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留学、移民来美国之前，对民主的概念是模糊又具体的。我凭借自己和父辈们的生活经历，感受到中国大陆所宣传的“人民当家做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但又无法给民主下一个非常确切的定义。在我的印象中，美国是民主的国家。在美国，只要是美国公民，人人都有投票权，各级领导们由人民用选票决定。领导们要按民意做事，选出的领导人德才兼备，做人做事能起到典范的作用。去美国就是进了民主的乐园。

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尤其成为公民，参加了几届美国的议员、州长和总统选举之后，越来越发现过去对美国民主的设想有些幼稚。通过民主投票选出来的政治人物，他们的个人品格不一定更高尚。

想要爬上政坛顶峰的人，往往需要强烈的野心、极强的自我推销能力、操纵舆论的手段，以及对权力的巨大欲望。我曾经为政治人物的诚信跟一位自诩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后代，在美国长大、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争论。两家的孩子曾经在同一所高中就读，我们在孩子们的球场上闲聊，后来成为熟人。

这位熟人曾试图说服我投票给一位政客。我问他，如何看待这位政客的诚信瑕疵。他给出的理由是，不能用衡量一般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政客。我当时理解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能指望政客们诚实、守信、不拉帮结派。你看，在有些人眼里，另有一套不怎样的道德体系来约束政客。在民主国家能够一路走到权力顶端的人，仍然可能是那些强势、有欲望、有手段的人。在美国也没有例外。

如果把管理国家的权力毫无约束地交给那些政治野心家，权力本身就可能诱惑他们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最终，一个服务公众的机构就演变成一个围绕少数人的等级体系。

民主真正改变的，不是人的本性，而是权力与人的关系。如果我们承认政治人物也是有欲望、有野心、有私心的人，那么制度就不能假定他们会自我约束。

民主制度是一种不浪漫，却有用的制度。它的一个作用是约束一些人。民主制度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权力必须受到分割和制约。即使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人不怎么样，但还有其他机制约束他，挑战他，而最终，再通过选举把他换掉。

民主制度保护言论自由，而在专制制度下，批评领导人，包括曾经在位的，就可能不被允许。一旦领导人变成不能批评的人，公共生活的纠错能力完全仰赖于统治者的“善心”、权力斗争或机缘巧合。

民主制度允许政治竞争成为常态。

社会本来就是由利益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群体组成的。每一个群体，都应该有机会参与治理，尝试自己的方案，并通过实践证明自己的理念究竟是否有效。今天，你来尝试做你认为重要的事情；明天，我们来尝试自己的办法。做错了，再换一种。这也许是人类迄今为止找到的、避免政治分歧最终演变成毁坏的最好办法之一。

在一个法治和产权受到保护的民主社会里，普通人建立事业，通常不需要先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力。

而在专制制度下，你要么加入某个圈子，为某个靠山效力；要么从一开始就是统治体系的一部分。

民主制度不存在“大救星”或者“国父”。正因为没有任何人的地位如此神圣不容侵犯，一个统治者才能够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台。

华盛顿没有像拿破仑或其他统治者那样，把一场革命的胜利果实变成个人的终身统治，把美国变成一个帝国。一个人能够拥有权力也能够主动放弃权力，这正是华盛顿的伟大之处。

这个先例后来成了制度。在美国，一个政客赢得选举，执政几年，无论被制度限制还是自愿，大多离开权力中心，继续过自己的平民生活。

民主意味着，国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保护普通人。如果一个普通人遭到殴打、抢劫或者虐待，他至少可以喊一声：“救命！” 有人会听见，有人会去调查、追究、采取行动。

美国独立宣言把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力确定为与人不可分割（unalienable)的基本权利。一个普通人，他的生命、财产、自由、选择、尊严不应该因一位掌权人的心情而受到影响。

一个威权国家也可以为国民提供财富。但如果某个有特权的官看上了你的财产，你的财产就可能失去保障。当你质疑、发表与官方立场相冲突的意见，你的自由权也许会受到威胁。当媒体统一口径时，你的知情权就大打折扣。一场运动、一个政策或某人的一句话就可能让一个普通家庭的命运突然改变，一个人最好的年华就此蹉跎，随风而散。

而民主像一艘逆风航行的帆船。它不断调整方向，不断偏离一条笔直的航线。很笨拙，也很低效。正是因为众说纷纭，众口难调，民主只能不断试验。试一种办法，再试另一种。有些成功了，有些彻底失败了。民主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允许我们承认错误，并且改变方向。对一个国家来说，这也许意味着多走弯路；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却可能意味着不用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一个永远不会认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