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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史景遷的這種寫史方式從一開始便伴隨着爭議。與其同時代的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家布魯斯·馬茨里斯（Bruce Mazlish，1923 - 2016）曾從20世紀後期歷史敘事理論的角度質疑他的寫法，認為這種過於強調敘事和文學表達的歷史作品，已經接近文學創作，而非傳統意義上的歷史研究。中國著名學者錢鍾書（1910 - 1998）據說曾以文學家的眼光評價史景遷的寫作方式，甚至在私下曾將史景遷形容為“失敗的小說家”。

對此，筆者不敢苟同，但也無意展開辯駁。這裡只摘錄知乎上一篇文章中的觀點，作為自己的讀書筆記：

史景遷可能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把王氏從瑣碎的記載中挖掘出來的史學家。他把王氏形容為一顆石頭，潮水褪去之時，在群石中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對這顆石頭的興趣並沒有隨着故事節奏的深入逐漸消散，而是更加鮮明。這種模糊而深遠的反應，史景遷將它稱之為石頭本身在傳熱給握持它的血肉之軀。史景遷說：我仍然不知道她（王氏）的故事可以告訴我們多少關於整個清朝的事，但是我猜有許多女人像她一樣，就像許多縣城跟郯城一樣。

這句話體現了他的歷史觀：一個普通人的生命，並非歷史中的偶然碎片，而可能折射出一個時代普遍的社會結構和人生命運。許多人習慣批評西方學者不懂中國歷史。包括賽珍珠等外國作家和學者，也曾受到類似質疑。但有時候，正是因為擁有不同於傳統內部視角的觀察方式，才能發現一些長期被忽略的問題。外部視角並不一定導致誤讀，也可能帶來新的發現。

2004年，史景遷當選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的華裔歷史學教授盧漢超採訪了他。在採訪中，史景遷總結他的著史路數為：歷史與文學的結合。這裡的文學，是指通過文字上的表達，來執行對歷史事實的梳理，是一種語言形式。但是，文學絕對不是小說。小說是一種體裁，是在現實基礎上進行的再創造。但歷史與文學結合卻不等於就是文學，以文論史，歸根結底還是歷史。而史景遷以文論史的觀點，其實在中國史學傳統中早有定式。他所景仰的司馬遷，就是用文的筆法，來著史。魯迅在其未完之作《漢文學史綱要》中將《史記》奉為無韻之離騷，評價這部史作惟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乎情，肆於心而未文。

長期以來，中國傳統歷史書寫更關注帝王將相、政治事件和宏大敘事，而普通百姓，尤其是普通女性，往往很難留下自己的聲音。史景遷的價值，正在於他能夠從有限的歷史材料中，尋找那些被時代忽略的小人物，並用清晰、優美而富有感染力的語言，讓他們重新進入歷史視野。他不是把王氏寫成英雄，而是讓一個本來註定被歷史遺忘的普通女人，獲得了一個被歷史看見的機會。類似的歷史轉向，在西方史學中也有其傳統。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社會史學家艾琳·鮑爾（Eileen Power，1889—1940）於1924年出版的《中世紀的人：老百姓的歷史》（Medieval People），通過幾個普通人的生命故事，展現中世紀歐洲社會的日常生活，被視為20世紀社會史和民眾史的重要先聲。它與史景遷的《王氏之死》遙相呼應：歷史不再只是帝王、戰爭和政治家的舞台，也屬於那些沉默的大多數。

對於長期以帝王將相、政治事件和戰爭衝突為中心的歷史書寫傳統而言，這種視角的轉變不僅擴大了歷史研究的對象，也重新定義了誰有資格進入歷史。

史景遷從1668年到1672年的地方文獻中，提取這些底層民眾的生活脈絡，輔以當時造成轟動的重大歷史事件為背景。他不是歷史的直接觀察者，史料本身才是。而當時的民間文獻最貼近當事人的生活，因而能夠使歷史更加真實而鮮明。在《王氏之死》中，史景遷藉助了三個觀察者：第一個觀察者馮可參，他是個福建讀書人，1668年到1670年間，在郯城擔任知縣，於1673年編撰了《郯城縣誌》，對這個縣的困苦的描述寫實而鮮明。第二個觀察者繼任知縣黃六鴻。告老還鄉之後，黃六鴻在蘇州過着舒適的生活，並開始撰寫回憶錄和官箴，定名為《福惠全書》。第三個觀察者，就是清代著名小說家蒲松齡。

史景遷對於中國史學的貢獻，並不只是寫了一位近古歷史上婦人的死亡，而是提醒後人：歷史不僅屬於創造大事件的人，也屬於那些默默生活、承受時代重量的普通人。歷史學家的任務，不只是尋找那些留下聲音的人，也要尋找那些被迫沉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