后来在中国也实现了。然而当年他看到了中国知识人的普遍心理，那种“暗中渴望重塑人性”的心理，和他们“无能、疲惫、欠缺继续履行职责的勇气”的现实；再加上无情的统治阶层、沉默的受苦的大众，这一切似乎都在为中国拥抱人间血海做好了准备。

我们知道：后来中国知识界有许多人投靠了左翼组织，甚至鲁迅都差点加入了中共（待证实，然而他积极地左倾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联想到鲁迅的要改造“国民性”的理论，似乎就是徐志摩“暗中渴望重塑人性”的所指。于是，一个承诺改天换地、改造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自然是可以满足这一心理需要的意识形态。鲁迅晚年读马列主义书籍的动力或许就在这里。

除了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见之外，《徐志摩书信集》还表现了诗人驾驭华语白话和现代英语两种语言方面的高超能力。说句不客气的话：今天在中国要找到一个作家用华语与英语写出如此流畅可读的信件大概率是不可能的。

抚今追昔，怎能不扼腕叹息！今日中国的新一代文人、知识人的任何一人，与百年前的徐志摩比较一下：何止于天壤之别？！

徐志摩是1949年后中国社会欠缺的那一类知识人。或者准确地说，徐志摩这一类知识人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就遭受不断的迫害而被肉体消灭，或被精神改造（=被精神消灭）了。

徐志摩死于1931年，中国失去了一个真实的、有真知灼见的知识人，诗人、散文家。这是中国文坛的不幸、知识界的不幸、民众的不幸。然而从诗人自身的角度，他英年早逝，倒也省却了面对共产极权的压迫，被中共政权反复迫害的命运（假如他选择1949年后留在大陆）。

我之爱读书信、日记，是出于对真实的追求，和历史癖大约一致吧。因为为读者写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等从一下笔就隔了一层，作者就有意无意地藏起来一些自己。而书信、日记的写作通常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和亲友或自己交流，于是作者往往能够袒露较真实的自己。

听说徐志摩有一大堆日记寄存于女作家凌叔华处，后不知所终，实在可惜！在没有出版徐志摩日记的情况下，《徐志摩书信集》或许是我们接触真实的诗人最可靠的文本了。

虽然中国大陆的出版物质量良莠不齐，但是这本《徐志摩书信集》却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