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國家為什麼失敗》
《國家為什麼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達龍·阿傑姆奧盧和詹姆斯·羅賓遜的著作。這本書闡述了他們的獲獎理論。書中分析了全球發展不平等的各種理論，認為地理決定論，文化決定論和領導無知論都存在缺陷。而制度對各國發展起着決定性作用。制度分為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包括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國家結構形式、政黨制度及選舉制度等。經濟制度規定了公民的財產關係。所有制度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榨取式”（extractive），一種是“包容式”（inclusive，或稱廣納式），包容式經濟制度保護社會大部分人的財產權，不允許不合理轉讓財產，允許所有民眾參與經濟關係，以獲取利潤。在這種制度的條件下，勞動者有提高生產的激勵。包容式政治制度允許社會大部分人參與國家治理，作出有利於大多數人的決定。包容式政治制度是現代所有自由民主制國家的基石。沒有這樣的制度，政治權力就會被社會的一小部分人篡奪，這些人會利用權力來獲取經濟權力，侵犯其他人的財產權，繼而摧毀包容的經濟制度。在榨取式經濟制度下，除精英階級，其他人都不能從經濟關係中獲益。精英階層可以剝奪他人的財產。榨取式經濟制度的特點是不安全的產權保護，有行業進入壁壘、不公平競爭和阻礙市場運行的管制。例子包括奴隸制度、農奴制和監護征賦制。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工人沒有動力去提高勞動生產率，因為幾乎所有的額外收入都會被精英階層拿走。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中，絕大部分人被排除在國家治理之外，政治權力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例子包括絕對君主制和各種獨裁政體、極權政體，以及威權政體，其中威權政體在現代世界中十分廣泛。一個國家有選舉制，並不意味着它的制度不是榨取式，因為競爭也可以是不公正的、形式的，參選者的代表性也可能很有限。包容式經濟制度強化財產權，打造公平的遊戲平台，鼓勵新科學技術的投資，助長經濟成長，不像榨取式經濟制度則是少數人榨取多數人資源的體系，既無法保障財產權，也不為經濟活動提供誘因。包容式經濟制度與包容式政治制度互相支持。在政治權力分配上，包容式政治制度傾向於多元，且能達到某種程度的政治集權，並以此建立法治，為財產權及包容式市場經濟奠定基礎。布西亞的經驗凸顯一個事實，採用能減少市場失靈和鼓勵經濟成長的政策，最主要的障礙不是政治人物的無知，而是他們所處社會的政治與經濟制度製造的誘因與限制。好制度能保持長期和必然的、穩定的市場信息流通。而明智的領導人只是一時的，而且有偶然性。貧窮國家之所以貧窮，是因為有權力的人做出製造貧窮的選擇。他們做錯不是出於犯錯和無知，而是有意。榨取式制度為什麼會抑製發展？首先，榨取式制度無法長久保持發展，原因有三：其一，榨取式制度下缺乏激勵而無法製造持續的科技進步。榨取式制度受限於本身的特質，最多只能刺激有限的科技進步。它們激發的成長無法持續長久，蘇聯經驗為這種極限提供了鮮明的例證。其二，持久的經濟成長需要顛覆性創新。而所謂顛覆性創新，不僅經濟上以新代舊，政治上也顛覆既有的權力關係。精英階層抓着榨取式制度不放，最害怕顛覆性創新。其三，榨取式政治與經濟制度一般會產生內鬥的傾向，因為它們導致財富和權力集中在少數精英手中。引誘其他群體角逐政權而享受這些財富和權力。其結果是，在榨取式制度下，永遠都有強大力量把社會推向政治動盪。瑪雅經驗證明政治不穩定經常發生，最後導致不同群體和個人為了成為榨取者而爭鬥，進而造成社會和政府的崩潰。榨取式制度扼殺創新。老普林尼說：在提庇留皇帝統治時代，一個人發明了打不破的玻璃，將它獻給皇帝，並期待獲得一筆大賞賜。提庇留問他是否告訴過任何人。當那個人回答沒有後，提庇留下令將他拖出去處死，說“免得黃金變得像泥土那樣沒有價值”。蘇埃托尼烏斯說有一個人覲見皇帝維斯帕先，他發明了一項將圓柱運送到羅馬丘比特神殿的方法，成本比較低廉。可以節省政府大量的勞力。維斯帕先沒有殺那個人，但他也拒絕使用這項創新，宣稱：“那我怎樣養活這麼多人？”建立在壓迫勞工的經濟體，以及奴隸和農奴這類制度都缺少創新。例如，在美國，北方各州參與了工業革命，而南方沒有。