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張宏傑《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

讀這本書常有時空錯亂的感覺。讀的是朱太祖，頭腦里湧現的卻是毛太祖，兩人有驚人的相似性。

作為打天下的開國皇帝，朱太祖和毛太祖都是出身草莽，造反創業。沒有受過正規教育，都號稱有軍事謀略。其實中國人都是天生的軍事家。中國人不善坦誠合作，也不善公平競爭，而獨善於破壞規則的惡性競爭。這在戰場上得到最大發揮：不擇手段，用最大的惡意去揣測對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對方的弱點；光明正大地使用陰謀來欺騙對手，欲擒故縱、調虎離山、引蛇出洞、金蟬脫殼、圍魏救趙、暗度陳倉、借刀殺人…。中華民族不是一個智慧超群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學家、大科學家人才輩出。中國的自然科學成就只是工匠們在千百年勞作中偶然發現的積累，社會科學亦缺乏嚴謹的理論體系，更多的是語錄式、片斷式的靈感火花。但另一方面，中國人又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一個民族。在這片人口擁擠的土地上，也許是因為生存異常艱難吧，中國人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了“琢磨人”上。中國人的謀略文化特別發達。姜子牙、諸葛亮、劉伯溫……這些智謀大師歷來是中國人崇拜的對象。而張仲景、張衡、祖沖之等自然科學家卻不為普通人所知。

中國歷史上最殘酷的皇帝之一的朱元璋，登上皇位前對百姓擺出的卻是一副最和善的面孔。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隊一直是“仁義之師”，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豈料據有天下，人民被納入他的牢籠之後，他從寬厚仁慈一變而苛刻殘酷，舉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殘殺功臣，成為讓所有人膽戰心驚的魔王。

朱元璋的明朝帶有不少烏托邦的色彩。朱元璋的經濟措施的一大特點就是高度的計劃性。朱親自擬定的計劃無微不至。符合朱元璋凡事要求皆在自己控制之下的個性，桑麻棗的比例，全國統一的計劃，理想主義的設計。朱元璋的互助社構想包括聞鼓下田，頗像毛時代的生產隊打鐘出工。

大明王朝把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每個人一生下來，就會被政府登記在戶口本上。長成之後，子承父業，一輩子不許隨便遷移，不許隨便改變職業。為了統治的方便和社會維穩，建立了保甲制度和互保連坐，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單位。每一件事都有成例，每一件事都有定製。強調政令統一，強調意識形態的純潔和一元化領導。 “學《大誥》運動”是朱太祖晚年為了整頓官僚隊伍清除腐敗現象，而在全國範圍內興起的一場官民大學習和群眾大造反運動。這一運動和“文革”有着相似之處。大誥戶戶一本，有如毛選。朱元璋下令表彰民間學《大誥》先進分子，“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並舉行盛況空前的“講用大會”，“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並賜鈔遣還”。 朱元璋還呼籲人民造反：任何人都可以衝進官府，捉拿他所不滿意的吏員。呈現出“三明治式”的治理方式，皇帝與底層農民聯起手來，共同擠壓社會中間階層即地主和官員的生存空間，開創了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奇景觀。

朱太祖和毛太祖一樣喜歡社會大躍進，都有激進主義者的特點：看事過易、意氣用事、態度偏激、思想狂熱、喜愛暴力。朱元璋命各鄉各里都在村頭街尾建造兩個亭子，一個叫作“申明亭”，一個叫作“旌善亭”移風易俗，改造思想、改造社會。每個月的初一、十五，都要把全村百姓召集到申明亭來參加學習，宣讀並講解《大誥》、《大明律令》、《教民榜文》，把皇帝的聖旨和身邊發生的事例結合起來，深入宣傳，使全里人戶感戴皇恩，不敢犯法。化民成俗的舉措做到經常化、制度化。在城鄉各地開展得廣泛、深入，無論在規模、影響和實效上都開創了人類史的先例。

