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讀完了《陳寅恪與傅斯年》，岳南寫的。不錯。同時在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王國維與陳寅恪》，結果還是先讀完了岳南這本，可見此書的可讀性較另兩本要高。關於陳寅恪，之前還讀過某人寫的簡體字本《國學大師陳寅恪》，印象不太深刻。至於陳本人的著述，慚愧的很，剛剛開始接觸，正在讀《柳如是別傳》，估計將是一個漫長的心靈之旅。

大家都知道“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是杜甫寫諸葛亮的詩句。陳寅恪不是諸葛亮，也不是軍事家，沒有什麼“出師”的問題，然而，他作為一個學術英雄，知識人中的佼佼者，卻實在有在學術、政治領域“出師”的壯志，可惜造化弄人，陳生不逢時、時乖運蹇，空有“學術報國”之志向，卻屢屢遭到中共政權和御用知識分子的無情打擊，因而其在學術領域的“出師”功業也是功敗垂成，與諸葛亮之北伐似乎有某種可比性。因此讀完岳南的《陳寅恪與傅斯年》，這兩句詩就躍然筆下。

第一次聽說陳寅恪的名字，是那本《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然而當時我醉心文學，無暇深究。

第二次聽說陳寅恪的名字，是去國多年後，一位老華移提起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當時我醉心於玩網絡媒體，依然無暇深究。

後來，在本地的圖書館裡借到一本類似陳寅恪傳記的書，就是上文提及的《國學大師陳寅恪》，講了一些軼事和掌故，但是印象不深刻，書寫得也很一般。於是也沒有引起我深究的興趣。

過去三五年，我花了許多時間閱讀中國歷史，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然而直到最近才開始接觸陳寅恪先生的作品。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陳先生研究的國史主要是隋唐，而我讀史的興趣主要在近現代。

當然，陳先生自己的寫作方式也多少影響了我的閱讀。比如，他用文言文寫《柳如是別傳》。我小時候接受的中文教育實在粗淺，文言文更是非常薄弱，乃至今天就閱讀而言，（現代）英語是我的第二語言，文言文是我的第三語言，（古代）英語是我的第四語言。考慮到中國人經歷過無數次的文化斷裂，今日中國精通文言文者可謂鳳毛麟角。而這少數人又大多在學界，特別是古典文學、歷史的研究人員。陳作的曲高和寡自然局限其社會影響。

《陳寅恪與傅斯年》的可貴就在於通過對陳、傅二人的歷史淵源與關係史的梳理，描畫出中國部分知識人在1949年前後直至文革的人生、學術軌跡。從而讓大師通俗化、故事化了。通俗化與故事化對於普通讀者是很重要的，對於贏得讀者、擴大社會影響也很重要。

然而恰恰因為通俗化、故事化的努力，對於兩位大師的深度理解就不足了。比如，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他最廣為人知的名言。然而岳南書中說什麼陳的《柳如是別傳》是來“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云云，讓人摸不着頭腦。

陳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出自他紀念王國維的碑文。原文如下：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誇獎王個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們知道，中國文化里沒有“獨立”與“自由”的概念。這二者似乎都是近代以來的舶來品。王國維也好，陳寅恪也罷，當年中國有許多飽學之士，都在西方接受了很多教育與理念。“獨立”與“自由”應該也是陳、王等人接受的西方思想。這兩個概念與西方的個人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而與中國傳統思想的集體主義（表現為家族主義、團體主義)，反對個人自由的禮教格格不入。陳寅恪讚揚王國維“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在讚揚一種西方式的個人主義精神。而漢族、以及所謂的“中華民族”兩三千年來就沒有個人主義的精神，至少在主流思想中找不到個人主義的“獨立”或“自由”。因此我在讀到岳南書中的引述時覺得不解。

然而在陳的《柳如是別傳》中，他自己是怎麼說的？原文如下：

“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

在我看來，陳這是在借酒澆愁。把柳如是個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升到民族代表的高度，乃至藉此書為自己（及一些知識人）“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處境而鳴不平。

從表面上看，把個人主義的“獨立”與“自由”附會到某民族身上文意不通。然而，陳寅恪是士大夫家庭出身，所謂“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教誨（其父陳三立名字的緣由），以天下為己任、視自身及一眾學術精英為民族代表的想法根深蒂固。這樣一來，陳所謂“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里的“我民族”其實是“我民族精英人士”之簡略爾。陳這樣寫大約有故意含糊其辭，以規避政治審查的用意。然而岳南先生直接引述，卻直接點出了作者的短板：對陳欠缺深入的理解。

