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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曾經把知識分子高看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僅僅在不到一百年前，我們中國還實行科舉制度，讀書人通過考試就可以當官，擁有特權和權力。
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知識分子曾經在上個世紀初的社會政治變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一直到抗日戰爭，知識分子似乎還是很有地位的，比如，死於1936年的魯迅生前還是被政府重用，收入很高，雖然不見得有什麼特權。
抗日戰爭八年，國共內戰四年，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一樣顛沛流離，沒有什麼穩定的環境可以研究，講學，著書立說，也就得不到什麼重用，更不用說特權了。
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開始改造中國的知識分子。十七年（1949-1966）間，中國文壇充斥了許多所謂的“革命文學”，說白了，是共產黨“御用文人”搞出來的“御用文學”。而“黨的御用文人”可以被認為是十七年間中國知識分子的標準照。
之後，更猛烈的改造開始了。十年文革，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改造工程的升級版本。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被人為地降低。知識分子再不能通過考試獲取官位了，相反，因為是知識分子，成份不好，要當官反倒更困難了。
好不容易文革結束，知識分子地位問題被重新提出來，有那麼一陣子，似乎知識分子又受重用了。許多被打倒的被平反了。恢復了高考制度，教育體系重建，讀書人似乎又變得重要了。
可是，很快的，隨着中國經濟私有化的發展，共產黨開始“打左燈，向右轉”，補資本主義的課，體腦倒掛出現了。整個社會開始了物質主義的大趨勢。拜金主義盛行，知識分子的地位再一次跌落。
在八九年六四民主運動之後，共產黨更是有意地把知識分子冷落在一邊，對自由知識分子進行打壓，對青年學生進行洗腦，對社會的拜金主義、物質主義、民族主義等有利於穩固共產黨統治的思潮進行推波助瀾。可以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又一次跌入低谷。
今天的中國，衡量一個人的價值的標準已經非常清楚了：金錢（和/或權力）。也就是說，學富五車不如鈔票大把。知識分子，或者廣義的讀書人，也不能免俗，其中的許多人前赴後繼的拚了命地往錢眼裡鑽。傳統的知識分子面對金錢的“清高”姿態已經蕩然無存了。在金錢和權力面前，無數知識分子“盡折腰”。
我先前以為：離開了浮躁的中國社會，某些海外華人也許能夠保有傳統知識分子的某些“高貴”的精神氣質。比如，不慕虛名，不用金錢來衡量自己或他人，依然能夠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依然視自己為社會的良心，有着某種使命感或責任感。
我錯了。
我在生活中看到的很多海外華人是卑劣的，是沒有良心的。他們中許多人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牆上的另一塊磚”。
他們中有些人貪慕虛名，搞社團，且在社團里窩裡鬥；有些人用金錢來衡量自己和他人的價值，對於不如己者傲慢無禮，對於社會弱勢群體缺乏同情心；有些人不再關心什麼國事什麼天下事，不參加選舉，不關心種族主義與所在國的政治，更不在意遠在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們。至於使命感和責任感，根本就被踢出了他們的字典。
對於磚塊而言，凡是現存的都是合理的：白人種族主義當然是合理的。白人就是比其他人種高貴。因此，我們要學習白人的“高貴的精神氣質”。資本家對普通勞動者的剝削也是合理的。因為那些普通勞動者沒本事所以他們心甘情願地被剝削，有什麼錯？他們自己高學歷高收入是合理的，相比之下，有些華人同胞沒能實現高收入或高學歷一定是他們自己的錯！因此，輕視甚至鄙視那些低收入低學歷的華人同胞何錯之有？
中國知識分子是一個複雜的群體，他們在很多問題上很難達成一致的意見。雖然如此，對於我們讀書人的每一個個體而言，我們是否可以學會反省，學會觸摸自己的良知，學會對現存的看似合理的現實的批判。或者這就是有行為能力的個人與無行為能力的磚塊之間的本質差別了。
高貴與卑劣之間：你如何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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