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楚樓邊，莫愁湖上，又添幾樹垂楊。偏是江山勝處，酒賣斜陽，勾引遊人醉賞，學金粉南朝模樣。暗思想，那些鶯顛燕狂，關甚興亡！

戲曲究竟關不關興亡，是個問題。《趙氏孤兒》和《桃花扇》，都被譽為愛國主義戲曲作品，卻又從來費思量。《趙氏孤兒》是一部以家抗國的戲。如果要說在“新國”里宣揚“抵抗國家”就是對“舊國”的愛，或者舊主也姓趙但凡言“存趙”就是愛舊主，倒也幾分說得過去。《桃花扇》就更複雜，本戲的超級粉絲梁啓超先生話說得很重：“讀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義之思想者，必其無人心者也。”很像今天在網上罵別人漢奸者的言語，直欲堵住一切懷疑之口。不過，“興亡”有多關“愛國”，或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有多少重疊，仍然是個問題。

國家作為一種社會組織結構，一種行政司法形式，和一種資源分配占有共同體，由來已久。但是傳統上中國國家機器的最大得益者，士大夫階層，對國家概念，態度總是躲躲閃閃的。好用一些近義詞來代替，比如社稷，江山，朝廷，天下等等。反映了一種非常不情願地被束縛在這種結構中的態度。社稷，無可奈何祖宗留下來的；江山，無意志不亡不滅；朝廷，存個念想可出可入能夠選擇；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總之我在這個國家中是身不由己，未必出乎本心。實在要忠於什麼就找個君王吧，一對一咱們恩怨分明好算帳。所以用天下來代替國家，用君王來代替政府，是有潛意識基礎的。

《桃花扇》寫明末復社文人侯方域避亂南京,結識了秦淮名妓李香君。兩人一見鍾情。香君得知梳櫳費用皆出於魏忠賢餘孽阮大鋮，其意在結納方域，以求開脫惡名。香君義形於色，立即下妝卻奩以還。大鋮銜恨，乘左良玉移兵南京之時,謠言方域為良玉內應。為避害, 方域往淮南投奔史可法, 為之參贊軍務。甲申三月,李自成入京，崇禎自縊，奸臣馬士英、阮大鋮等即於南京迎立福王,建立南明朝廷。昏王奸臣不理朝政，征歌逐舞。馬士英、阮大鋮又屢屢加害香君，香君不屈，守樓明志，血染桃花，廷筵罵座，入宮軟禁。方域回到南京，被阮大鋮捕獲，也鋃鐺入獄。不久清兵南下，弘光、馬、阮出逃。方域出獄，隨道士張瑤星往棲霞山。香君趁亂出宮，也隨人入山。侯李二人在祭壇相遇，張道士以國、家之言點醒他們，二人雙雙入道。

關於《趙氏孤兒》作者紀君祥，我們所知不多。除了幾齣戲外，我們只知道他住在元大都，有幾個朋友是元朝漢人高官。孔尚任我們知道很多，他是在被康熙召到北京做官後，開始寫作《桃花扇》的。也許他們都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的當朝官員？孔尚任在戲中嚴格遵守了清朝定下的官方基調：明亡於李自成，南明亡於馬士英。後金是幫助明朝復仇的繼任者。這給孔尚任的寫作限定了框框。但《桃花扇》號稱筆筆有來歷，據說是很負責的歷史劇。可是整部戲看下來，孔尚任是徹底傳統的“權奸亡國論”，真心認定東林黨人（或繼承者復社）是忠臣，明亡於反對東林黨的奸臣當道。這也是為什麼康熙要了劇本去看完之後，什麼都沒說。一向熱衷文字獄的清朝，也沒有禁這部有民族傾向的戲。因為漢族官員有這種認識水平，對明亡國的原因作如此總結，清朝統治者們是樂於見到的。

《桃花扇》是一曲亡明的悲歌，更是東林黨（復社）的輓歌。戲中東林黨人都是正面形象，而判斷“忠奸”不依行為，唯一標準，就是黨派。奸臣就是：“這人原是魏黨，真正小人，不必理他。。。”。東林黨最擅長的就是“黨爭”，從北京爭到南京，亡了大明亡南明。《桃花扇》裡的所謂忠奸之爭，實際上是赤裸裸的黨爭的繼續。讓我們跳出戲外看看，亡國的真正原因。如果說明亡於“黨爭”不夠全面的話，說東林黨亡國卻不冤枉。因為這確實是一個亡國的黨，按東林黨的政策和做法，在哪一國當政，哪一國必亡。