當然，岳南不是一個學者，《陳寅恪與傅斯年》也不是一本思想評傳，然而這樣的粗疏總是讓人遺憾的。

岳南的另一個重大失誤在於他對陳寅恪一段文字的理解。這是陳寅恪在《贈蔣秉南序》中的一段話：

“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蹤前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範，托末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

岳南的解釋是：“維讓他引以為榮和自豪的，就是平生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這是他的自尊自重之處，也是垂範千古的警世名言和不朽碑銘。” 這個錯誤的根本在於“告慰友朋”與“引以為榮和自豪”之間的距離。

陳寅恪說的是自己可以用來安慰親友朋輩的是：自己做到了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岳南解釋成他的自尊自重，甚至引以為榮和自豪。牽強了。陳用來寬慰友朋的說法固然可以用來寬慰自己，但那也僅僅是“寬慰”，與自豪、引以為榮還是頗有距離的吧。陳如覺得自豪，似乎還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情。然而說“告慰友朋”卻沒有這種真理在握的豪氣，而僅僅是無可奈何的撫慰。

何況從下文來看，陳對於自己的成就實在感覺有很多遺憾。從現在看來，陳的學術造詣似乎不能和傅斯年所謂“三百年來一人而已”的贊語相配。如果他確實有學術報國的夢想的話，他的學術不僅沒有達到報國的目的，反倒被中國學生們打倒、批臭、封殺，甚至於被侮辱人格，成為“夢寐”與“遐想”罷了。

岳南認為陳是在“自謙”。我覺得不是。我讀的感覺是：陳覺得自己雖然有才，然而未能大展其才；學術上雖有創穫，然而創穫不多；雖有造詣，然而造詣不深。據書中引用的陳“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的俞大維說過，“他平生的志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如上所說，在史中求史識。”結果，他的這兩個目標一個也沒有實現，更不用說其背後“學術報國”的夢想了。

陳寅恪沒能實現其志願，達到學術上的頂峰，這一悲劇固然主要要怪中共政權，在陳自己當也是人生的一大失敗。所以岳南從後人的角度去理解陳，覺得陳成就卓著，因此這裡在“自謙”，似乎犯了以己度人的失誤。

未能實現學術報國夢想未能寫出史學巨著的陳寅恪，和未能實現北伐大業未能恢復漢室江山的諸葛亮，似乎都可以用“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來評論來同情。

最後，一直以來，我對於陳寅恪如雷貫耳的大名與他鮮有人讀的著作之間一直有一個疑惑，即: 他憑什麼名氣這麼高？

要回答這個問題，最好是閱讀陳的大作。我開始閱讀他了，但是還不能判斷。

倒是在《陳寅恪與傅斯年》中，有一段引述陳在《元白詩箋證稿》中運用唐人詩歌，特別是白居易詩歌來分析唐朝歷史的段落，引人入勝，跌宕起伏，讓我見識了陳的以詩證史的考據功力。在全書的其它地方，岳南都是從他人的評論、作品、和陳在待遇等問題上的比較等來凸顯陳在學術上的地位。如果沒有這一不長的段落，那麼整本書對陳的吹捧都只是人云亦云而已。然而這一段只是全書十七章中之一章中的一節而已，篇幅嫌少。對於大眾化、通俗化書籍來說，這樣的處理或者是必須的。讀此書者，有幾人覺得這部分寫得好呢？大概率很多人嫌這一節太長了呢。

雖然我這裡批評了《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的失誤與不足，但是我還是會推薦大家讀這本書。就目前我讀過和正在讀的基本關於陳寅恪生平的書來說，這一本可讀性最強，文筆最好。相比之下，《國學大師陳寅恪》、《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要差得多。《王國維與陳寅恪》尚未讀完，然可讀性略遜卻是事實。

網絡上似乎有人在罵陳是浪得虛名，然而批評者對於陳的了解與閱讀似乎都不足以做出有說服力的判斷。陳對於歷史的態度有一種“了解的同情”的說法，和錢穆在《國史大綱》對讀者要求中的“溫情”也許相通。也許對於陳寅恪，我們也應該有這一態度，先了解、同情，之後再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