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杨渡的《未烧书》是关于六四天安门运动让我最受感动的一本书。 去国之后，关于1989年的六四运动的书籍多多少少读了一些，这里面有亲历者的回忆录，有西方记者采访的亲历者的故事，有历史学家高屋建瓴的著作。最近读到的《未烧书》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一开始，《未烧书》独特之处在于我借到的这本居然被图书馆归类为“fiction（小说）”。 关于六四运动的小说？倒是新鲜。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读起来。居然就放不下来了，一口气读完了。 杨渡在1989年是台湾民间一媒体在中国采访的记者。他和当年中国许多知名知识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作为台湾社会运动的见证人与参与者，他对于六四学运民运有着天然的同情。 那一年，杨渡三十一岁，秉持着“推动社会进步是记者的天职”的理念，以及在台湾积累的采访群众运动的经验，赶赴北京采访六四运动，见证中国的历史。 作为和中国有着语言、文化上的纽带的台湾人，杨渡等台湾记者较之其它海外媒体新闻从业人员有着独特的优势。语言的一致使得他们在理解上遭遇更少的隔阂与障碍。文化的相通让他们有更多感同身受的代入感。 然而《未烧书》的独特还在于：六四运动中杨渡一同事在北京中弹受伤，于是杨带着同事辗转求医。并且，杨因为同事的枪伤而认识了一位北京女医生，展开了一段短暂、热烈而凄婉的恋情。 于是，不明就里的图书馆管理员把《未烧书》归入小说类就可以理解了。纪实作品或回忆录似乎不应该这么有戏剧性，这么浪漫的吧。 而读过全书的人应该会同意我的看法。这本书完全可以有另一个名字：《一个台湾记者的六四亲历记》。 2023年，距离1989年的六四运动，快三十四年了。《未烧书》出版于2021年六月，距六四运动也有三十二年了。 中国人有句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是历史与思想的变迁。中国社会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评价通常会有强烈的历史性，经过岁月的迁移，回过头去看，人们会有大不一样乃至截然相反的观感。 从这个角度来说，许多中国人，尤其是海外中国人和台湾人对六四运动的看法却是一个例外。 这个例外是人为造成的。通过暴力夺权的中共近年来大力操弄权力，挥舞其笔杆子，大搞焚书坑儒： 他们一方面封堵有良知的知识人，特别是公共知识人的嘴，不让他们出版书籍、研究历史、采访民众，甚至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威胁他们的家庭子女，来禁锢知识人的思想、言论。他们甚至有组织地攻击公共知识人，污名化他们，切断他们与海外的联系 。乃至于动用国家暴力，让许多知识人因言获罪。比如众所周知的已故的刘晓波、现在身陷囹圄的许章润等人。 另一方面，他们动用分化策略，对知识人中的边缘人士，或伪知识人进行拉拢与收买，培植了一批御用知识人，打着“爱国”的名号，为中共政权洗地、辩护、制造和传播有利于中共的谣言、谎言，为缺乏批判思维能力的民众大规模洗脑。众所周知的御用文人如胡锡进、司马南、张维为，等等。 中共政权不择一切手段地禁锢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甚至宗教自由，等等民主自由权利的政策或举措，据说和1989年的六四运动有直接的联系。 有人说，六四运动让中共感觉不能给与民众和学生太多自由，特别是思想、言论自由，否则，六四运动会再发生，中共政权会不保。 是这样吗？《未烧书》里，从杨渡的回忆看：1989年的六四运动诉求中不包括推翻中共政府。 事实上，掀起学潮的大学生们在1989年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出生于文革末期，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八十年代。那时候中国没有互联网，中国人接收西方的信息途径稀少，条件有限，一张中共控制的《参考消息》加上一些翻译出版的西方书籍，几乎就是国人接触外界信息的全部渠道。 王丹、吾尔开西、柴玲等六四学运领导者对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有向往很正常，然而他们当年对于民主自由制度的理解未必到位，知识储备也未必充分，更谈不上理论建设与行动力了。 一个并未挑战中共政权的社会运动，为什么会让一个手握大权与一切暴力手段的中共政府如临大敌呢？ 《未烧书》没有现成的答案，有的只是一位年轻的台湾记者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杨渡自己对六四运动的反思。由于杨渡对台湾社会运动的采访经验与丰富阅历，他的比较与反思很多时候一针见血，引人深思。他把台湾社运与中国六四运动进行比较的思考是富有启发的。 而血腥屠杀背景下的爱情多少为这本沉重的回忆录带来一抹亮色，或许这样的对照给了《未烧书》与众不同的浪漫情调。一边是屠杀与死亡，另一边是爱情与青春。杨渡笔下的六四运动不仅有社会运动的喧嚣与骚动，也有个人生活的宁静与忧伤，以及二人世界的浓情蜜意。 我们这一代人注定将对三十四年前的六四运动充满好奇。对于六四运动的历史研究与回忆录将一直是我阅读的重点之一，因为不理解六四，就无法准确理解今天的中国与世界。 1989年的六四运动在历史的烟尘中离我们越来越远，然而其影响却在2023年更为真切更有现实意义。杨渡用“三十年磨一剑”写出的这本《未烧书》对于我们阅读、思考六四事件有着独特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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