明朝亡國的主要原因，是國家財政癱瘓崩潰。國家的稅收已經萎縮到了不能維繫正常國家功能的地步。氣候變遷，導致北方大面積災荒，需要購運糧食救濟；後金的崛起，增加了國防壓力，需要修城池發兵餉。這都是雪上加霜。而國家沒有錢，什麼事都做不了。就在這個時候，東林黨執政了。他們通過不死不休的殘酷黨爭，終於贏得了“眾正盈朝”，意思是所有重要崗位都被東林黨把持了。他們的政策就是兩條：第一就是禁錮皇權，皇帝除了講“仁義”之外別的什麼都不要做；第二就是不許加稅，尤其是不許增加工商稅和開礦收稅。

明朝的稅收不足問題由來已久。張居正的稅制改革在士大夫階層的反對下失敗了。皇帝想增加工商和礦業稅收，受到官員們的集體抵制，只得派太監去做。東林黨人煽動抗稅風潮，把出來收稅的太監打死了。東林黨主要由出身於江南的士大夫們組成，他們家裡或背後的支持人是江南的大地主兼大商人。這些人由於有功名在身，家裡田畝都是免稅的。增加工商稅就觸及到他們的經濟利益了。在“家”和“國”之間作選擇，東林黨是絕不會含糊的，一分錢的稅都不能繳。所以這個黨，是典型的有家無國。明朝實亡於家和國的鬥爭。這個時代的士紳家族，集體拋棄了這個國家。

國家稅收的惡化，也是這幫士大夫們造成的。到崇禎年間，江浙一帶僅進士就有六百多家，更有數不清的舉人。這些人不僅自己不繳稅，還能庇護家族同鄉。一個新進士一夜之間收到上萬畝土地的投獻是屢見不鮮的。東林黨人的精神前輩，當年不聲不響地瓦解了張居正的財稅改革的前首輔徐階，家中就有四十萬畝田。大部分都是投獻來逃稅的。每多產生一個舉人進士，國家就會損失成千上萬畝的田賦。唯一可能增加的來源就是原來近於無（三十稅一）的工商稅，可偏偏這些人家又都是大商人，有人家有幾千台織機（所謂東南資本主義萌芽），有人家在礦山海運中有股份。所以這是絕對不能同意的。

為了家族的利益，這些大戶人家資助族中子弟去爭取功名免稅，又資助黨爭去把握朝廷防止加稅。東林黨作為子弟和代言人，不負背後家族的期望。什麼災荒流民，什麼外族入侵，只要皇帝你講仁義修仁政，一切都不是問題，只要不讓我家繳稅。當皇帝要賑災要發餉時，戶部尚書可以理直氣壯地反過來向皇帝要錢：做什麼事，拿你皇帝的私房錢出來，反正我國庫里無錢。實在要加稅也不能加工商稅，只能加田賦（反正我家是免繳的）。導致小農戶的破產。他們成功了，逼得災民流寇，逼得士兵譁變，逼得皇帝上吊。

中國的黨爭最堅決最徹底的，要數東林黨，比今天的共產黨在鬥爭的堅定性上還要強。南明建都南京，算是進入了東林的地盤，更是斗得你死我活。就是在《桃花扇》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復社的成員在國破家亡臨頭之際，心裡依然只有黨爭的蠻橫。東林黨成員後來多先降大順，後投大清。史可法算是有骨氣的，但實在沒有能力。總督揚州兼兵部尚書，坐鎮江北一年多，手下十幾萬軍隊。結果敵軍尚未到，自己先把江淮防線搞崩潰了。只有一些家人部曲跟着他守城一天。平日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不枉他自稱是南明的“亡國罪臣”。被東林誣為亡國奸臣的馬士英，倒是一直堅持抗清，最後被清軍捕殺，剝皮充草。戲中卻編造他被雷劈死，黨人意氣，直蓋過國家民族大節。《桃花扇》對那段歷史如此描寫，大力吹捧亡國之黨東林，效果正是清帝康熙求之不得的。

孔尚任是個文學家，還是儒家的正統傳人，自然不能指望他能懂得治國之道。不過，那個年代，即使是較為傑出的思想家，也跳不出這種“忠奸”思維的框框。亡國後，復社成員顧炎武在他的《日知錄》中說：“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單看起來言之灼灼，如果放到明朝滅亡的背景下，聯繫東林黨和復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經歷，就可以理解，這裡所謂的“天下”和“國家”之辯，實際上是在為東林黨以及整個士大夫階層的亡國責任作辯護和開脫。意思是：什麼國不國的，其實我們根本沒放在心上，我們關心的只是“仁義”。

