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在泰晤士河邊的倫敦塔曾經是英王的監獄。很多國王的要犯都是經過河邊的“叛國者之門”（Traitors' Gate）運進塔里。專制時代朕即國家，不忠於君主就是叛國者。



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是蘇聯克格勃特工。體制內的經歷使他痛恨共產黨專制。他主動給英國提供了大量情報。他幫助結束了冷戰，避免了核戰爭，促進了蘇聯紅色帝國的瓦解。出賣戈爾季耶夫斯基的是中央情報局反情報中心的對蘇情報組負責人奧德里奇·艾姆斯。艾姆斯為了錢，主動向蘇聯出賣情報，導致至少10名美國特工遭到處決，也導致了戈爾季耶夫斯基的暴露。

表面上看，兩人都是叛國者。艾姆斯為了一個他不願生活其間的國家服務，而戈爾季耶夫斯基選擇的是他嚮往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將捍衛這種生活方式視為自己的使命。戈爾季耶夫斯基背叛的是一個政權和他不認同的制度，而艾姆斯背叛的是他生活的國家和他認同的制度、文化和傳統。前者理性高尚，後者貪婪卑鄙。

春秋戰國時代，人民有遷徙的自由。母國不一定等於定居國。出身齊國的孫武為吳國帶兵；生在衛國的吳起到魏國作宰相；樂毅生於魏國，卻在燕國作將軍；楚國人李斯和齊國人蒙括都幫助秦國滅掉了自己的母國。歐洲的例子有歐根親王，他是法國貴族。歐根想為法國而戰，但因為個子矮小被法王嘲笑拒絕（屬於我愛祖國，但祖國不愛我那類），於是轉投哈布斯堡王朝，受到重用。展示了非凡的軍事天才，是當時四個軍事奇才之一。士為知己者死，他一生忠於哈布斯堡王朝，多次戰勝自己的母國。

我們都是叛國者，但是背叛的國家不一樣。背叛定居國的才是真正的叛國者。一個人不能選擇出生的國家，在遷徙自由的時代，卻可以選擇生存的國家。一個人離別自己的母國，在一個陌生的國土上定居，因為他認同這個國家的制度和理念。定居國成為他真正的祖國。如果一個人有用雙腳投票的自由並在他選擇的國家生活，但他為了某種利益，背叛和詆毀他定居的國家，那才是真正的叛國。嘴票和腳票的背離，背叛認同的理念和定居國，才是真正的背叛。更別說在入籍宣誓時，信誓旦旦地宣稱要忠於他選擇的國家了。發假誓故意欺騙，其行可鄙，其心可誅。“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更類同間諜。愛中國，卻留在無比厭惡的美國，這不是精神分裂嗎？

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國有愛，才有愛國。名將之後李陵，孤軍作戰，以五千敵八萬，無援被俘，逼做降將。但仍心向大漢。而漢武帝聽信謠言，夷滅李陵家族，斷了李陵的思念。李陵、你愛祖國，但祖國愛你嗎？從李陵身上，我看到的不是政治符號，而是一個人的命運。如魯迅所言，中國缺少敢於扶哭叛徒的弔客。

叛國者的主要動機可以用MICE表達，即金錢（Money）、意識形態（Ideology）、脅迫（Coercion）及自我（Ego）。促使戈爾季耶夫斯基背叛蘇俄政權是因為意識形態或三觀認同，而驅動艾姆斯背叛的原因是金錢。前者高尚，後者卑鄙。那些在三觀認同中共但為了賺錢定居美國的華人，也可以稱之為“為了金錢的叛國者”。為了三觀認同的背叛，在道德上遠遠高於為了金錢和自我的背叛。

至於第三種，在脅迫之下的背板，不能簡單地評價。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做強者。人是有缺陷的，軟弱是常態。若非親歷，不能輕言自己能經得住脅迫。也不要輕易吐槽叛徒。一個人沒有背叛，往往是因為代價不夠，沒有觸及到底線或者被擊中軟肋。你可以蔑視金錢，不怕肉體的痛苦，甚至可以英勇赴死，但如果以你的親人或者無辜者的生命為交換呢?，都說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但據歷史學家楊奎松的不完全統計數據，從1933年秋至1934年秋，共產黨人被捕者達4505人，自首者竟達到4213人，占94%。另一來自國民黨中統的數據表明被捕的中共黨員有95%自首叛變。

日本作家遠藤周作的《沉默》被評為“二十世紀最好的小說之一”。書中背景是德川幕府的禁教事件。葡萄牙天主教士羅得里格斯潛入日本傳教。羅得里格斯被捕後，為了逼迫他棄教，三名日本信徒被施以酷刑。羅得里格斯面臨的困局是，他必須在堅持信仰和解救無辜者之間做出選擇。只要他宣布棄教而踩踏聖像，酷刑就會終止。選擇的一邊是忠誠、信仰、神性、教義、名譽，另一邊是背叛，道德、人性、仁愛、他人的生命。選擇救人，就不得不背棄信仰；選擇堅持信仰，教民就要為他的信仰殉葬。羅得里格斯選擇了棄教。作為對比，另一個教士卡爾倍堅持信仰，三個信徒被扔進大海淹死。卡爾倍也躍入大海殉教。表現了選擇的荒謬：不棄教，自己成為殉教的聖徒，但違背了基督教愛人類的最高原則。而遵循內心的最高原則，就會成為叛徒，被開除教門，喪失信仰。

母國是我們的文化源泉，定居國是我們的三觀和理念認同。唾棄母國政權，並不等於背離故國文化。而背叛定居國，則違背了我們的三觀認同和理念，是真正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