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sing Reality 是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生于1926年）2019年出版的一本电子书。

该书的全名是：Losing Reality: On Cults, Cultism, and the Mindset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Zealotry（《失去现实感：论邪教、邪教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和宗教狂热心态》）。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是美国精神科医生、作家。他以研究中共的洗脑闻名，代表作是1961年出版的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国“洗脑”研究》）。

阅读利夫顿是为了解决我的一个大疑惑：中国有没有希望？

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是否有希望走出专制野蛮的前现代社会，建成自由、民主、文明的现代社会？

今日中国：一个落后的、前现代的国家

对中国、世界历史的阅读，对世界大势的观察，特别是我个人在中国与海外生活多年的经验及其比较分析，让我得出这一结论，即：

中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中国社会不是一个现代社会；中国人不是现代人。

和世界上少数专制、威权国家，如朝鲜、俄国、伊朗，等等一样，缺乏民主自由的中国落后于现代世界。

我在武肺疫情之前曾频繁回国，而每次回国最大的观感都是：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

城市里高楼林立、人潮汹涌、车水马龙，和小摊小贩买东西都用电子支付，似乎很“现代”。然而，高楼林立掩不住住户不讲公德的低素质。电子支付便利背后是缺乏隐私权的野蛮。人潮汹涌不过是追名逐利、蝇营狗苟。车水马龙制造的空气污染无声无息地戕害着中国民众的健康；中国肺癌发病率和致死率据说在全球名列前茅。我们也不必说环境污染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越来越严重，更不必说什么有毒食品、有毒药品之类的中国特色的日常生活，单说落后的、与世隔绝的人文环境吧：

在今天的中国，书店里充斥着意识形态宣传，可读的书少，好书更少。如果是好书，其作者大概率都作古多年了。中国文化界的萧条在武肺疫情之前几乎是每况愈下的。在中国的沿海城市里，外文书寥寥无几，即便是在所谓的外文书店里。而中国广大的内地估计连外文书店都没有。中国的书店是越办越难的。2000年之前就有许多独立书店倒闭。现在当然还有一些，然而好的书店凤毛麟角。

好吧，你也许要说，知识阶层只是一部分中国人而已。我同意，然而知识阶层的精神生活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风向标。中国的知识阶层都活得这么封闭、憋屈，其它阶层会更自由更有活力？

不说人文环境了。来说政治。中国宪法规定的自由民主权利在现实中人们一项也享受不到，这是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实。

言论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宗教自由：没有。结社自由：没有。抗议示威的自由：没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没有。

我未曾读过刘晓波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然而在他们效仿的捷克《七七宪章》中，捷克的知识阶层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年捷克民众的自由民主权利只存在于纸上。那是1977年。刘晓波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是2008年。刘晓波2017年死于中共的黑狱，迄今也六年了。中国民众的自由民主权利依然停留在纸上。

刘晓波之被判刑入狱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中国没有自由没有民主的象征性事件。

既没有自由，也没有民主，中国人活得憋屈，普通民众都自嘲自己是“韭菜”，被收割的那种；割了一茬，长了再割。谁是镰刀？中共，特别是中共上层。近来又有了一个新词“人矿”。中国民众意识到自己连植物的地位都不及，韭菜都不算。对于统治阶层（即中共上层）来说，自己只能算是无知觉的“人矿”。

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是不把民众当人看，而是当作某种工具。比如，习近平自己说：“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显然是要民众做人肉盾牌来保护他及一批中共高官。

好吧，说说人如何？

中国人：洗脑术下的芸芸众生

我回国见过许多老同学、老同事、家人和亲戚。大多数被洗脑了。不排除其中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总之，大多数人视野狭窄、对世界缺乏了解，观念老旧、甚至还不如八九十年代的人们。其中，有少数是有思维能力的人，头脑清醒、对于中共洗脑有一定免疫力。这一小撮人在我的社交圈里的比例：10%左右。

当然考虑到到我的社交圈实际情况：大学群里10%对洗脑有一定免疫力。高中和小学这个比例要低于10%。根据维基百科中文网站的一个数字：中国有大学学历的人占比不到20%。 所以，如果推而广之，中国社会未被充分洗脑的民众的比例实在不高，必然远低于10%。

