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晚上到纳什维尔。天黑得早，树上挂着冰凌，长得快的树枝承受不住压力，折在半路。没折断的枝子，压得低，就在行人的头顶上方耷拉着。人行道上铺着半透明的冰，路不好走。就近在音乐中心，百老汇街上的一个大型食肆里吃晚餐。

食客寥寥，几家食肆早早黑了灯。偌大的饭厅中央放了一个矮矮的木台子当舞台。穿着牛仔靴，短裙的女歌手独自一人在台上弹唱。

端着自己的餐盘，在角落坐下，我和先生低着头一口接一口地吃着。舞台上的歌手好像唱完了一曲，靠近舞台的三两桌客人给她鼓了掌。大屏幕上给出打赏的链接。学生模样的歌手受了鼓励，晃了晃鸭舌帽下金色的长直发，轻轻地吁了一口气。一只手扶着吉他，向前微微地跨了一步，歪着头，说自己从澳洲来美国寻找唱歌的舞台，她曾去维加斯试过运气。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唱歌，纳什维尔的掌声太动听了，她要为大家再唱一曲。

先生抬头看了一眼台上，嘀咕了一声，从澳洲来纳什维尔。又特意看了歌手一眼。

我们还在细嚼慢咽，台上的聚光灯已经暗了下来，大屏幕换成了广告，看来演唱结束了。我不经意的向台上瞟去，歌手蹲在地上收拾音响，一圈圈地绕好线。随后背上吉它，轻轻地推开边门，一阵冷风吹了进来，她侧身出去，消失在夜色里。

一夜无梦，只是起夜多次，到了周五越发地感到不适。捱到周六早上，症状没有减轻，先生建议去医生。网上查了一下，附近就有Urgent Care，不需要提前预约。

就诊的人不多，给先生和自己抓了两只口罩带上，坐在最后一排，安静地等着。不一会儿，通向诊室的大门一开，一名小护士站在门边叫我进去。小护士身材不高，穿件深蓝色护士服，黑色束脚裤，黑长发中分，用发夹固定在脑后，口罩之上眉眼清秀。她把我安顿好，一边熟练地拿出血压计，测氧传感器，一边询问病情。我看她亚洲人的模样，好奇地问她在诊所工作几年了。

她告诉我，她是Vanderbilt的学生，大学四年级。”毕业后直接进医学院深造？”。她点点头，两手一拍， “已经拿到一所医学院的录取。” 还在等其它几所学校，有一个学校兜底，感觉不错。她边说边有条不紊地收拾着手上仪器。 我问她，”你没想过毕业后先游历一年，做义工或旅行，然后再去上学？”她手上停了几秒，又把几样仪器重新码放了一遍。想了想，眉毛一挑，看似随意地告诉我，他还有一个弟弟在上州大。“你弟弟学计算机。” 她惊讶了，“你怎么知道呢？”

护士走后，感觉屋里冷，我把外套穿上，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有人推门，回头一看，一位瘦高个，穿着绿色的手术袍的白人男子走了进来。 他没做自我介绍，只是从墙上抓了两只手套带上，把两只手举在胸前，站在那里看着我，“噢，过去有过相似的症状。嗯嗯，服用抗菌素后痊愈了。打寒战吗？” 医生不到四十岁，头发已经花白了，有几缕油乎乎地粘在脑门上。口罩下冒出的胡子也白了。隔着外套，医生用带着蓝色手套的手在我的后背上戳了几下，“这疼吗？这儿呢？”

他伸手在上衣口袋里掏了两下，又低头往口袋里看了看， “我给你开两种药，缓解症状和消炎。”  “如果你还有其它问题，找专科医生或你的家庭医生。”  摘掉手套，医生顺手把手套扔进屋角的垃圾桶，一只手套挂在堆满白纸的垃圾桶壁上，另一只掉在了地上。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他的脚步已经到了在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