經歷明亡，士大夫階層或精英們，依然不願意承擔甚至承認他們對國家有多少責任。他們有一種自信，就是不管怎麼改朝換代，什麼異族統治者，治理國家都要靠我們。所以只要家在，國真的不重要。《入道》一出中，孔尚任借張瑤星道土的口說：“呵呸！兩個痴蟲，你看國在哪裡？家在哪裡？君在哪裡？父在哪裡？偏是這點花月清根，割它不斷麼！”這就是士大夫們對待國家的虛無態度。知識分子的風骨的確不還如妓女。亡國後李香君歸隱，她的情人，復社骨幹侯方域剃髮留辮出來考科舉。香君的姐妹柳如是願意殉國，她的老公，東林領袖錢謙益嫌“水太涼”。

秦淮無語話斜陽， 家家臨水應紅妝。春風不知玉顏改， 依舊歡歌繞畫舫。誰來嘆興亡！

誰來嘆興亡？當然是文人。中國的文人嘆興亡上了癮，成了一種惡趣。就像這把桃花扇，別人的血濺在扇子上，他來添枝加葉畫成桃花。

（畫完介）（淨看喜介）妙妙！竟是幾筆折枝桃花。（末大笑指介）真乃桃花扇也。

一次次地亡國，一次次地流同胞的血，真有這麼好笑嗎？魯迅先生對此如是評價：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凶，自衛，卻只顧歌詠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為，因為我們已經借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論睜了眼看》）。

就戲論戲的到此就該結束了。但想簡單交待一下近代以來中國人對待國家態度的轉變。

在古代，“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我們可以看到都在小心翼翼地避開那兩個字。到近代，“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國家終於走到了正面來了。林則徐是個先行者，因為他有眼光，比別人先看到了一個“三千餘年一大變局”。這就是中國開始從一個一國獨大的封閉環境，進入世界，卷進列強紛爭之中了。在世界舞台上，國家，只有國家，才會是正角。

林則徐的努力未能擋住帝國主義的艦隊。中國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時期。說是“各半”，其實是“兩重”。弱國之民，除了被自己國家壓迫，還要再被其它強國剝削。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過的。中國的平民，原來對國家是冷漠和疏遠的。管你是什麼國，總得要有人種地。天生我種一份地，納一份糧。但是現在，同樣種一份地，要納兩份糧。伺候了官大人，還要伺候洋大人。這比任何改朝換代都要痛苦得多。平民們第一次認識到，自己國家的強大原來是如此重要。義和團就是一次試圖能選擇一個國家，擺脫雙重壓迫的自發運動。

中國的精英階層，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原來他們是如此地自信，不管如何改朝換代，治理國家，管理民眾，都離不開他們。因為他們手中有文化，有高級的文明教化，凌駕於任何國家之上。但是這份自信，在外來西方文明面前開始瓦解。他們能感覺到那個入侵的文明，似乎在治理國家方面，更強大，更有效。沒多少人願意承認是文明的虛弱，寧願認為是國家虛弱拖累了文明。精英們開始迷惘到底是文明造就國家，還是國家造就文明。但是無論如何，國家看來還是重要的。不管是為了證明文明，還是挽救文明，讓我們開始“強國”吧！

中國現代的“強國夢”，甚至基本的“國家意識”，是被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打出來的。曾經一直是個夢，到底要做什麼，誰來做，一直在爭吵不休。儘管梁啓超已經對顧炎武的“天下”和“國家”之辯很不舒服，喋喋不休論證好多，卻總不願捅破那層窗戶紙。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情急之下，知識分子們把這句話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直接改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才標誌着精英階層的一次徹底轉變：現在國家優先於其它。

從伶人在舞台上的表演也能管窺幾分。周信芳的代表作是《徐策跑城》，是一出“有家無國”的戲。不管我是不是犯了國法，你國家敢動我家的人，我立馬就要“紫禁城殺一個亂紛紛”。但是，當日軍的炸彈落在閘北時，偌大的上海，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舞台了。他馬上排演了《明末遺恨》。其中《殺宮》一出，當崇禎自殺前拔劍砍向公主時，公主問“孩兒何罪？”周信芳扮演的崇禎回答：“兒身為中國人，就是一樁大罪！”這是周信芳現改的。原來劇本中崇禎的台詞是：“兒呀，你是無罪，怎奈你生在這帝王之家，你就大大的有了罪了！”這又是一個從“家”到“國”的轉變，反映了在平民中的國家意識的覺醒，並不晚於知識精英。

中國，作為中國人的國，有一份原罪。作為一個國家，能被它的國民所認同，能被它的精英所重視，似乎要感謝帝國主義的壓迫欺凌，感謝日本人的野蠻暴行。否則，它到底是個國，還是個“天下”，都身份不清。不過，與中國的歷史長河相比，這百來年只是彈指一揮之間。將來有一日，當列強的堅船利炮遠離了海岸線，當“百年積弱”已成為歷史背影，在一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文化里，在一群癖好詩賦“嘆興亡”的人群中，這個異己力量，會不會淡出視野，再次化作“桃花扇底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