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西米亚移民，雪默尔达先生一家是美国作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的《我的安东尼娅》里的主角。19世纪末一家人从欧洲来到美国内布拉斯加草原寻找新的机会。

熬过了草原上寒酷的冬天，在第一年的圣诞节后，雪默尔达先生的长女安东尼娅和母亲雪默尔达太太去拜访书中的另外一位主人公;孤儿吉姆·伯登和祖父母一家。

“在这段短暂的好天气里，一天上午，安东尼娅和她的母亲 骑着她们家一匹浑身粗毛的老瘦马来看望我们。这是雪默尔达 太太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她到处仔细察看我们的地毯和窗帘、 家具，不停地用一种妒忌和抱怨的口气跟她女儿指指点点。在厨房里，她抓起放在炉灶背后的一只铁锅，说:“你们 有很多，我们家没有。” 祖母把锅子给了她，我觉得祖母太 迁就她了。 吃过午饭，她一面帮我们洗碗碟，一面仰起头来说: 你们有这么多趁手的厨具，我要是有这些东西，做的饭比你们的好吃得多。” 

她是一个自高自大、爱说大话的老东西，连不幸的遭遇都 不能使她谦卑一点。我感到厌烦极了，甚至对安东尼娅的态度也冷淡起来，她对我说她父亲不太舒服时，我听着无动于衷。

 “我阿爸想老家心里难受。他脸色不好看。他再也不弄 音乐了。在老家的时候，他总是拉小提琴;人家结婚也拉，跳 舞也拉。在这里从来不。我求他拉，他摇摇头。有的日子他 从盒子里拿出小提琴，用手指像这样在弦上拨弄弄，可他从 来不拉曲子。他不喜欢这个国家。” 

“不喜欢这个国家的人应当待在自己的国家里，”我正言厉色地说。“我们又没有请他们来。”

“他【雪默尔达先生】没有要来，从来没有!” 安东尼娅大声喊起来。“我阿妈【雪默尔达太太】要他 来的。她总是说:“美国大大的国家，很多的钱、很多的土地给我的儿子，很多的丈夫给我的女孩儿。我阿爸因为离开他一 起弄音乐的老朋友而哭。可我阿妈，她要安布罗希【 安东尼娅的哥哥】发洋财，有很多很 多牛。”

雪默尔达先生的女儿们睡在汽油桶般大小，铺着麦秸的黑洞里，捡邻居发了霉的土豆，运气总是不好，连一口像样的锅都没有，但爱贪便宜，野心勃勃的雪默尔达太太在精神上却从未贫穷。她立下志向，不仅要在美国生根，还要变得富裕，给下一辈更光明的未来夯实基础。

代际牺牲(“为了孩子们”)、向上流动(“有机会变得富有并接受教育”)以及拥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漂亮的房子和大片土地”)这些也许是在American Dream(美国梦)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前，美国梦中最核心的部分;始于贫穷，终于富有，世世代代富裕下去。

1931年，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这本书中第一次给美国梦下了定义:

美国梦，是关于这样一个国家的梦想:在那里，每个人都能拥有更美好、更富裕、更充实的生活，并且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成就获得相应的发展机会。

它不仅仅是梦想拥有汽车和高工资，更是一种关于社会秩序的理想。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能够充分发挥其与生俱来的潜能，实现最大的价值，并因其真实的自我而获得他人的认可，而不受其出身或社会地位等偶然因素的限制。

在《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出版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梦”逐渐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输出之一，成为对外宣传繁荣、富裕和充足的社会流动机会的象征。而这种社会机制在美国体现得最为完整。

二十世纪的四十到七十年代，美国的经济规模增长了一倍以上，约占当时全球工业产出的三分之一。经济增长惠及了社会各个阶层，人们不断从农村迁往城市，又从城市迁往郊区。普通的蓝领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负担得起独立屋，并有稳步迈入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

人们对未来逐渐形成了一种乐观的惯性，即每一代人的生活都将超越上一代所达到的水平。根据2016年的一项研究，1940年出生的美国人有92%的概率能够获得高于父辈的收入。而大部分移民到美国的外国人也有比在母国更多的成功和富裕的机会。

“任何人都能够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财富积累”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社会成员之间相处的方式，《美国史诗》这本书中提到一位曾经去过纽约市的法国人，他惊讶地发现，“这里【纽约】无论什么人，都会直视你的眼睛。” 尽管亚当斯并未明确指出这位法国访客的身份，但学界普遍认为，他所指的是法国思想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曾详细描述了美国社会交往中所体现出的相对平等和人格尊严。

“美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并非财富均等，而是’条件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由于没有欧洲式的世袭等级制度，美国人在日常社会交往中普遍表现出平等意识，人们更多依据个人能力和品格而非出身评价彼此。”

