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群众运动到六四“跪谏” 吴欢 官场“落拓书生”于幼军中山大学开讲反思文革。在文革结束50周年前夕挑起这一话题确有其现实意义,不过,学界警觉文革者不乏枚举,譬如被讽刺为于幼军祖师的茅于轼大概便是其中“翘楚”。所以反思文革不足为奇,也许值得咀嚼的倒是他“有事回京”前迫切讲到的山西棚户区改造往事。他自述当年如何执意在视察中临时造访矿工破败住棚,得以窥见真实民生,叹息“共产党对不起工人阶级”。坦白讲,个中语言未必没有藻饰,然而中共执政多年,脱离群众早成痼疾。于幼军当年此小小举动便俘获人心无数,至今闻听于幼军“重出江湖”,有山西旷工犹念其恩情。 未知是否有突然变故,于幼军被迫缩短中山大学的《反思“文化大革命”》间隔,12月15日、16日集中完成此轮演讲。其中在《“文化大革命”的正义力量和正效应》一节中,于幼军曾有一段读来颇令人动容的自述。 众所周知,于幼军当年折戟深圳政坛,并未在现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离任后由深圳市长跻身市委书记,而不得不继续与黄丽满搭档。此后于幼军被迫一路北上,最终在2006年年初全票当选山西省长。当时因为山西黑砖窑案事件被揭露,于幼军不得不主动检讨、道歉,仕途从此暗淡,但他依然被认为是山西建国以来最好的领导之一,为什么呢? 于幼军在此轮讲座中提及山西往事。他说自己数次到访大同矿工棚户区,一度遭地方“挡驾”,最终自己执意在视察途中停车才得以进入石棉瓦搭建的七口之家。“母亲和五个女儿睡在炕上,父亲睡在外面用来吃饭的板子上,过了几十年。我看了一家,看了十几家都是这个样子,我掉眼泪了。”得见此景,于幼军回忆在现场坦诚“我们共产党对不起工人,对不起这些矿工。”尔后,他又下令各级地方和矿企召开路边现场会,两个月内拿出让30万大同矿工全部住上新楼房的计划,表态“如果我们还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话,我们还配叫共产党人吗?”据说,当年因此,全省110万矿工家庭对其感恩不已。 所以说,于幼军此轮反思文革的动人之处,倒不见得全在警告文革本身,或者更在于他再度暴露中共脱离民众、漠视背景、日益官僚化背景下,于幼军之类高层之所以产生“何不食肉糜”的怪论和倾听民意之艰难。“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中国古代便知民为邦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历代皆采集民声。 于幼军在山西执意要求了解真实民意应该并非一时心血来潮。20世纪80年代,当年在广州市委宣传部工作的于幼军赴上海取经,结识之后任《明报》主笔、亚洲电视新闻总监及《成报》总编辑的魏承思。今年3月份魏承思在于幼军退休时发文《官场书生于幼军》,其中提到另一件深圳旧事: 据说,“(当时)有人在网上写了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长文,毫不客气地指出深圳所面临的困局:高新技术产业逃离深圳、政策优势丧失、金融话语权旁落、高级人才吸引力衰退、国有经济改革迟缓、政府部门效率低下、治安环境日趋恶劣、城市精神空洞虚化、固步自封缺乏反省。于幼军看到后,力排众议与作者进行圆桌对话,鼓励他今后多给深圳提建议,开创了高官和网民对话的先例。更重要的是,幼军由此刺激,寻求深圳发展的新方向,提出要以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再造’一个深圳。深圳今日的繁荣不能不归功于幼军当年的远见卓识。” 于幼军当年不回避民意激切,放低姿态主动与不同声音沟通,虽然并非如何声震朝野,但其态度仍然让人轻易联想到26年前那场几乎要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六四事件。当年胡耀邦逝世的街头纪念演化为抗争请愿运动,数名学生“跪谏”要求时任总理李鹏接受对话要求。当时,有声音道,她的人民面见“人民公仆”,却要以君臣之礼跪请当局接受请愿书,而即便人民将头低到尘埃里也被现场经过的李鹏无视地走过。 当然,近二三十年间,民众的权利意识觉醒的同时,当局亦随之呼吁政治改革,提高民主素养和公仆意识,于幼军之类并不见得是凤毛麟角。但是,改革开放早已官僚化的政治空气不断提醒人们当年苏联僵化政治体制的“官老爷”。 2011年1月底,中国农历新年前夕,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破天荒首次与进京告状的200多名访民见面听取申诉,随后消息称,一位天津访民反映的拖欠工程款问题已在当地得到迅速妥善解决。但这毕竟是个案,且勿论打击报复访民的各地驻京办和“黑监狱”并未绝迹,连整场戏都被曝光有事前精细安排之嫌,真正鸣冤叫屈者虽跪地求见也被驱散。 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被认为是错误发动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甚至被认为本身就是颠覆官僚主义阶层固化的动作,但是它的确错了。然而,文革后的改革在相当意义上杜绝群众运动,但它也让中共与普通民众的隔阂日益扩大。胡锦涛、习近平已然意识到脱离群众的危机,将之视为决定中共执政基础的根本所在,而现代技术也的确提供了官民沟通的方便,但是“官衙”之内,不依然时时传出类似“万庆良”600元人民币房租的声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