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晚上到納什維爾。天黑得早，樹上掛着冰凌，長得快的樹枝承受不住壓力，折在半路。沒折斷的枝子，壓得低，就在行人的頭頂上方耷拉着。人行道上鋪着半透明的冰，路不好走。就近在音樂中心，百老匯街上的一個大型食肆里吃晚餐。

食客寥寥，幾家食肆早早黑了燈。偌大的飯廳中央放了一個矮矮的木台子當舞台。穿着牛仔靴，短裙的女歌手獨自一人在台上彈唱。

端着自己的餐盤，在角落坐下，我和先生低着頭一口接一口地吃着。舞台上的歌手好像唱完了一曲，靠近舞台的三兩桌客人給她鼓了掌。大屏幕上給出打賞的鏈接。學生模樣的歌手受了鼓勵，晃了晃鴨舌帽下金色的長直發，輕輕地吁了一口氣。一隻手扶着吉他，向前微微地跨了一步，歪着頭，說自己從澳洲來美國尋找唱歌的舞台，她曾去維加斯試過運氣。第一次在這個舞台上唱歌，納什維爾的掌聲太動聽了，她要為大家再唱一曲。

先生抬頭看了一眼台上，嘀咕了一聲，從澳洲來納什維爾。又特意看了歌手一眼。

我們還在細嚼慢咽，台上的聚光燈已經暗了下來，大屏幕換成了廣告，看來演唱結束了。我不經意的向台上瞟去，歌手蹲在地上收拾音響，一圈圈地繞好線。隨後背上吉它，輕輕地推開邊門，一陣冷風吹了進來，她側身出去，消失在夜色里。

一夜無夢，只是起夜多次，到了周五越發地感到不適。捱到周六早上，症狀沒有減輕，先生建議去醫生。網上查了一下，附近就有Urgent Care，不需要提前預約。

就診的人不多，給先生和自己抓了兩隻口罩帶上，坐在最後一排，安靜地等着。不一會兒，通向診室的大門一開，一名小護士站在門邊叫我進去。小護士身材不高，穿件深藍色護士服，黑色束腳褲，黑長髮中分，用髮夾固定在腦後，口罩之上眉眼清秀。她把我安頓好，一邊熟練地拿出血壓計，測氧傳感器，一邊詢問病情。我看她亞洲人的模樣，好奇地問她在診所工作幾年了。

她告訴我，她是Vanderbilt的學生，大學四年級。”畢業後直接進醫學院深造？”。她點點頭，兩手一拍， “已經拿到一所醫學院的錄取。” 還在等其它幾所學校，有一個學校兜底，感覺不錯。她邊說邊有條不紊地收拾着手上儀器。 我問她，”你沒想過畢業後先遊歷一年，做義工或旅行，然後再去上學？”她手上停了幾秒，又把幾樣儀器重新碼放了一遍。想了想，眉毛一挑，看似隨意地告訴我，他還有一個弟弟在上州大。“你弟弟學計算機。” 她驚訝了，“你怎麼知道呢？”

護士走後，感覺屋裡冷，我把外套穿上，在屋子裡來回踱步。有人推門，回頭一看，一位瘦高個，穿着綠色的手術袍的白人男子走了進來。 他沒做自我介紹，只是從牆上抓了兩隻手套帶上，把兩隻手舉在胸前，站在那裡看着我，“噢，過去有過相似的症狀。嗯嗯，服用抗菌素後痊癒了。打寒戰嗎？” 醫生不到四十歲，頭髮已經花白了，有幾縷油乎乎地粘在腦門上。口罩下冒出的鬍子也白了。隔着外套，醫生用帶着藍色手套的手在我的後背上戳了幾下，“這疼嗎？這兒呢？”

他伸手在上衣口袋裡掏了兩下，又低頭往口袋裡看了看， “我給你開兩種藥，緩解症狀和消炎。”  “如果你還有其它問題，找專科醫生或你的家庭醫生。”  摘掉手套，醫生順手把手套扔進屋角的垃圾桶，一隻手套掛在堆滿白紙的垃圾桶壁上，另一隻掉在了地上。還沒等我回過神來，他的腳步已經到了在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