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今天的發展，無論是在政治、經濟、科學、還是社會其他方面，其絕對速度都是舉世無雙的。我認為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因為文革是中國歷史上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場真正的思想啟蒙運動。今天的中國人，在思想上現代化得最徹底。雖然是以荒誕的形式進行的，但通過文革，毛成功地將中國人，從一夥順民轉變成了一夥“刁民”。而刁民，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礎。近代資本主義的發源地，意大利荷蘭等，都是一夥伙的刁民。美國立國之初，也是刁民成群，既不服英國，也不服大陸會議。刁民是無法被完全專制的。華盛頓做不做王，無關他自己想還是不想的問題。

進入現代社會的標誌，就是消滅了貴族。人類直接以個人的福利為第一驅動和理由，不再需要依附任何神聖的信條和教義。平等是公平交易的前提。貴族的前提是特權，無特權就無所謂貴族。而特權，就是不依公平交易原則而取得的權力。貴族就是天生或者無條件地要比別人在社會生活中有權威。雖然貴族可能有窮有富，有強有弱，但一定要比非貴族有權威。要讓別人服從這種權威，就必須有某種不以人的努力而轉移的東西為依據。比如高貴血統，神靈欽點，道德高尚，智慧超人，聖人真傳等。

貴族統治的思想基礎，就是神聖信條。究竟是先有貴族，還是先有神聖信條；或者究竟是何為“貴”，還是憑何而貴，是一個“雞和蛋”的問題。一種互為因果的共生關係。例如宗教：掌握通神能力的一定是貴族，而成為貴族依據又是掌握通神能力。還有知識：原來知識是貴族壟斷的，但後來掌握知識又變成成為貴族的標誌（唯有讀書高）。權力更是如此：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分不出原因和結果。而這些支撐貴族資格的東西， 沒有一個能夠先驗證明自己高貴性的，其實都是可以被人為的努力改變的。所以，必須將它們神聖化，偽裝成先驗性的東西。結果就是，神聖的東西就是高貴的，高貴的東西就是神聖的。只要在思想上建立起神聖等級觀，你就無法挑戰，也無從挑戰。因為這是個封閉的系統。

特權既是標誌，也是目的。但貴族只能是少數，沒有能力也不可能付出這麼多代價，時時刻刻靠武力來維護自己的特權。必需通過在思想上的神聖化，從而不允許質疑，不允許褻瀆，成為天經地義。這才能讓芸芸眾生不去挑戰。而我們生活在這樣的等級社會裡幾千年，思想上已經強化了這種神聖觀念，即這個世界上必須有些東西比其它的高貴，神聖的東西應該支配我們的思想和生命。這些東西雖然可能隨時間地點而變化，但只要人類有了神聖思維定式，他們就無孔不入。任何東西，比如血統、職業、技能、軍功、膚色等等，都能被接受。因為我們的思想體系，已經必須依賴這些支撐點才能運轉。

貴族為了維護天生的精神權利，同樣也要用世俗的福利來證明。所以，貴族政治就會反對進步和變革，以免出現經濟利益上的挑戰。貴族是進步的阻力。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清算貴族的歷史。要反對貴族，第一件事就是去神聖化。這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所作的。思想啟蒙的根本就是去神聖化，從而達到真正的擺脫精神枷鎖。文藝復興開始用人來代替神，這並沒有完成啟蒙。其實以人為本和以神為本，本質上是一樣的，因為人神是互為模本造出來的。但歷史就是這樣發展的，第一步先用人代替神，去掉第一層。第二步再宣揚人人平等。啟蒙的精髓在於“上帝已死”，而不是上帝換人了。

不過潛移默化顯然太慢，所以，在王權比較強的地方，比如英國法國，先後處死了國王。公開砍頭是最便宜的去神聖化的宣告。無可奈何，喜歡不喜歡，人血總是歷史前進的最有效的潤滑劑。這也是歷史的必然性。像意大利和荷蘭等王權不強的地區，就沒必要公開處死。荷蘭還因為民主的架吵個沒完沒了，還請了個國王去做擋箭牌。但這王和以後進口轉外銷的英王一樣，是精神和肉體上已經去勢（去神聖化）的，人畜無害。因為大家都知道，坐在王位上的，也是隨時可以上絞架和斷頭台的貨。

