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使用证据的筛子来过滤浩繁的中国传统疗法–区分安慰剂与非安慰剂、辨别出有效成分、搞清楚副作用–的愿景像是一个巨大的民族工程。这个工程有可能使中国扬名于科学界，且造福全人类。

但是使用严格的循证方法最终会消灭独立的中医的概念；这对于已经制度化了的中医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张功耀教授在给我的信中无奈地说，”在中医科学化的研究人员中，多数人一直拒绝在实验成果上遵循‘西方科学规范’，因为他们认为西方的规范不‘适合’中医。中医研究人员对于排除实验中的安慰剂效果毫无兴趣。”

还有人声称：标准的研究方法就是不能用在中医上面，因为”治疗必须因人而异”，或者在实验中”不能使用合适的安慰剂”。这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循证研究人员在设计稳定、可重复的实验方面的足智多谋。德国的研究人员在2001年设计了一种”假针灸”用针，从而提供可用的安慰物。并且，已经有不少测试包含了个人化的草药治疗方案。艾德扎德•恩斯特指出，”实验设计可以做出很多调整以结合中医的几乎一切需要。”

还有一些中医人士真正在哲学上反对”西方标准”作为医学的唯一标准。但是以我个人大量的阅读，和我参与的让人沮丧到咬牙切齿的谈话来看，我尚未听到或见到有人提出过任何有启发的、合理的替代标准。

最为常见的说法是：中医就是单纯”经验主义的”，其有效性可以从经验和实践中判断。中医完全靠经验，医者的经验，个人化和地方化的经验，从师傅传给爱徒的经验。这种说法把个体医者的智慧和技能归为一种近乎神秘的直觉，而完全忽略了医学中可以测量的现实。

不过，反过来说，这种经验不应该被摒弃。不论中医如何沦落，医生个人在应对和帮助病人重拾信心（如果不是治愈他们的话）方面的技能是看得见的。当我们谈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健康时，好中医个人的经验对于医生们来说是宝贵的资源：既可以帮助他们跨越文化的桥梁，也可以帮助他们指出日常生活中有利或不利于治疗的事实和理念。

但是，只要我们依然装模作样地认为中医本身是有效的科学理论，我们就利用不了这一资源，就像我们不能利用中医中其它宝贵的事物一样。中国传统可以很精彩。这些传统不仅可以让中国人，也可以让世界上所有人重新思考我们如何生活、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中国医学也可以很精彩。它可以用现代方法从自身丰富的、爱实验和刨根问底的历史、浩繁的药典、对穷人和弱势群体深切的关怀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两样东西都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成为站的住脚的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但是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中国传统和中国医学两者都必须斩断它们和中医残骸的关系。（续完）

{原文作者：詹姆士•帕尔莫；原文发表于2013年6月的《万古》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