那么如果只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来估计，且假设洗脑仅对90%的人有效的话，那么大约有两三千万中国人对中共政权的系统性洗脑有一定免疫力。这个数字估计占总人口比例约2%，虽然按比例来说不高，然而就绝对数量来说却也不低。

这样一群人是否可以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制度，走向现代国家？我不知道。因为从历史上看，社会革命的成功因素很多，然而少数人可以发起某种革命或变革，革命或变革的持续、扩大、深入却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先锋人群数量不需要太多，然而没有广大民众的参与与加入，革命或变革的成功难度很大。

套用在中国来看：精英人群可以发起革命或变革，然而革命或变革要持续进行且获得成功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如果广大民众都被中共洗脑成功了，他们会参与革命或变革吗？还是他们如鲁迅笔下的去吃“人血馒头”呢？

这就是我阅读利夫顿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的怪圈：治乱交替、朝代轮替的周期律

过去十多年，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从中共建政七十多年的高光时刻（约在2008年）掉落到2023年的低点，也许还没有到毛时代的闭关锁国、空前孤立，却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从海外观察，中国政府花巨资建造的网络高墙效用惊人，似乎有效地阻隔了中共不想要民众接触的西方信息、观念、与问题。网络高墙在二十一世纪的互联网时代成功地达到了中共对中国民众思想控制的目的。我们看到：互联网上下，多如牛毛的五毛、粉红言论与行为。

有人说：网络上充斥的五毛党、小粉红言论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民众。有人还举出白纸运动、彭载舟，上海万圣节，等等来说明：中国民众中依然有不满者，有反抗者。

中国人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有十几亿人口，那就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了。我们可以说：五毛党、小粉红、战狼言论在中文网络上的泛滥不能代表所有中国民众都是那样想的。同样，从彭载舟、白纸运动、上海万圣节事件，我们可以说：中国民众中依然有清醒者、不满者、反叛者甚至反抗者，还有希望。

但是，后一类事件涉及的群体似乎总是比前一类群体少得多。用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中国社会的“反贼”群体比“粉红”群体要小得多。中国更多的是如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中国人是惯于沉默的，这和数千年专制制度对民众心理行为的改造有很大关系。专制制度必然是压迫性质的。在专制制度之下，统治阶层禁止民众说话以维持统治秩序。而民众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之下，意识到：发声抗辩、动手造反都是会遭到统治阶层的激烈反应，往往是严刑峻法，甚至人头落地、家破人亡，乃至夷灭九族。于是，沉默就成了中国人自保的主要模式。

然而沉默是一柄双刃剑。一反面，它确实可以让统治阶级以为民众至少“口服”了，从而起到保护弱者（民众）的目的。另一方面，沉默也给了统治阶层默许的支持，从而维持了现存统治秩序。而沉默如果达到了保护弱者的效果，又有了示范效应，于是其它民众就纷纷效仿以求自保。这大约是“沉默的大多数”之所以然吧。

然而，中国的观察家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沉默是一种克制，代表了中国人“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忍让。忍让是有限度的，当“忍无可忍”的时候，反叛或反抗就发生了。中国两三千年来王朝更迭的历史就在那里：中国底层民众——那些温顺、驯良的农民，在一个王朝的末年往往是反叛、起义的主体。农民起义之后建立的新王朝虽然未必就比之前的好多少，然而至少在前期与中期对于农民不会过于严苛，压迫得如旧王朝末年那么厉害。

在鲁迅笔下：做不稳奴隶的时代大约就是王朝末年的中国农民，而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大约就是王朝末年之前的中国农民。也可以说，底层民众忍无可忍的时代与忍得住的时代之间的交替。

在沉默中苟且与在沉默中爆发似乎是中国民众的两种模式。前者是做稳了奴隶时的心态，后者是做不稳奴隶时的心态。

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与绝大多数民众的心态（所谓“民心”）关系密切。中共所谓“民心向背”完全是唐太宗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翻版。