在此前的中國歷史上，皇權從來不是無限的，而是受到官僚體制、政治傳統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在許多朝代，皇帝只管重大國策，日常政務由丞相等高級官員代理。唐朝的門下省可以駁回皇帝明顯不合理的詔令。宋朝的參知政事扣留皇帝手詔三日不傳達，皇帝也無可奈何。唯有在朱元璋時代，皇權實現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擴張，突破了層層限制，變得無所不能、無所不管。皇權管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朱太祖認為老百姓被管得嚴一點，不但不妨礙幸福，反而增進了人們的安全感。治理就是管理，紀律和秩序就是好的管理。認為自己是正義與公理的代表，有權為老百姓規定正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乃至審美情趣。穿衣戴帽，居住面積，反奇裝異服。把老百姓當豬喂，沒有個人自由。專制社會之中，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在於抑制人民的主動性和活力。西方個人主義強調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及個人的獨立性。約翰·密爾認為，個性自由和專制統治的鬥爭狀況，決定着一個民族的盛衰和浮沉。伴隨着個性的舒展，人類生活也就變得豐富、多樣、生氣勃勃。在專制社會，人類生活必會變成一池死水，首創性極度缺乏。人心的這種低下狀態又導致平凡的統治，平庸、落後的民族便將出現。

朱元璋忘恩負義，殺戮功臣，卻教民向善，虛偽到家。這一點兒也像毛太祖，兩性關係混亂，卻要求全國人民保持性貞節。中國歷史上的皇帝，受到毛稱讚的很少，大概只有兩個：第一個是秦始皇，第二個就是明太祖。毛指出，吳晗對朱元璋的批評過當，把朱元璋晚年寫得太壞。毛肯定在朱身上看到了自己，故而惺惺相惜。

建文帝削藩：如果他厚黑到底，也有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諸王一個措手不及，從而一舉消滅潛在的危險。而他卻又愛惜面子，拖泥帶水，舉動錯亂，從而鑄下不可挽回的大錯。因為他想做一個符合儒家教條的完美君主，一舉一動要講究名分，要削藩，就要找到冠冕堂皇的藉口。其實，真正的有為人物，做大事並不需要認真的藉口，有藉口要做，沒有藉口製造藉口也要做。做成之後，自有人來擦屁股。

儒家的倫理標準，基於人性本善的假設，要求每個人都壓抑心中的自然欲望，通過自我克制，服從於僵硬的道德教條。它沒有為人的自然本性中軟弱的醜惡的一面留下彈性空間，不承認人的平庸和趨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對人的基本物質需要的尊重與關懷。它只有最高標準而沒有最低標準。它也許能激起社會動盪時期的某種道德狂熱，卻不適宜作為普遍意義上的人性調節器。王朝板蕩，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選擇做貳臣，不成君子只能成為小人，不成為天使就只能做魔鬼，不進入聖祠就只能跪在歷史的恥辱柱前。這裡，只有道德教條的嚴酷壓力，沒有為現實人性的軟弱和不完美預留一點彈性空間。洪承疇和吳三桂在儒家道德壓力下，就在這兩極之間轉換。

吳三桂是悲劇人物，兩次背叛導致上上下下的家人都被殺掉。同時導致朝代更換。既誤國，又誤家，誤身。當斷不斷，幾次猶疑，都為了保家人和紅顏，但最後既失家人，又失戰機。

西方社會沒有中國這樣多而且劇烈的農民起義的原因：由於西方社會從來沒有發展到如中國這樣高度一元化和高度剛性的程度，農民們在與領主利益發生衝突時，往往有各種反抗的渠道，比如聯合起來向國王請願。歐洲國王們的王權是脆弱的，有限的，國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來與貴族博弈。這樣，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契約關係。當內部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被統治階級有渠道進行訴求，不同利益集團會坐到一張談判桌上來協調各方的關係。中國農民卻沒有類似的訴求渠道，像抗稅抗捐這樣微小的反抗總是被無情鎮壓。沒有自我糾錯能力的社會，造反是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