而中國這個過程完成的很晚，一直到二十世紀末。中國的過程與歐洲相反。從肉體上砍殺國王，從戰國到唐宋，無數次重複做濫了，卻沒有思想啟蒙。五四運動並沒有完成任務。“打倒孔家店”、“請來德先生賽先生”。這非常容易理解成是讓“孔先生”把神位讓出來，好把“德先生”安上去。其實是一種換湯不換藥。真正要打倒的，並不是某一家店，而是這家店天然凌駕於其它店之上的神化地位。孔家店，孟家店，德家店，馬家店，都可以開。但應該都是人間商鋪，別規定誰是萬靈神藥。你相信什麼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絕對相信。

中國貴族的神聖化，早已經從血統上轉移到了文化方面，比如智慧仁德或聖教。文革前的中國，還是一種混合了神權、（家）族權、皇（官）權、聖（德）權的社會。只要還是傳統的等級社會，神聖文化，天地君親師，打倒一個另一個就自然填補上位。所以，毛選擇文化下刀是非常準確的。他發現從思想上消滅神聖畏懼，其實有一種比砍頭更有效的辦法，就是褻瀆。神性最害怕的是被褻瀆。這一點，他做得很徹底，或者說矯枉過正。他的辦法就是整個社會的“脫神聖”。手段是通過顛覆，迫害和羞辱。通過將原來最低賤的事物推上神聖的位置，來打倒原來的被奉為神聖的事物。從而一切：神仙，帝王，生命，道德，知識，家世，輩分，家族，血緣，技術，職業，文藝，功勞，長相，風度。。。所有東西都一樣貴，也就一樣賤。

魯迅說過，在中國，你必須要鬧着拆屋子，他們才肯同意開窗子。文革就是如此。在短時間內，天翻地覆，滄海桑田。所有人都捲入絞肉機，血肉靈魂橫飛。既觸及靈魂，也觸及肉體。這樣做，對消滅神聖感是最快最徹底。至於這樣做好不好，各有各的看法。因為好不好是沒有客觀標準的，各自從利益出發。讓判斷變得困難的是：個人之間，個人和集體，國家和民族，短期和長遠的利益都是不重合和相互衝突的。對一方好未必對另一方也好，所有個人的利益加起來，並不等於是全體的利益。所以，在作好壞判斷時，是不可能一致的。

毛雖然把文革推倒了極致，但他身前只能完成一半。為了推行這種完全逆世俗人性的運動，他必須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威。結果造成了一個新神。所以，他要靠自己的死亡來完成另一半，補刀的就是以鄧小平為首的媚世的領袖們。批毛在實踐上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對毛的否定越徹底，文革就進行得越徹底。把這最後一個神聖泡泡戳破之後，中國社會再也沒有神了，去神聖化的任務就完滿了。文革，必須從“就是好”變成“就是壞”；毛也必須從“神”成為“魔”。這個過程，完成了文革在邏輯上的自洽性。可以說，有過文革，崇過毛，又批過毛，中國的思想啟蒙工作，基本完成了。

現實的荒謬來源於對邏輯信條的違背，但歷史的荒謬則帶着自身的歷史邏輯。文革的荒謬性，在於它不僅靠砸碎眾神像來達成自己，還靠毀滅自身來完成使命。它把眾神毀滅，匯成一個毛神，然後命定般地倒塌。然而，對於毛，真正反對文革精神的人，偏偏不敢徹底否定。因為文革精神的自然延續，需要我們去嘲罵他，清算他，褻瀆他，侮辱他，甚至辱屍。毛生前就知道，他死後一定挨罵，還要超過秦始皇。但很諷刺的是，罵他，也成了完成他的文革事業的一部分。包括今天的畢姥爺，也在為文革添磚加瓦。文革結束的真正標誌，應該是文革本身和毛澤東被徹底否定。