在我看来：中共红朝是秦朝以来治乱交替、王朝兴亡历史的延续。中国民众是几千年专制历史的产物。中国历史王朝更迭的循环模式或周期律依然没有被打破。

因此，中国的希望依然在底层民众生存境遇继续恶化到做不稳奴隶的地步。到那个时候，中国民众 才会或者揭竿而起，或者大规模参与社会运动与革命，中国的现状才会有所改变。

虽然革命未必会带来民主自由制度，然而在革命带来的社会大动乱中，希望或将浴血重生。

所以，虽然网络上许多关心中国事务的海外华人有一些对中国悲观失望的情绪，我的朋友中也有人表达对中国绝望乃至想要放弃的想法，然而我对于中国的未来依然保有希望。以上是第一个原因：我对中国历史周期律的信念。

洗脑术的弱点

而利夫顿的书：Losing Reality: On Cults, Cultism, and the Mindset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Zealotry（《失去现实感：论邪教、邪教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和宗教狂热心态》）和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国“洗脑”研究》）为我的中国有希望论提供了第二个原因：

洗脑术再高明，总是会穿帮的。

中国人说：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从本质上看，洗脑术是系统性的、比较高明的骗术而已。而骗术总是会穿帮的，早晚而已。如果被骗的人能够反思，或者能够接触到新的信息，骗术的穿帮就是无可避免的。

当然，有网友会说：我认识的国内的亲友大多数真得被洗脑了，跟他们没法讨论问题！我也有类似的经验。我也觉得自己认识的某些老同学、老朋友、亲戚甚至家人都被中共成功洗脑了，并且那个比例是多数。

如果大多数中国人都被成功洗脑，那么他们就甘于做韭菜或人矿，那么中共的专制统治就固若金汤、可以长治久安了。如果真是那样，中国真就没希望了！什么民主自由？韭菜和人矿不需要民主自由，也不会发生抗议，更不会动手反叛或反抗。

被统治阶层不反抗的话，中国的统治阶层——中共高层有什么理由走向民主自由？特别是在过去十多年的中国政坛趋势，中共走向极权主义（与民主自由背道而驰）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在这一点上，利夫顿的书就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结合自己坚实的中共洗脑个案研究（《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国“洗脑”研究》，1961年）与对邪教、邪教意识形态的研究，发掘了它们之间的共性与规律，也看到了它们的致命弱点。

邪教意识形态（及政治宗教狂热心态如共产主义）都必然走向极端化，而任何事物一旦极端化就容易荒诞化，容易穿帮。

根据文革中一些人的回忆，毛贼东被神化之后，许多人从“林彪叛逃坠机身亡”事件中意识到：毛不可能永远正确。因为林彪这个接班人是毛自己选的，结果却叛逃了。毛如果正确，林就不会叛逃才对。林彪叛逃事件证明了毛也是凡人，不是什么永远正确的“革命导师”，于是对毛的个人崇拜（邪教）就崩溃了。

看到习近平在模仿毛贼东搞极权主义，比如“定于一尊”的个人崇拜，“习近平思想”，文革2.0，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又一次走向极权主义与个人崇拜。文革的悲剧看来将在中国重演。然而失去现实感的中国人终有一天会看清现实。因为极端化或神化某个人的结果实在是“殷鉴不远”。

台湾：榜样的力量

最后，台湾实现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一现实也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事实上，实现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百年来中国知识阶层的梦想。而在孙中山以及继承孙中山遗愿的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符合普世价值、代表人类进步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台湾终于建成了！

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中共关于中国人不适合自由民主制度的宣传之荒唐可笑！这也很可能是中共急于要攻打台湾的真正原因之一。相比于有自由、有民主的台湾民众，大陆人的没有自由没有民主缺少人权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这一反差让中共高层坐立不安。

台湾经验对于中国民众的民主自由之路提供了最强大的例证和最切近的范例。中国民主自由的道路已经有了一个操作性强的路径可以借鉴。台湾是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社会的最好的榜样。

因此，从历史规律，特别是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周期律来看，中共红朝必然走向覆亡。而从社会心理研究，特别是关于极权主义社会洗脑研究、邪教意识形态研究来看：中共的洗脑再成功，其效果也是暂时的、有限的，一定会穿帮的。因此，中国民众终究会看清中共的丑恶嘴脸。最后，台湾成功建成自由民主制度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做出了好榜样。走台湾道路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有希望吗？我觉得有。你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