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读完了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一书。

这部书读得断断续续，前后大约有两年。不顺利的原因是史景迁选择的角度。这是一个比较偏的角度，这个角度把太平天国造反（或长毛之乱、洪杨之乱）安排在了从东汉末年的黄巾军造反与二十世纪的共匪之乱的系列之中（考虑到洪秀全造反的时间点，我们甚至可以说，太平天国之乱具有某种承先启后的意义）。

这个角度就是：宗教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在史景迁看来，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属于所谓的“千年主义”、或“千年王国”（Millenarianism）宗教思潮。这是一种把世界分成善恶二元，把历史上的一千年作为善恶对抗的时间点，认为每一千年，就会出现善恶大对决，历史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的一种看法。

千年主义被视为起源于公元前两三千年的古埃及和古苏美尔。约在公元前1500年，波斯的智者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又称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开始宣讲了“千年主义”（millenarian），声称将会出现一个最后的、消灭了混乱的、永久和平的世界。

这一思想影响到了基督教，据说在新约圣经的《启示录》可以看到千年主义的影响。

有趣的是，在公元二世纪（汉末）的“太平道”，也即《三国演义》中提到的张角、张梁之乱中黄巾军信奉的宗教，也与这一千年主义似有暗合之处。

之后的历史是这两种似乎独立的千年主义宗教思潮在各自的环境与历史中继续发展演化，直到1830年代，当欧美传教士把暗含千年主义思想的基督教传播到清帝国的南方沿海地区，影响到了洪秀全。

作为读过点书的人，洪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治乱不可能一无所知，再加上明朝末年开始流传的《三国演义》对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半历史半虚构的叙述，洪极有可能听说或阅读过。

而基督教中含有的千年主义，不过是一种以新的宗教形式，包装了一个古老的宗教思想（或愿望）。因此，粗浅的对基督教教义的了解，对黄巾之乱故事的熟悉，朴素的千年主义的愿望，加上中国历代帝王所谓“天子”身份的宗教色彩，等等，这一切在洪秀全身上杂糅出“上帝的中国儿子”的故事与“拜上帝教”这样一种民间邪教。

史景迁细致考察了洪秀全接受的基督教影响。在造反之前，洪受到的基督教影响显然是极为肤浅的，主要是一些基督教的中文宣传册子，根据的是一些对于圣经部分章节的粗浅翻译。

然而就是从那些零碎的基督教传道小册子中，洪秀全及其同伙创立了“拜上帝教”，一种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宗教，并借此发动了长达十多年的农民暴乱，给予统治了两百年之久的清帝国以沉重的打击，当然也导致清末中国社会的大动荡，造成了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大混乱。

广西人洪秀全曾经做过乡村教师。七十年后，打算成为乡村教师的湖南人毛泽东参加了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成立大会，开始了他创立毛泽东教（以下简称“毛教”）——一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宗教——的第一步，并进而发动暴乱，给予当时合法的国民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并最终把中国的合法政府逼到了台湾岛。

毛泽东与洪秀全，不仅有农民出身的相同，共同的对于西方宗教或意识形态（洪秀全之于基督教；毛泽东之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知半解，以及共同的对于权力的狂热追求，共同的擅长使用暴力与狡诈来夺取与巩固个人的权力，难怪毛要如此抬高洪，把长毛之乱改写成“太平天国运动”，把在历史上被视为“匪徒”、“反贼”的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平反为“农民起义领袖”。对毛来说，平反洪秀全或许就是某种程度的为自己平反，毕竟，国民政府一直把毛视为“匪徒”，把共产党称作“共匪”。

周作人在评论义和团之乱时认为，动乱之源有二：愚昧与贫穷。这种说法似乎有简单化之嫌。然而，愚昧与贫穷大约是历史上一切社会动荡，特别是农民造反共有的原因，大约是不错的。

常识告诉我们：愚昧与贫穷也是宗教发展的肥沃土壤。

法国人古斯塔夫·勒庞在他著名的Crowd: The Study of Popular Mind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群众，或一群人，当他们形成某种共识，特别是某种共同信念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religious sentiment (“宗教感”或“宗教情绪”），即对某个人、某种政治教条或理念产生膜拜心理。这种宗教感，加上偏执与狂热，就是所谓的“宗教激情”（有时被称为“革命激情”）的主要成分。

如果说宗教感是理解法国大革命群体心理的一个关键，那么它似乎也是理解太平天国、义和团、共产党之乱等一系列造反夺权历史事件的一个重要角度。

勒庞说：The crowd demands a god before everything else. （群众首先强烈要求有神。）对“神仙“的原始想象深植于世界各地人类祖先的思维之中。而千年主义在中国之外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也有两千年的历史。社会心理上，底层民众由于教育程度的底下，政治上的无权、经济上的贫穷等等，更容易产生宗教倾向，在想象中获得某种补偿，千年主义的末世观念、基督教的末日审判、共产主义的天堂图景，都可以唤起底层民众的宗教情绪，甚至于宗教激情。

勒庞的一个结论：所有的政治、宗教或社会的教条只有以宗教的形态才会在群众中生根，因为宗教的形态可以免去这些教条被讨论的危险。马克思的理论本来不具有宗教的形态，虽然其共产主义学说受到了千年主义的影响，然而在以后的实践中，演变出了许多邪教：列宁教、斯大林教、毛教。因为这些根据常识就可以被质疑的教条只有走向宗教性质、诉诸于民众的宗教情绪（而非理性、常识、批判性思维），才真正“掌握了群众”，为一众野心家的权力斗争服务。

史景迁的《上帝的中国儿子》描画了洪秀全，一个成功的土匪头子，农民造反领袖，如何通过沿袭历来统治阶层的两大法宝：诈计与暴力来夺取权力，建立号称“天平天国”的政权。宗教是诈计，是用来给民众洗脑，用来正当化暴力手段的主要工具。

洪秀全用拜上帝教，毛泽东用所谓“毛泽东思想”即“毛教”，都是一种诈计。其目的就是愚弄与欺骗群众，好达到他们个人或团体的权力野心罢了。洪秀全一度成功，虽然最后失败了。毛泽东似乎更“成功”：较之于洪，他占领了中国更多的地方，建立了军事政权，且统治了中国大陆很多年。

洪秀全也罢，毛泽东也罢，都是拥有过很大权力的人物，他们的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不全是一个人的能力所及。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同样的，一个恶人背后也有一个作恶的团队，还要有一群乌合之众。

洪秀全之乱据说导致两千万中国人丧生。而毛泽东之乱则戕害了远远超过洪秀全的人命，仅仅他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几年的人造大饥荒就已经饿死了三四千万华夏儿女。从残害生命的角度看，毛贼之乱或者十倍于洪匪。

勒庞认为，法国大革命中，权力阶层（大革命的领导阶层）当然有责任，但是参与其中的民众（或乌合之众）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大陆的历史，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历史，虽然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及其爪牙负有主要责任，参与其中的那许多大陆民众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他们的充分参与是大独裁者毛泽东与中共高层精心设计的毛教洗脑的结果之一。巴金在忏悔文革时据说意识到：每个大陆民众对文革都有一定的责任。

洪匪罪大恶极。毛贼罪恶滔天。他二人及其团伙搞出来的邪教/意识形态——拜上帝教与毛教，调动利用了底层民众的宗教情绪，使得乌合之众（拜上帝教教众、红卫兵）成为他们争权夺利的炮灰（“群众基础”、“铜墙铁壁”）——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这或者是史景迁《上帝的中国儿子》一书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