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讀完了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上帝的中國兒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一書。

這部書讀得斷斷續續，前後大約有兩年。不順利的原因是史景遷選擇的角度。這是一個比較偏的角度，這個角度把太平天國造反（或長毛之亂、洪楊之亂）安排在了從東漢末年的黃巾軍造反與二十世紀的共匪之亂的系列之中（考慮到洪秀全造反的時間點，我們甚至可以說，太平天國之亂具有某種承先啟後的意義）。

這個角度就是：宗教與權力之間的關係。

在史景遷看來，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屬於所謂的“千年主義”、或“千年王國”（Millenarianism）宗教思潮。這是一種把世界分成善惡二元，把歷史上的一千年作為善惡對抗的時間點，認為每一千年，就會出現善惡大對決，歷史會出現翻天覆地的大變化的一種看法。

千年主義被視為起源於公元前兩三千年的古埃及和古蘇美爾。約在公元前1500年，波斯的智者瑣羅亞斯德（Zoroaster），又稱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開始宣講了“千年主義”（millenarian），聲稱將會出現一個最後的、消滅了混亂的、永久和平的世界。

這一思想影響到了基督教，據說在新約聖經的《啟示錄》可以看到千年主義的影響。

有趣的是，在公元二世紀（漢末）的“太平道”，也即《三國演義》中提到的張角、張梁之亂中黃巾軍信奉的宗教，也與這一千年主義似有暗合之處。

之後的歷史是這兩種似乎獨立的千年主義宗教思潮在各自的環境與歷史中繼續發展演化，直到1830年代，當歐美傳教士把暗含千年主義思想的基督教傳播到清帝國的南方沿海地區，影響到了洪秀全。

作為讀過點書的人，洪對於中國歷史上的治亂不可能一無所知，再加上明朝末年開始流傳的《三國演義》對於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的半歷史半虛構的敘述，洪極有可能聽說或閱讀過。

而基督教中含有的千年主義，不過是一種以新的宗教形式，包裝了一個古老的宗教思想（或願望）。因此，粗淺的對基督教教義的了解，對黃巾之亂故事的熟悉，樸素的千年主義的願望，加上中國歷代帝王所謂“天子”身份的宗教色彩，等等，這一切在洪秀全身上雜糅出“上帝的中國兒子”的故事與“拜上帝教”這樣一種民間邪教。

史景遷細緻考察了洪秀全接受的基督教影響。在造反之前，洪受到的基督教影響顯然是極為膚淺的，主要是一些基督教的中文宣傳冊子，根據的是一些對於聖經部分章節的粗淺翻譯。

然而就是從那些零碎的基督教傳道小冊子中，洪秀全及其同夥創立了“拜上帝教”，一種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宗教，並藉此發動了長達十多年的農民暴亂，給予統治了兩百年之久的清帝國以沉重的打擊，當然也導致清末中國社會的大動盪，造成了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大混亂。

廣西人洪秀全曾經做過鄉村教師。七十年後，打算成為鄉村教師的湖南人毛澤東參加了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成立大會，開始了他創立毛澤東教（以下簡稱“毛教”）——一種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宗教——的第一步，並進而發動暴亂，給予當時合法的國民政府以沉重的打擊，並最終把中國的合法政府逼到了台灣島。

毛澤東與洪秀全，不僅有農民出身的相同，共同的對於西方宗教或意識形態（洪秀全之於基督教；毛澤東之於馬克思主義）的一知半解，以及共同的對於權力的狂熱追求，共同的擅長使用暴力與狡詐來奪取與鞏固個人的權力，難怪毛要如此抬高洪，把長毛之亂改寫成“太平天國運動”，把在歷史上被視為“匪徒”、“反賊”的洪秀全、楊秀清等人平反為“農民起義領袖”。對毛來說，平反洪秀全或許就是某種程度的為自己平反，畢竟，國民政府一直把毛視為“匪徒”，把共產黨稱作“共匪”。

周作人在評論義和團之亂時認為，動亂之源有二：愚昧與貧窮。這種說法似乎有簡單化之嫌。然而，愚昧與貧窮大約是歷史上一切社會動盪，特別是農民造反共有的原因，大約是不錯的。

