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許多國家有吃飯難題，也有許多國家解決了吃飯問題。但因為“包產到戶”而解決的，似乎一個都沒有。世界上也的確有曾過許多國家“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但通過政治上的“撥亂反正”就免於崩潰而立刻轉身騰飛的，似乎也未曾有過。是政治強暴經濟，還是經濟自願披上政治的虎皮，二十世紀中國現象肯定會是最豐富的研究對象。我們可以研究一下從抓革命促生產的崩潰邊緣到底泄漏出來些什麼，讓改革開放可以一舉騰飛。

中國前三十年的強行工業化戰略，一直是走的高積累低消費道路。鄧小平們首先面臨的就是這個戰略慣性，而高積累的慣性一直持續了整個八十年代，一直衝到九十年代中期。按十年計，八十年代應該是積累率最高的。鄧小平對此比較淡定，亦喜亦無奈。喜的是，高積累意味着高增長，長期成績單有了。陳雲李先念對此有些着急，擔心影響了消費提高，顯示不出改革新政的優越性來。全世界當時對中國的長期高積累一直有微詞，我的經濟學教授們也學舌憂國憂民。但後來顯示高積累並沒有出大亂子。

積累率，或者說是產出中的再投資比率，是一個比較籠統地概念。包含了多種結構上的分配。首先是財政上，財政支出中有多少是投向基本建設的，這是由政府掌握的，是前三十年的主要調控手段。其次是金融上，居民儲蓄率和貸款投向，以及外匯收支等。中國老百姓過了多年勤儉日子，一直保持着世界上最高的儲蓄率。八十年代的人民生活水平並沒有隨着收入提高增加太快，但儲蓄增長速度是經濟增長的幾倍。雖然同樣吃糠咽菜，但老百姓覺得賬戶里的錢畢竟算自己的，感覺上要好多了。直到後來用房地產掏光了普通居民的積蓄才轉變了局面。同時外資流入增加，如八十年代的大城市許多市政設施是用日本政府低息貸款建造的（很遺憾用美元計價的早期貸款，最後因對美元日元升值而人民幣貶值，變成了高利貸）。

最能真實反映的應該是產出產品結構，即資本品和消費品的比例。但進入八十年代，中國工業化進程加快，工業能力迅速向社辦企業、集體企業、甚至民辦企業擴散，而且輕工業的指數化擴大生產，都形成了對生產設備和材料原料的需求井噴，倒過來逼着重工業擴大生產。所以八十年代的高積累，有很大程度上是市場需求拉動的。正是這多重因素疊加，推動了積累率的長期居高不下。中央政府倚靠財政和國企等以往主要調控渠道，已經力不從心，不斷被倒逼去順應市場。當時政界經界一片驚呼失控。而今回首，正是由於這持續的高積累，才保證了中國工業化的持續深入並迅速完成。而且，這個過程表明，外資對中國的積累過程提供了錦上添花的作用，並不是決定性的。外資最大的幫助，是帶來一些先進技術，並有利於雙邊的市場開放。

中國從五十年代初開始的加速工業化的趕超戰略，到八十年代初已經被頑強執行了三十年，形成了強大的戰略慣性，並已經具備自我強化加速的能力。鄧小平接班的時候，像被歷史的洪流卷裹着向前，速度越來越快，讓整個領導層自己都害怕。幾次調控減速，所能作的也就是控制一下貨幣發行量，強行下馬項目等。但鄧小平也不是尋常弄潮兒。他知道在經濟上並不需要另起爐灶，只要通過政策調整，把前三十年積累積聚的能量釋放出來，就足夠能同時完成繼續工業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兩個目標。

在1985年發現貨幣發行手段已經用盡後，他推出了臭名昭著的“軍隊經商”政策。固然是收買軍隊的需要，但我想他的初始目的肯定不是想放出腐敗這隻老虎。而是要放出軍工生產力這隻雄獅。中國的軍事工業是技術裝備水平最高的部門。從開始完全沒有重武器生產能力，到70年代末，不僅能出口飛機坦克等傳統武器，生產的導彈和雷達等也在國外戰場上實用效果不錯。而且，中國軍工多年優先發展策略是備戰，重技術積累更新換代和儲備產能。每代裝備都是少量生產試驗使用為主，從來沒有開足能力生產過，閒置生產能力相當大。讓軍工技術裝備優勢向民用擴散，是非常容易和能夠快速見效的。事實上也是，八十年代市場上的彩電冰箱空調摩托，很多都是軍工企業生產的。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前三十年不斷積累的國營重工業的生產能力，向輕工業和民營（集體）企業擴散。除了國營和大集體的企業繼續增加外，從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社隊企業（後來的鄉鎮企業）、街道企業等迅速興起，知青回城就業，三線企業的家屬安置，甚至軍工和國營大廠辦第三產業等，都催生了新工業企業建立的高潮。一時間採購員滿天飛，到處尋找設備和材料。八十年代這些新興企業是沒有進口條件的，他們所需要的所有技術裝備，都只能是國產的。這個時候充分檢驗了以前重點發展重工業和基礎工業的戰略執行成功度，不知不覺中，中國已具備能力為擴大工業化提供裝備！