威廉•李1589年發明織襪機。他把織襪機獻給伊莉莎白一世，並要求授予專利。女王拒絕授予威廉•李專利，並表示：“這項發明對我窮困的人民會有什麼影響。它將因為搶走工作而毀了他們，令他們淪為乞丐。”威廉•李又向繼承伊麗莎白的詹姆斯一世要求專利。詹姆斯一世也拒絕了他。授予獨占權是英國王室收入的主要來源，並且常被用來授予壟斷權給國王的支持者。顛覆性創新會對現存制度帶來破壞性。害怕顛覆性創新是新石器革命到工業革命間生活水平未能持續提升的主要原因。科技創新使人類社會變富裕，但也牽涉到汰舊換新，以及破壞某些人的經濟特權和政治權力。社會也許因為創新而變富裕，但它啟動的顛覆性創新過程會危及那些採用舊科技者的生計，也威脅到既有的政治權力。伊莉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反對授予專利給威廉•李的真正原因，不是擔心那些可能因為機械化而失業的人，而是擔心失業造成社會動盪和政局不穩，危及自身的權力。榨取式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之間存在惡性循環。擁有經濟及政治力量的人直接構建制度，確保其權力得以延續，而且無往不利。這種惡性循環不僅使榨取式制度得以持續不墜，使統治階層得以持續當權，也使得低度發展持續不變。打破惡性循環，從榨取式制度轉向包容式制度的關鍵因素，就是一個取得權力的廣泛結盟，能夠挺身反對專制統治，並以更包容、更多元的制度取代專制統治。唯有廣泛結盟所發起的革命，才比較可能產生多元的政治制度。中世紀之前，所有國家都是榨取式制度。那麼包容性制度如何從榨取式制度孕生而出呢？為什麼有的國家能產生包容式制度，有些國家不能？作者的理論是從榨取式到包容式制度的過渡往往需要幾個因素：關鍵時期，制度的微小差別和運氣。關鍵時期含有崩解現存政治與經濟平衡的大事件，如14世紀在歐洲許多地區導致將近半數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又如大西洋貿易路線的打開，為許多西歐國家製造了巨大的獲利機會；或如工業革命，為全世界的經濟結構提供既快速又具顛覆性的改變。微小差異的解釋是：儘管英格蘭、法國與西班牙之間存在着許多相似之處，但大西洋貿易此一關鍵時期獨對英格蘭形成最大的轉型衝擊，卻只是因為小小的差異：英格蘭王室沒有全面掌控海外貿易，但在法國及西班牙，海外貿易幾乎全由王室獨占。如此一來，在法國及西班牙，大西洋貿易及殖民地擴張產生的巨大利益全都進了君主及其同黨的口袋，但在英格蘭，獲利的卻是強烈對抗君主的群體。偶然事件包括西班牙無敵艦隊被英國摧毀，從而英國掌握了海洋霸權。在重大的關鍵時期，諸如英格蘭的光榮革命，詹姆斯鎮殖民地在北美洲的建立，一連串因素弱化了精英階層對權力的掌握，強化了他們的對手，為多元社會的形成製造了動因，包容制度乃應運而生。包容式經濟及政治制度之間具有正向反饋的功能。包容式經濟制度使包容式市場得以發展，進而促成更有效率資源分配，成為一種更大的動力，鼓勵人們接受教育、學習技術，並進一步創新技術。良性循環產生的力量降低了權力爭奪所衍生的風險。在多元政治制度的邏輯下，獨裁者、政府內部派系，甚至總統，想要獨攬大權都會變得比較困難。包容式政治制度對權力的行使及濫用形成節制，同時也有利於創造包容式經濟制度，然後又回頭來增強包容式政治制度的延續力。光榮革命帶來的制度改變啟動了工業革命，這些制度變革包括：1640年廢除國內獨占權，稅率改革，融資來源的普及；更重要的是經濟制度從根本上重新建構，確立了更安全和更有效率的財產權，有利於創新者和創業家。英國是典型的良性循環。英格蘭沒有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之後立刻變成民主政體。當時只有少數人擁有正式代表，但關鍵的是，它是多元的。政治多元化一旦站穩腳跟，自有一股趨勢推動制度愈變愈具有包容性，縱使過程顛簸曲折。在18世紀末美國憲法運作初期，一些政治人物嘗試使用錢權交易將州級的銀行壟斷授予他們的朋友和夥伴。但這種情況在美國無法長久持續，因為嘗試建立這種銀行壟斷的政治人物必須面對選舉和改選，不像墨西哥的政治人物不必接受選舉考驗。和墨西哥不同，美國人民可以節制政治人物，並淘汰那些利用職權為自己和親信牟利的政客。其結果是，銀行壟斷跟着崩垮。與墨西哥相比，美國的政治權利較為普及，因此保證了獲得融資和貸款的平等權利。這也反過來確保有創意和發明的人，能從創意和發明中獲益。包容式制度的支柱是政治多元化。一個廣泛的聯盟意味他們對創造多元政治制度有更大的需求。如果沒有某種政治多元化，將出現不同利益集團中的一個群體壓倒其他人而奪取權力的危險。國會內部有制約的力量，以免任何單一群體變得太過強大而濫用其權力。