“条件平等”和看似“无限”的机会在人们的潜意识里种下了一个认知：即不能将自己的不幸归因于社会环境、政府等外部因素。努力会有收获。

有心理学家说，人生中最好的岁月，是你决定自身问题由自己负责的那些岁月。这也许是移民们在落地美国的初期，在不如母国的生活环境中也能保持热忱和锐气的原因之一。他们对美好的愿景充满信心，困难是暂时的，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我的安东尼娅》书中有大量篇幅描写了内布拉斯加草原异常艰苦的生存环境和外来的边疆开拓者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雪默尔达先生一家能讲的英语太少，甚至连最迫切的需要都无法让人知道。他们刚来不久就被当地人骗走了大部分的积蓄。在家乡，雪默尔达先生织得一手好挂毯，他衣着讲究，善良、敏感，会拉提琴，但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对农活一窍不通。因为他们的母语是属于斯拉夫系的语言，在草原上更难找到知音，后来总算跟两个会做农活，俄国来的雇工搭上了话。能够开心地讲几句家乡的话并有外人回应，对当时的异乡人来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和慰籍。

可惜好景不长，俄国人中的一个得了重病，卧病在床，不能再下地干活，他的牛和马也被放高利贷的人拉走了。长期抑郁中的雪默尔达先生将枪顶在了自己的脑袋上。爸爸走后，可怜的安东尼娅像个男人一样干重活儿，皮肤晒得黝黑，手掌长满了老茧，没日没夜地干，一家人才能糊口。

当《美国史诗》一书准备发行之际，作者亚当斯原本希望给书取名为《美国梦想(American Dream)》， 但遭到了编辑的强烈反对，因为1931年的美国社会与美好的梦想实在相距甚远。

小说《愤怒的葡萄》描写了1931年在奥克拉荷马州发生的故事。种地的约德一家在干旱、经济危机、金融和农业的改革中变得一贫如洗。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向西，到人烟稀少的加利福尼亚州寻找生存下来的机会。临出发前，

“佃农们在那些小屋子里挑选他们的宝贝和他们的父亲和祖 先的宝贝。他们要把一些准备带到西部去的东西挑出来。男人 们忍心地抛弃了许多东西，因为生活已经遭到破坏 了。。。 那把犁，那个耙，还记得打仗的时候我们种芥菜的情形吗? 。。。把那些农具拿出来卖它几块钱吧。那把犁花了 十八块，外加运费，”西尔斯·罗白克”牌的。 马具、大车、播种器，还有小捆小捆的锄头。把它们搬出来， 堆在一起。装上车，运到城里去。能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把 牲口和大车都卖掉。再也用不着这些东西了。 一把好犁卖五毛钱是不够的。那个播种器是三十八块钱买 来的。卖两块钱可不够。反正不能再把这些东西拖回来。好吧， 都带去，搭上一份儿伤心泪。。。所有的破烂东西都拿去，给我五块钱吧。你 不仅是买了一堆破烂，还把破烂的生活也买去了。还有呢 你等着瞧吧——你还买去了苦痛。你把犁买去，将来就会用来埋葬你的儿女;我们的双手和我们的精神本来是可以救救 你们的，可是你们把它们也买去了。五块钱，四块不行。我不能 把这些东西再拖回去——好吧，四块就四块，卖给你吧。可是我 警告你，你买去的东西将来会把你的儿女埋葬掉。”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谈富裕的美国梦像是往普通人的脸上甩一个耳光。但也许，美国梦本不是在繁荣时期喊出的口号，而更像在危机时期诞生的信念，是移民精神的总结，也是极其坚韧的国民性格，和不可救药、深入骨髓的美式乐观主义。

历经磨难，上天最终眷顾了安东尼娅。她遇到善良的波希米亚移民，安东·库扎克(Anton Cuzak)两人结了婚，在内布拉斯加经营农场。包括安东尼娅婚前的私生女儿，他们养育了十一个孩子。生活依然辛苦，但家庭和睦，孩子们健康、活泼，果园和农场也经营得很好。

吉姆后来在纽约市当律师，当他再遇见安东尼娅时，安东尼娅已经不再年轻美丽，她是一位双手粗糙，身材发福的农妇。 但吉姆发现，安东尼娅仍然充满了生命力、热情、宽厚。她的孩子们爱慕她，像葡萄枝子一样围在她的周围。

条件平等、有机会变得富有并接受教育、以及拥有自己的房屋和财富，当年所定义的美国梦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还存在吗?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制造业经济逐渐衰落，传统上通往中产阶级的上升通道收窄。1940年出生的一代人中，有92%能够获得高于父母的收入；而四十年后出生的人，这一概率已逐渐下降到约50%。

20世纪90年代，喜剧演员George Carlin的一句玩笑概括了许多人对美国梦的失望:“它之所以叫‘美国梦’，是因为你必须睡着了，才会相信它。”

今天的美国梦也许不再是拥有大片的土地，和数不清的牛和马，它可能是中餐外卖店的孩子，家里第一代大学生，凭实力获得名校的全额奖学金；是普通亚裔移民的子弟创建了自己的高科技企业；是毕业于学费相对低廉的公立大学生也能跟私校生竞争同样的工作机会；是每一位归化公民拥有用手中的选票影响国家未来的权利；也是新移民们（Fresh off the boat ）依旧相信下一代会有比自己更好的生活。这样的梦想还是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