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本有趣的书，其中提到了一个美国历史名人奥杜邦（Audubon），作者只提了姓，因为此人太出名了。书中说：

奥杜邦自己写道，如果没有杀死一百只鸟的话，他会觉得自己的一天过的不完整。

作者接着说：

奥杜邦以刚死的鸟为模特来作画，他在鸟身体上穿入许多细线来保持某种造型。为了获得最佳的效果，奥杜邦有时候要杀死几十只鸟才能找到一只符合他需要的鸟。

在《纽约时报》网站上我读到一则关于1997年纽约历史学会举办的奥杜邦画展的文字：

这位自学成才的博物学家—画家（指奥杜邦）杀死了数千只鸟，在填充和绘制鸟类的过程中获得对它们身体部位的了解。

“他通过设计一个系统，用绑在鸟的头部、翅膀和尾巴上的线或铁线来创造更自然的姿势，让他能够以他选择的任何方式定位鸟的各个身体部位，”画廊墙上的文字写道， “他只要简单地移动铁线，直到某个特定位置，然后用销钉将一切定位。”

这两段读来非常残忍。在我看来就是奥杜邦虐杀鸟类的记录。当然，他的虐杀是以研究与绘画为名的。

奥杜邦，全名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1785年—1851年），美国画家、博物学家，他绘制的鸟类图鉴《美洲鸟类》（The Birds of America）被称作“美国国宝”。

根据维基百科，奥杜邦一生留下了许多画作，他的作品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杰作，他先后出版了《美洲鸟类》和《美洲的四足动物》两本画谱。其中的《美洲鸟类》曾被誉为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著作。

让我有点惊讶的是中文维基百科上的以下两段话：

“奥杜邦的作品对后世野生动物绘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在普通公众中，奥杜邦的作品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除了绘画作品，奥杜邦在他的日记和随笔中流露出的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尊重生命的理念，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英语世界，奥杜邦的名字就是环境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的象征。

在奥杜邦逝世之后，美国出现了很多以他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动物园和科研机构，在北美，以奥杜邦名字命名的奥杜邦学会（The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始终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团体之一。”

因此，传奇人物奥杜邦，一个虐杀大量鸟类的人被后世尊为环保先驱。这一反转极为反讽。

以上引言中“奥杜邦在他的日记和随笔中流露出的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尊重生命的理念”一句似有所本，在互联网上我看到过他写的指控他人到鸟窝里把鸟蛋拿走的做法。然而考虑到他本人杀掉数千只鸟的作为，完全是“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2023年，奥杜邦学会面临政治正确的危机。因为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生平被发掘出他生前使用、奴役和买卖奴隶（主要是黑人），他自己的信件、笔记中的文字也表明：他在种族上歧视黑人，相信白人的种族优越性。于是，作为对政治正确压力的回应：奥杜邦学会的某个地区性组织把“奥杜邦”之名从组织的名称上拿掉，虽然总会坚持不改。

在我看来，人是历史中的人，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强求十九世纪的奥杜邦不歧视黑人、买卖、奴役黑奴的行为是强人所难。

西方国家的许多政治正确做法是在用21世纪时人的看法去否定和取消此前人类的看法。

比较持中的做法，应该是有一说一。奥杜邦作为画家、博物学家有贡献，值得称赞；然而他大量杀鸟的行为显然不环保，更不能说是保护野生动物，是不可取的，必须批评。

至于他生前歧视黑人、蓄奴，那只能说明他在思想上没能超越自己的时代。除了少数天才或伟人，大多数人是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的。在这一点上，我看到的许多批评都是把奥杜邦和当时思想超前的人物去比较。有时候我想：那些今天批评奥杜邦种族主义的人自己能够超越我们这个时代吗？

西方人说：行动胜于言语。从这一标准出发，奥杜邦生前显然没有什么环保意识、也不尊重生命，甚至可以被认为是美洲鸟类的大敌。然而在其身后，美国人以及以他命名的环保组织将其美化成了环保先驱。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19世纪的鸟类大敌奥杜邦被转换成了20世纪以来的环保先驱。

然而，只要奥杜邦学会及其地区性组织能够真正促进对野生动物的保育，对环境的保护，我们何必纠结于奥杜邦之名？从行动胜于语言的标准出发，冠名“奥杜邦”（鸟类大敌）和实际的保育鸟类等野生动物的行动比起来哪一个更重要？相对于语言上的政治正确，我们是否应该更关注行动上的政治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