這是多元政治制度興起的關鍵要素。這類廣泛聯盟獲得權力，對於包容式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延續與強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光榮革命並不是由一個精英階層推翻另一個精英階層，而是士紳名流、商人及實業家，加上輝格黨人和托利黨人的團隊，組成一個廣大的聯盟，對專制政權所發起的革命。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現，就是此一革命的結果。政治多元化也保障了法治的觀念，法治是此一過程中出現的副產品。既然檯面上有許多黨派分食權力，為了避免一黨一派集太多的權力於一身，到頭來破壞了政治多元化的基礎，大家就都必須受到法律的制約乃是極其自然的事情。因此，統治者必須受到限制與約束的理念——這是法治的精髓——乃是出於政治多元化的內在邏輯，而這政治多元化則是各方人馬為反對專制統治而組成廣大聯盟的所造成的。英國有任何人都可向國會請願而且國會須傾聽的制度。這種方法對光榮革命後政治多元化興起的助力遠大於有限的民主。作者認為中國不是制度決定論的例外。中國的快速成長是榨取式制度和政府控制下的成長。陳雲有個鳥籠的比喻：中國經濟是鳥，黨的控制是籠子，籠子必須加大，好讓鳥兒更健康、更有活力，但千萬得鎖住不能放，免得鳥飛了。中國之20年的成長高速得益於從毛的強榨取制度鬆綁。也得益於資源的重新配置、廉價勞工、外國市場的開放、國外資金與技術的輸入。具有顛覆性創新及真正創新精神的成長沒有出現，中國的成長將逐漸萎縮。中國的最基本的財產權——按個人希望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仍然極不完備。在目前的壓榨式制度下，中國的人均收入不會達到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水平。中國的經濟制度有一定包容性，但距離充分包容仍然相當遙遠。包容式經濟制度不會支持榨取式政治制度，也不會被榨取式政治制度支持。它或者轉變成榨取式經濟制度，為握有權力的少數人牟利，或者它們創造的經濟動能將動搖榨取式政治制度，打開包容式政治制度興起的大門。包容式經濟制度也傾向會削弱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少數統治精英所能享受的經濟利益，因為這些制度將面對市場的競爭，且將受到社會其他人的合約與財產權的限制。中國雖然在搞市場經濟，但經濟制度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榨取性，比如土地國有制限制了土地的開發和利用，政府用土地財政刮地皮，央產房不能買賣，私房土地只有70年的使用權。1688年以前，英格蘭的土地歸皇室擁有。許多土地被無數古老的財產權形式和許多交叉的所有權主張所捆綁。許多土地以所謂的衡平法產權的形式持有，意即地主不能抵押、租賃或銷售該土地。一般土地往往只能用於傳統用途，有無數障礙阻止人以合乎經濟理想的方式利用土地。光榮革命後，國會開始改變這種情況，整合進數百項法案，土地私有制從而促進了工業革命。中國的另一個榨取工具是外匯管制。2001年阿根廷政府限制人民只准從私人賬戶提款比索，不准提領美元，除非同意把美元換成比索。但比索已經從1：1 貶值到4：1。阿根廷人把這個事件稱為“El Corralito”，小畜欄之意。私人的錢跟牛一樣被關進畜欄，哪裡都去不了。通過小畜欄，政府剝奪了老百姓四分之三的存款。儘管阿根廷有選舉及民選政府，政府照樣可以侵犯財產權，沒收老百姓的財物。中國政府的外匯存款的管制和取款限制如同小畜欄，而且更加常態化。缺什麼，吆喝什麼。習近平鼓吹制度自信，正因為中國人對中國制度缺乏信心。中共宣稱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彰顯了中國的制度優勢。本書是對習近平的當頭棒喝。中共的榨取式制度只能使部分精英受益。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能長期維持，中國現狀已呈現發展枯竭之徵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經濟發展缺乏顛覆性創新。2010年後，中國經濟出現了明顯的經濟增長減速，2012年GDP增長為7.8%，2013年為7.7%，2014年為7.3%，2023年5.2%。從長期看，中國制度不是優勢，而是劣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