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再讀了一遍《圍城》。

《圍城》我讀了好多遍了。

第一次讀是在大學時，記得那時候我買了本暗綠色封皮的，紙質輕薄，印刷和裝訂都很粗糙。然而一讀之下手不釋卷、捧腹噴飯不止。有個認識的女生聽說，問我借了書去，時間大約是春天。

結果到了那年秋天還是不見其還書，於是追問之，心想：半年時間過去了，一天兩頁的閱讀速度，不到四百頁的書也該讀完了吧。終於要回來了。那女生說：同宿舍隔壁宿舍的姐妹輪流看了，所以這麼久才還。

那書外表不見異狀，等翻到內里只見：薄薄的書頁上油漬斑斑！

我的那本《圍城》何等幸運，得以為一眾女生佐餐噴飯。愛書之我何等不幸，書被輾轉易手，歷經滄桑，歸來不再是“少年”。後來我又去買了本一模一樣的書，不再出借。

很多年之後，我某次歸國省親，在書店看到一本新版的《圍城》，新世紀的版本，印刷和裝幀都精緻多了，於是買了本帶出國來。所謂書非借不能讀也。那本《圍城》在我的書架上長期潛伏，直到最近，突然動念拿下來讀。

一讀之下，感慨良多。

依然文氣順暢、幽默風趣，令人捧腹不已。然而捧腹之後，細思極恐、悲從中來。

讀《圍城》可知，錢鍾書真聰明人也。1944年開始寫《圍城》時錢鍾書三十四歲，而《圍城》裡的妙喻與通透的評論讓人感覺其作者似乎已經歷盡滄桑，至少是達到了聖人所謂“知天命”年紀的人。

《圍城》不點名提到了《儒林外史》一書，有趣的是不加註解，大約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階層普遍都熟悉那本小說。

也有人評論說，《圍城》是新時代的《儒林外史》。我無法同意。我讀過《儒林外史》，實在是不怎麼樣的一本書，除了少數段落，比如“范進中舉”中的某些段落有出彩之處外，整體結構鬆散，情節雜亂，語言大多平平無奇。我捏着鼻子讀下來了，有點浪費生命之嫌。

《圍城》是關於中國三、四十年代知識人的諷刺小說。考慮到國民性的延續性，中國的知識人從近百年前到今天，就其思想意識層次、認知行為模式等方面沒有本質的變化。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方鴻漸、趙辛楣、李梅亭、高松年、韓學愈、蘇文紈、孫柔嘉等人依然還生活在我們身邊。

他們的迂腐、奸猾、貪小便宜、機關算盡、假模假式、道貌岸然，等等特點我們依然可以在身邊的華移、國內的親友身上看到。

讀《圍城》，就好像讀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圈子，或者在海外的華人移民圈子。你會發現自己，以及自己身邊的朋友、熟人、親友的某些認知行為特點，那是一百年來不變的中國知識人劣根性。

《圍城》是相當悲觀的。在所有人物中，除了唐曉芙是一個例外，所有人包括主人翁方鴻漸都是負面形象的。而唐曉芙之所以成為例外，是因為她實在是西方文化所謂的“蔚藍花”（the blue flower)，象徵浪漫主義理想的可望而不可即。

《圍城》又是相當幽默風趣的，作者在看透了人生之後，對人生採取了嘲笑、譏諷的基本態度，對筆下人物採取誇張、漫畫等手法描摹、勾勒。

年輕時讀《圍城》，我只讀出歡樂。此次重讀，我讀出了悲哀。

從《圍城》想到中國古代的所謂四大名著，就算古代白話文之長篇小說吧。《西遊》、《水滸》、《三國》、《紅樓》，哪一個不是涉及勾心鬥角、人情世故？哪一個不是充斥着奸詐與暴力？

從古代白話文的代表作，到現代白話文的代表作，中國人之擅長勾心鬥角，一脈相承。《圍城》因為寫的限於知識人，又都是中小知識分子，不是居於廟堂之上的大知識分子，所以有權力鬥爭，而無暴力行為，總算沒有落入暴力加詐計的古代白話小說模式。算是一種變化。

中國人拍電視劇，最擅長勾心鬥角的宮鬥、間諜戰，或者充斥暴力的武俠、罪案。似乎也還是繼承了中國兩千年專制制度養成的博大精深的專制文化：與他人鬥智鬥勇，手段無非是暴力或陰謀。

《圍城》不寫暴力，卻把詐計、陰謀發揮到藝術的極致，充分展示了中國知識人的劣根性。這種劣根性，不僅存在於知識人，更廣泛存在於中國社會的各個群體中。讓人感嘆兩千年專制制度對中國人群體的深刻塑造。

《圍城》暗含的悲哀，不僅僅是對中國知識階層無用而相輕的悲哀，甚至也不只是對中國人整體劣根性體認而來的悲哀。《圍城》的悲哀，更有對人生總體的悲觀認識帶來的悲哀。

圍城之喻：城裡的人想衝出去，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在書中，以留學而言，未出國的人想出國；而出了國的人卻想回國。以三閭大學的職位而言，未到職的人想赴職，已經就職的卻想離開。以婚姻而論，未結婚的想結婚，已結婚的卻想離婚。

種種掙扎、糾結、徘徊與猶豫，閒愁幾許？

讓我想到叔本華關於人生是欲望與無聊之間的鐘擺的說法。欲望未達成時人想着如何滿足那欲望；欲望一旦達成，人就感到無聊，於是新的欲望又來了。

再讀《圍城》，過了“為賦新詩強說愁”之年，讀到的是各種“愁滋味”，只有感嘆：

天涼好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