要去掉神，最快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將它打倒一次。神像被砸碎後，就再也拼不完整了。這個道理，革命專家毛很了解，革命專家鄧也很了解。但今天一些反文革的人不了解。他們為了批判文革，奔走努力要建立“文革博物館”，來宣揚文革的荒誕性。但他們不懂，如果想要恢復文革中被羞辱的神聖性，就不能再次展示它們的毀滅。展示的過程相當於又褻瀆一次，神聖性就又褪色一成。只要人們知道了有些年份這些東西都成了糞土，這些神壇的基礎就如冰雪一樣被懷疑所溶化了。思想革命與其它不同之處，在於人的思想首先是他（她）的回憶。喚醒了思想革命的回憶，相當於革命的繼續。

所以，一方面，鄧必須批毛，不然無從否定文化大革命。鄧成了當權者，覺得還是一夥順民統治起來比較舒服。所以他想維護某些東西，比如權力和地位的神聖性。另一方面，他不敢全部否定毛，因為你一旦指責一個舊神不是真神，新神同樣會受到懷疑。除非承認從來沒有神。他搶到了神位，卻發現沒有了神壇。神壇被文革拆了，石頭都丟到了河裡。他摸來摸去，沒有一塊是能站得穩的。他也無法再建神壇，因為當眾毀了又建，就一點神秘感也沒有。大家都知道，這和壘個豬圈雞窩沒多大差別。他和同夥能做的，就是堅決不允許建立文革博物館。

當然，永遠有人不滿意無神的狀況，總想用新神代替舊神。打倒了毛神，就必須再豎起蔣神，華神，耶神等。但在一個已經完成去神聖化的社會，這只能是徒勞。英國復辟了，但現在的女王，和克倫威爾絞死查理一世前的英王一樣嗎？帶着同樣的王冠，但王冠上已經沒有神聖的光環了。現在你可以再豎起無數神像，不過充其量是泥塑木偶。

對於文革，有人說文革只是破壞，沒有建設。那是不理解啟蒙運動的本質。啟蒙，最終目的就是打破思想束縛，消滅崇拜。如果像有些人說的，啟蒙中建立起了什麼新的正確的思想，就很值得可疑是私貨。這不像是啟蒙，倒更像一場換神運動。只是換一個更“好”的神來拜，思想又會回到舊模式中去。神聖性，不僅設立了思想的禁區，而且培養了思想的惰性。思想是極其懶惰的，人類總是用現成的神訓和教條去解釋一切，直至遇到極端的荒謬而無法繼續。文革終於迫使讓中國人基於自己的腦子，真正思考了一次。

有人說現在又和文革前一樣，文革並沒有多大影響。其實根本不一樣。現在你看到官員，不管好歹都罵是貪官；見到教授，都稱是叫獸；見到富人，都歸為奸商。就愛拿國家主席開心，這些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文革的效果。普通人現在也拜官員，巴結教授，討好大款，但只是為了辦事拿文憑賺錢而已，你並不相信他們有什麼天賦異能，永遠懷疑他們的手段的正當性。對他們已經沒有心甘情願崇拜和尊敬了，也就沒了畏懼和馴服。文革後的中國人思維方式已經根本改變了。現在幾乎沒有人輕易屈服於任何東西，包括命運。是非成敗對他們來說，都有原因，但並沒有理由。

有人擔心文革重來，這是不可能的。文革這種啟蒙運動，只能由像毛一樣的威權人物作一次性消費。當年整官員，是為了消滅權力崇拜；整知識分子，是為了消滅知識崇拜，學生整老師，是為了消滅師道尊嚴。知青下鄉，是為了消滅城鄉隔閡。總之，想要消滅一切崇拜和神聖感，為了將來鋪路。又不是為了消滅官員知識分子老師或城鄉本身。今天權力，知識，身份，階層之間雖然仍有差別，但先天性的權威不存在後，文化革命的對象已經消失了。

