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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史景迁的这种写史方式从一开始便伴随着争议。与其同时代的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家布鲁斯·马茨里斯（Bruce Mazlish，1923 - 2016）曾从20世纪后期历史叙事理论的角度质疑他的写法，认为这种过于强调叙事和文学表达的历史作品，已经接近文学创作，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中国著名学者钱钟书（1910 - 1998）据说曾以文学家的眼光评价史景迁的写作方式，甚至在私下曾将史景迁形容为“失败的小说家”。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但也无意展开辩驳。这里只摘录知乎上一篇文章中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读书笔记：

史景迁可能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把王氏从琐碎的记载中挖掘出来的史学家。他把王氏形容为一颗石头，潮水褪去之时，在群石中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对这颗石头的兴趣并没有随着故事节奏的深入逐渐消散，而是更加鲜明。这种模糊而深远的反应，史景迁将它称之为石头本身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史景迁说：我仍然不知道她（王氏）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多少关于整个清朝的事，但是我猜有许多女人像她一样，就像许多县城跟郯城一样。

这句话体现了他的历史观：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并非历史中的偶然碎片，而可能折射出一个时代普遍的社会结构和人生命运。许多人习惯批评西方学者不懂中国历史。包括赛珍珠等外国作家和学者，也曾受到类似质疑。但有时候，正是因为拥有不同于传统内部视角的观察方式，才能发现一些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外部视角并不一定导致误读，也可能带来新的发现。

2004年，史景迁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华裔历史学教授卢汉超采访了他。在采访中，史景迁总结他的著史路数为：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里的文学，是指通过文字上的表达，来执行对历史事实的梳理，是一种语言形式。但是，文学绝对不是小说。小说是一种体裁，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但历史与文学结合却不等于就是文学，以文论史，归根结底还是历史。而史景迁以文论史的观点，其实在中国史学传统中早有定式。他所景仰的司马迁，就是用文的笔法，来著史。鲁迅在其未完之作《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史记》奉为无韵之离骚，评价这部史作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乎情，肆于心而未文。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历史书写更关注帝王将相、政治事件和宏大叙事，而普通百姓，尤其是普通女性，往往很难留下自己的声音。史景迁的价值，正在于他能够从有限的历史材料中，寻找那些被时代忽略的小人物，并用清晰、优美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让他们重新进入历史视野。他不是把王氏写成英雄，而是让一个本来注定被历史遗忘的普通女人，获得了一个被历史看见的机会。类似的历史转向，在西方史学中也有其传统。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社会史学家艾琳·鲍尔（Eileen Power，1889—1940）于1924年出版的《中世纪的人：老百姓的历史》（Medieval People），通过几个普通人的生命故事，展现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日常生活，被视为20世纪社会史和民众史的重要先声。它与史景迁的《王氏之死》遥相呼应：历史不再只是帝王、战争和政治家的舞台，也属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对于长期以帝王将相、政治事件和战争冲突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传统而言，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也重新定义了谁有资格进入历史。

史景迁从1668年到1672年的地方文献中，提取这些底层民众的生活脉络，辅以当时造成轰动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他不是历史的直接观察者，史料本身才是。而当时的民间文献最贴近当事人的生活，因而能够使历史更加真实而鲜明。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借助了三个观察者：第一个观察者冯可参，他是个福建读书人，1668年到1670年间，在郯城担任知县，于1673年编撰了《郯城县志》，对这个县的困苦的描述写实而鲜明。第二个观察者继任知县黄六鸿。告老还乡之后，黄六鸿在苏州过着舒适的生活，并开始撰写回忆录和官箴，定名为《福惠全书》。第三个观察者，就是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

史景迁对于中国史学的贡献，并不只是写了一位近古历史上妇人的死亡，而是提醒后人：历史不仅属于创造大事件的人，也属于那些默默生活、承受时代重量的普通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只是寻找那些留下声音的人，也要寻找那些被迫沉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