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西米亞移民,雪默爾達先生一家是美國作家薇拉。凱瑟(Willa Cather,1873-1947)的《我的安東尼婭》裡的主角。19世紀末一家人從歐洲來到美國內布拉斯加草原尋找新的機會。 熬過了草原上寒酷的冬天,在第一年的聖誕節後,雪默爾達先生的長女安東尼婭和母親雪默爾達太太去拜訪書中的另外一位主人公;孤兒吉姆·伯登和祖父母一家。 “在這段短暫的好天氣里,一天上午,安東尼婭和她的母親 騎着她們家一匹渾身粗毛的老瘦馬來看望我們。這是雪默爾達 太太第一次到我們家來,她到處仔細察看我們的地毯和窗簾、 家具,不停地用一種妒忌和抱怨的口氣跟她女兒指指點點。在廚房裡,她抓起放在爐灶背後的一隻鐵鍋,說:“你們 有很多,我們家沒有。” 祖母把鍋子給了她,我覺得祖母太 遷就她了。 吃過午飯,她一面幫我們洗碗碟,一面仰起頭來說: 你們有這麼多趁手的廚具,我要是有這些東西,做的飯比你們的好吃得多。” 她是一個自高自大、愛說大話的老東西,連不幸的遭遇都 不能使她謙卑一點。我感到厭煩極了,甚至對安東尼婭的態度也冷淡起來,她對我說她父親不太舒服時,我聽着無動於衷。 “我阿爸想老家心裡難受。他臉色不好看。他再也不弄 音樂了。在老家的時候,他總是拉小提琴;人家結婚也拉,跳 舞也拉。在這裡從來不。我求他拉,他搖搖頭。有的日子他 從盒子裡拿出小提琴,用手指像這樣在弦上撥弄弄,可他從 來不拉曲子。他不喜歡這個國家。” “不喜歡這個國家的人應當待在自己的國家裡,”我正言厲色地說。“我們又沒有請他們來。” “他【雪默爾達先生】沒有要來,從來沒有!” 安東尼婭大聲喊起來。“我阿媽【雪默爾達太太】要他 來的。她總是說:“美國大大的國家,很多的錢、很多的土地給我的兒子,很多的丈夫給我的女孩兒。我阿爸因為離開他一 起弄音樂的老朋友而哭。可我阿媽,她要安布羅希【 安東尼婭的哥哥】發洋財,有很多很 多牛。” 雪默爾達先生的女兒們睡在汽油桶般大小,鋪着麥秸的黑洞裡,撿鄰居發了霉的土豆,運氣總是不好,連一口像樣的鍋都沒有,但愛貪便宜,野心勃勃的雪默爾達太太在精神上卻從未貧窮。她立下志向,不僅要在美國生根,還要變得富裕,給下一輩更光明的未來夯實基礎。 代際犧牲(“為了孩子們”)、向上流動(“有機會變得富有並接受教育”)以及擁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漂亮的房子和大片土地”)這些也許是在American Dream(美國夢)成為一個專有名詞前,美國夢中最核心的部分;始於貧窮,終於富有,世世代代富裕下去。 1931年,美國歷史學家詹姆斯·特魯斯洛·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美國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這本書中第一次給美國夢下了定義: 美國夢,是關於這樣一個國家的夢想:在那裡,每個人都能擁有更美好、更富裕、更充實的生活,並且每個人都能夠根據自己的能力、成就獲得相應的發展機會。 它不僅僅是夢想擁有汽車和高工資,更是一種關於社會秩序的理想。在這樣的社會中,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能夠充分發揮其與生俱來的潛能,實現最大的價值,並因其真實的自我而獲得他人的認可,而不受其出身或社會地位等偶然因素的限制。 在《美國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出版後的幾十年裡,“美國夢”逐漸成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文化輸出之一,成為對外宣傳繁榮、富裕和充足的社會流動機會的象徵。而這種社會機制在美國體現得最為完整。 二十世紀的四十到七十年代,美國的經濟規模增長了一倍以上,約占當時全球工業產出的三分之一。經濟增長惠及了社會各個階層,人們不斷從農村遷往城市,又從城市遷往郊區。普通的藍領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負擔得起獨立屋,並有穩步邁入中產階級的就業機會。 人們對未來逐漸形成了一種樂觀的慣性,即每一代人的生活都將超越上一代所達到的水平。根據2016年的一項研究,1940年出生的美國人有92%的概率能夠獲得高於父輩的收入。而大部分移民到美國的外國人也有比在母國更多的成功和富裕的機會。 “任何人都能夠依靠自身努力實現財富積累”的觀念,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社會成員之間相處的方式,《美國史詩》這本書中提到一位曾經去過紐約市的法國人,他驚訝地發現,“這裡【紐約】無論什麼人,都會直視你的眼睛。” 儘管亞當斯並未明確指出這位法國訪客的身份,但學界普遍認為,他所指的是法國思想家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曾詳細描述了美國社會交往中所體現出的相對平等和人格尊嚴。 “美國社會最顯著的特徵並非財富均等,而是’條件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由於沒有歐洲式的世襲等級制度,美國人在日常社會交往中普遍表現出平等意識,人們更多依據個人能力和品格而非出身評價彼此。” “條件平等”和看似“無限”的機會在人們的潛意識裡種下了一個認知:即不能將自己的不幸歸因於社會環境、政府等外部因素。努力會有收穫。 有心理學家說,人生中最好的歲月,是你決定自身問題由自己負責的那些歲月。這也許是移民們在落地美國的初期,在不如母國的生活環境中也能保持熱忱和銳氣的原因之一。他們對美好的願景充滿信心,困難是暫時的,明天會比今天更好。 《我的安東尼婭》書中有大量篇幅描寫了內布拉斯加草原異常艱苦的生存環境和外來的邊疆開拓者們所面臨的嚴峻挑戰。雪默爾達先生一家能講的英語太少,甚至連最迫切的需要都無法讓人知道。他們剛來不久就被當地人騙走了大部分的積蓄。在家鄉,雪默爾達先生織得一手好掛毯,他衣着講究,善良、敏感,會拉提琴,但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對農活一竅不通。因為他們的母語是屬於斯拉夫系的語言,在草原上更難找到知音,後來總算跟兩個會做農活,俄國來的僱工搭上了話。能夠開心地講幾句家鄉的話並有外人回應,對當時的異鄉人來說是一種奢侈的享受和慰籍。 可惜好景不長,俄國人中的一個得了重病,臥病在床,不能再下地幹活,他的牛和馬也被放高利貸的人拉走了。長期抑鬱中的雪默爾達先生將槍頂在了自己的腦袋上。爸爸走後,可憐的安東尼婭像個男人一樣乾重活兒,皮膚曬得黝黑,手掌長滿了老繭,沒日沒夜地干,一家人才能糊口。 當《美國史詩》一書準備發行之際,作者亞當斯原本希望給書取名為《美國夢想(American Dream)》, 但遭到了編輯的強烈反對,因為1931年的美國社會與美好的夢想實在相距甚遠。 小說《憤怒的葡萄》描寫了1931年在奧克拉荷馬州發生的故事。種地的約德一家在乾旱、經濟危機、金融和農業的改革中變得一貧如洗。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向西,到人煙稀少的加利福尼亞州尋找生存下來的機會。臨出發前, “佃農們在那些小屋子裡挑選他們的寶貝和他們的父親和祖 先的寶貝。他們要把一些準備帶到西部去的東西挑出來。男人 們忍心地拋棄了許多東西,因為生活已經遭到破壞 了。。。 那把犁,那個耙,還記得打仗的時候我們種芥菜的情形嗎? 。。。把那些農具拿出來賣它幾塊錢吧。那把犁花了 十八塊,外加運費,”西爾斯·羅白克”牌的。 馬具、大車、播種器,還有小捆小捆的鋤頭。把它們搬出來, 堆在一起。裝上車,運到城裡去。能賣多少錢就賣多少錢。把 牲口和大車都賣掉。再也用不着這些東西了。 一把好犁賣五毛錢是不夠的。那個播種器是三十八塊錢買 來的。賣兩塊錢可不夠。反正不能再把這些東西拖回來。好吧, 都帶去,搭上一份兒傷心淚。。。所有的破爛東西都拿去,給我五塊錢吧。你 不僅是買了一堆破爛,還把破爛的生活也買去了。還有呢 你等着瞧吧——你還買去了苦痛。你把犁買去,將來就會用來埋葬你的兒女;我們的雙手和我們的精神本來是可以救救 你們的,可是你們把它們也買去了。五塊錢,四塊不行。我不能 把這些東西再拖回去——好吧,四塊就四塊,賣給你吧。可是我 警告你,你買去的東西將來會把你的兒女埋葬掉。”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大談富裕的美國夢像是往普通人的臉上甩一個耳光。但也許,美國夢本不是在繁榮時期喊出的口號,而更像在危機時期誕生的信念,是移民精神的總結,也是極其堅韌的國民性格,和不可救藥、深入骨髓的美式樂觀主義。 歷經磨難,上天最終眷顧了安東尼婭。她遇到善良的波希米亞移民,安東·庫扎克(Anton Cuzak)兩人結了婚,在內布拉斯加經營農場。包括安東尼婭婚前的私生女兒,他們養育了十一個孩子。生活依然辛苦,但家庭和睦,孩子們健康、活潑,果園和農場也經營得很好。 吉姆後來在紐約市當律師,當他再遇見安東尼婭時,安東尼婭已經不再年輕美麗,她是一位雙手粗糙,身材發福的農婦。 但吉姆發現,安東尼婭仍然充滿了生命力、熱情、寬厚。她的孩子們愛慕她,像葡萄枝子一樣圍在她的周圍。 條件平等、有機會變得富有並接受教育、以及擁有自己的房屋和財富,當年所定義的美國夢在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還存在嗎? 20世紀70年代末,隨着製造業經濟逐漸衰落,傳統上通往中產階級的上升通道收窄。1940年出生的一代人中,有92%能夠獲得高於父母的收入;而四十年後出生的人,這一概率已逐漸下降到約50%。 20世紀90年代,喜劇演員George Carlin的一句玩笑概括了許多人對美國夢的失望:“它之所以叫‘美國夢’,是因為你必須睡着了,才會相信它。” 今天的美國夢也許不再是擁有大片的土地,和數不清的牛和馬,它可能是中餐外賣店的孩子,家裡第一代大學生,憑實力獲得名校的全額獎學金;是普通亞裔移民的子弟創建了自己的高科技企業;是畢業於學費相對低廉的公立大學生也能跟私校生競爭同樣的工作機會;是每一位歸化公民擁有用手中的選票影響國家未來的權利;也是新移民們(Fresh off the boat )依舊相信下一代會有比自己更好的生活。這樣的夢想還是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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