常識告訴我們：愚昧與貧窮也是宗教發展的肥沃土壤。

法國人古斯塔夫·勒龐在他著名的Crowd: The Study of Popular Mind （《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指出，群眾，或一群人，當他們形成某種共識，特別是某種共同信念的時候，他們會有一種religious sentiment (“宗教感”或“宗教情緒”），即對某個人、某種政治教條或理念產生膜拜心理。這種宗教感，加上偏執與狂熱，就是所謂的“宗教激情”（有時被稱為“革命激情”）的主要成分。

如果說宗教感是理解法國大革命群體心理的一個關鍵，那麼它似乎也是理解太平天國、義和團、共產黨之亂等一系列造反奪權歷史事件的一個重要角度。

勒龐說：The crowd demands a god before everything else. （群眾首先強烈要求有神。）對“神仙“的原始想象深植於世界各地人類祖先的思維之中。而千年主義在中國之外至少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在中國也有兩千年的歷史。社會心理上，底層民眾由於教育程度的底下，政治上的無權、經濟上的貧窮等等，更容易產生宗教傾向，在想象中獲得某種補償，千年主義的末世觀念、基督教的末日審判、共產主義的天堂圖景，都可以喚起底層民眾的宗教情緒，甚至於宗教激情。

勒龐的一個結論：所有的政治、宗教或社會的教條只有以宗教的形態才會在群眾中生根，因為宗教的形態可以免去這些教條被討論的危險。馬克思的理論本來不具有宗教的形態，雖然其共產主義學說受到了千年主義的影響，然而在以後的實踐中，演變出了許多邪教：列寧教、斯大林教、毛教。因為這些根據常識就可以被質疑的教條只有走向宗教性質、訴諸於民眾的宗教情緒（而非理性、常識、批判性思維），才真正“掌握了群眾”，為一眾野心家的權力鬥爭服務。

史景遷的《上帝的中國兒子》描畫了洪秀全，一個成功的土匪頭子，農民造反領袖，如何通過沿襲歷來統治階層的兩大法寶：詐計與暴力來奪取權力，建立號稱“天平天國”的政權。宗教是詐計，是用來給民眾洗腦，用來正當化暴力手段的主要工具。

洪秀全用拜上帝教，毛澤東用所謂“毛澤東思想”即“毛教”，都是一種詐計。其目的就是愚弄與欺騙群眾，好達到他們個人或團體的權力野心罷了。洪秀全一度成功，雖然最後失敗了。毛澤東似乎更“成功”：較之於洪，他占領了中國更多的地方，建立了軍事政權，且統治了中國大陸很多年。

洪秀全也罷，毛澤東也罷，都是擁有過很大權力的人物，他們的成功也好、失敗也罷，都不全是一個人的能力所及。俗話說，一個好漢三個幫。同樣的，一個惡人背後也有一個作惡的團隊，還要有一群烏合之眾。

洪秀全之亂據說導致兩千萬中國人喪生。而毛澤東之亂則戕害了遠遠超過洪秀全的人命，僅僅他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幾年的人造大饑荒就已經餓死了三四千萬華夏兒女。從殘害生命的角度看，毛賊之亂或者十倍於洪匪。

勒龐認為，法國大革命中，權力階層（大革命的領導階層）當然有責任，但是參與其中的民眾（或烏合之眾）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大陸的歷史，特別是1949年之後的歷史，雖然毛澤東和中共高層及其爪牙負有主要責任，參與其中的那許多大陸民眾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他們的充分參與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與中共高層精心設計的毛教洗腦的結果之一。巴金在懺悔文革時據說意識到：每個大陸民眾對文革都有一定的責任。

洪匪罪大惡極。毛賊罪惡滔天。他二人及其團伙搞出來的邪教/意識形態——拜上帝教與毛教，調動利用了底層民眾的宗教情緒，使得烏合之眾（拜上帝教教眾、紅衛兵）成為他們爭權奪利的炮灰（“群眾基礎”、“銅牆鐵壁”）——是一種複雜的歷史現象，值得我們深思。這或者是史景遷《上帝的中國兒子》一書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