其實，更早一些，在七十年代中後期，已經能感覺到中國工業化，正在接近爆發式增長的臨界點。四三方案中的一個大項目，武鋼一米七軋機工程1974年動工，1978年試車。隨後幾年，這個項目成了我的工業布局教授的口頭禪。年年講月月講，一會兒大吹先進性，一會兒抱怨選址不當，武鋼不具備配套能力。他既沒參與決策也沒參加建設，卻祥林嫂似的讓我們發笑。但他的雞血點，反映的是整個中國工業界的興奮度。當時全國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個企業，都在翹首以盼等着這個軋機的產品。有了保質保量的大規格冷軋薄鋼板，許多產品從不可能變成可能，多少產品質量會升級換代，生產的技術難度和成本都會下降。這一直是一個困擾的瓶頸。而這個項目遲遲不能正常量產，不知急死了多少廠長供銷科長的腦細胞。

這反映出中國的全面工業化和那些進出口替代戰略道路的不同之處。其他國家引進類似的設備，也許只是在出口產品單上多了幾項，或者省了些進口的外匯而已。但在中國的全面自主的工業體系中，任何一項技術突破，其效應和成果都會被百倍千倍地放大擴散。即使是技術引進，中國的學習保持發展提高能力和效率，會遠遠超過其他國家。有了全面的工業基礎，項目就不會因為國外的配件斷供或技術人員撤離完全失敗，不會因為產品換代或市場效益的變動，而浪費掉全部努力。這種種跡象，已經預示着中國道路最終取得成功。雖然當時人均收入水平還很低，但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完整的工業體系，有自己的核心能力。在具體的單項技術水平上可能有代差，卻已經和所有的什麼“小虎”“小龍”不在一條跑道上了。

支持中國趕超戰略的核心力量，也是前三十年積累的最大成果，應該是中國的產業工人大軍。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號稱工人政黨，還立過兩任工人總書記，但本質都是些農民。因為中國當時工人階級尚未成形。五四運動時，全國大約有200萬產業工人（不包括個體手工業者和雇用五人以下的作坊）。三十年後，到1949年翻了不到一番，尚不足400萬人。而且其中一半以上在輕紡碼頭礦山上作低技術工作。再過三十年，到1978，這個數字二十倍達到了8000萬，這還是主要統計了國營和大集體企業的數據。可以說，中國的工人階級，是在中共執政推動下新造出來的。可等到這個數字到九十年代再翻番時，中共卻用“三個代表”作宣言正式背叛了這個階級。

1978年的八千萬中國產業工人，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隊伍。說他們普遍磨洋工不出力，是對他們多年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下流政治誣衊。他們的現代性，超過中國所有的其他階層。他們有着最高的工業文明素質：勤勞、守時、守紀律、會協作，能專注、有創造性。為了追求事業工作，隨時願意離開城市和家庭。他們不是包身工，不是流水線上的木偶。托抓革命促生產的福，他們經過文化和技術培訓。許多人參與過技術改造和技術革新過程，參加過各種“三結合”和“攻關”小組等。所以他們還多少懂些企業管理，甚至懂些政治。

他們是中國工業化進步的真正財富和動力。無論是在創業打基礎階段，還是在後來的工業擴散和高速發展階段，都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主體作用。這批工人，許多人都經歷過不止一次的白手起家，參與過工礦企業從無到有的建設全過程。在後來中國工業迅速向民營企業擴散時，許多新廠就是靠着請幾個國營大廠的老工人，在業餘時間來指導幫助建立起來的。他們能夠將設備購置工人培訓管理組織等全套企業架構，迅速搭建起來形成生產能力。所費不過一點加班費和農副產品禮物。我想在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有這樣低成本高效率的事發生，也找不到這樣多素質全面的工人。世界經濟界一直在驚嘆德國和日本二戰後的迅速恢復能力。當時工廠被炸平，企業破產，頂尖科技人員連逃帶虜。唯一健在的和依靠的就是這些國家的熟練產業工人。正是文革後中國工人的素質，已經全面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所以中國的趕超戰略，才有了根本保證。

（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