主觀上作有益還是有害判斷，客觀上都不改變文革是對中華民族的現實和長遠影響力最深最廣的歷史事件。文革為所有中國人掃除了精神束縛。至於當事人的血淚控訴，也是有道理的。文革基本上是毛強加給中國人的思想大躍進。文革的手段，是反人性的；運動中，是草菅人命的。這是它殘酷的一面。在一個打倒一切神聖性的時代，單獨要求人性和生命保持神聖性是不可能的。不過，也許可以問一下：人性一定是不允許挑戰的嗎？生命是神聖的，是一個真實或有依據的陳述嗎？

不得不說，現在大家沒有回頭路，只能向前了。神聖基準的毀滅，意味着整個思想基礎的改變。這是非常的痛苦的。因為這一點反文革的人，未必比因為受迫害而反文革的人少。但無可奈何花落去。帝王不聖德，沒天命。人民同樣也沒有。把人民神聖化，一樣是別有用心的人做的。要麼是用來作為反帝反神的棍子，要麼是想以人民的名義牟利。啟蒙的結果，就是揭示了所有的權力，只能是人類之間永恆的鬥爭和平衡的結果。不付出代價，僅憑名義就取得的權力，就是特權。特權是不負責任的，只因為未曾付出相應的代價。

這種沒了神聖感的狀況讓很多人不舒服。因為沒有了神，一切要靠個人自己思考和掌握，太難太累。有些人就把所謂“貴族精神”又祭出來了。相當於大家都知道沒有神了，還要塑出個神像來娛樂。文革後中國出現了很多崇拜回潮，比如科學知識。改革聖人，甚至金錢等。但每當這些新貴搶到神位，卻發現已經沒有神壇了，現在中國人的思想是一馬平川，白茫茫大地。沒有一個神或人能像以前那樣，獲得信徒的全心全意地崇拜和忠誠。贊成或反對，舒服或不舒服，我們都經過了文革的洗禮。當然，這場洗禮不是堅定了什麼信仰，而是瓦解了信仰。我們多少都獲得了一種對迷信的免疫力。

當然，在今天，我們依然有很多人在懷念美好的“貴族精神”，其實是不了解我們原來“美好”的定義，就是按照“貴族精神”建立起來的。是同義反覆。人們津津樂道的高貴品德諸如：不計報酬的奉獻精神；追求美雅的文藝精神；慷慨施捨的慈善精神；溫文禮讓的紳士風度等等。這些精神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與別人直接利益競爭，所以我們感覺特別美好。但是，我們經常忘了前提，或者以為能夠和基本前提分開。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貴族是被保證了經濟和政治特權的，他們不需要競爭生來就能獲得權力和利益。如果沒了這種特權，貴族需要為生存和糊口而奮鬥時，這些精神都會見鬼去了，起碼不比平民多。那些鼓吹者，難道是在為了有這些“貴族精神”的人，再次申請享有特權嗎？

在今天的現實中，任何想販賣“貴族精神”的努力都是徒勞的，沒有物質特權支持就沒有“貴族精神”存在的基礎。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努力，倒是可能實現的。但是，我可以預言，當初努力建立的人，會是後來最想拆掉的人。文革由於其極端的荒謬性，從而形成了一個怪圈。無論是反對的還是贊成的，都不知道該站在哪一邊，只能自覺和不自覺地跟着走。今天我們看到：有人因反對文革而罵毛，同樣有人因反對文革而挺毛；有人因贊成文革而捧毛，同樣有人因贊成文革而毀毛。各有各的思考，雖然這些人對自己的動機和意識未必很清楚，但最後的結果都會與他們的努力背道而馳。

這正是現代啟蒙運動區別於古典啟蒙的地方，一旦發生就沒有回頭的可能。文革的目的達到，卻是在正式宣布結束後幾十年才完成的。文革需要反對，文革得益於反對。為反對文革而建立的文革博物館，一定會為真正的文革紀念碑添上最後一塊磚石。任何當時的一本正經，最終都會淪為笑料；而荒誕本身，卻有歷史上的理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