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裤子大出来的。看到科大同学们怀念校长们的文章，感触良多。其中司令笔下的管维炎校长，最让人感到亲切熟悉。我想管校长能在科大垂拱而治，是综合了他的智慧、性情和底气。他的成功很难复制。因为为官最重要的，其实是底气，管校这一份是我党红小鬼出身的干部所独有又共有的。有这种底气，就不用成天患得患失，不必时刻如履薄冰。大的，如邓小平和胡耀邦，比天高比地厚；小的，也似家中老幺儿子，吃定了亲生父母。这份底气，别说小娘养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如方励之等，一点没有。就是郭沫若，也捶胸顿足叹不如。 现在正当权的很多官二代，羡慕妒忌恨，想学想装。却不知这浩然之气，是养出来的，学不会的。最后大多落入刁蛮霸道，止增笑尔。听别人说校长，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校工，食堂里烧饭的陈老爹。陈老爹给我讲过他的故事，现在也转述给大家听听。

闹日本人那会儿，新四军散布在苏北乡下。那时候老陈十来岁，他爸在村里做共产党的区长。有一次陈毅邓子恢什么的（不记得有没有刘少奇，文革期间可能就不提他了），下去看部队路过庄子。他爸就派陈老爹（那时候最多是小小陈）给陈老总们带路，顺便开宝马。（就是牵牵马了。那时方圆几百里没一条像样的路。别说开汽车，骑自行车都会摔死）老陈就跟着他们转了好几天。一天半路上，大家停下来撒尿。再上路的时候出事了。老陈那时候没经验，没有把马拽住了。陈毅上马的时候，马一动，一个屁股蹲，陈毅就坐到路边田里去了。只见陈老总跳起来，一声国骂，拔枪就是一枪。老陈头也不敢回，一溜烟，当天跑了几十里，跑回家去了。

我问老陈，你当时吓坏了吧？出我意外，他说一点也不骇怕。他知道那枪是朝天开的。老总就是面子上下不去。因为当时不但当官的哈哈笑，警卫员们都在偷偷捂嘴。不过我得跑，屁滚尿流地跑。这样大家就一起放开了，都算在笑我了。佩服老陈人小鬼大！我信他真的不怕。后来他爸再见到陈毅，陈老总还说，你家那小子人很聪明，让他来跟我做警卫员吧。区长自然没意见。回家一说，老陈他妈给拦住了。说：“你成天没日没夜地在外面开会，再把小大子放走了，家里事谁做，田哪个种？”这事就这么算了。

老陈是我见过的最能干的师傅。除了烧饭，我见过他喂牛，养猪，犁田，割麦子，都是一把好手。我还见过他捉鱼，杀猪。老陈也是我见过的最平和的人。除了跟人打交道和气外，他对食堂养的狗啊猪啊什么的，都很亲近。不像别的师傅，经常厌恶打骂的。对牛更不用说了。就是路过的牛，老陈见了，也会去找几把草来喂喂。站在一边，看看摸摸，和牛的主人聊几句。我也见过他一个人路过田边，会停下来看看棉桃。或拽一个麦穗，数数粒数。再放到手心里搓一把，捡一粒尝尝。一切是那么自然。我偷偷学着搓个麦穗，却不合再吹一口，麦芒就粘到上颚，难受了半天。

看到管维炎校长的经历。我就在想，假如当初老陈跟了陈毅，做两年警卫员，再放到三师当个班长排长的，45年就一阵渡海去东北了。我也知道老陈识字，有老总推荐，上个军政大学，不定再送到苏联留学，这些都不是难事。他人小，机灵，肯吃苦，又有机遇。只欠迈出第一步，人生历程就全变了。否则焉知不是又一个从红小鬼到又红又专的大学校长呢？

就在管校长上任科大差不多的时间，老陈去了，食道癌。老陈从40出头开始被人叫陈老爹，一直到六十左右去世，长相都没怎么变过。可他怎么就得了这个病啊。他到食堂做事，应该吃得比在家务农要好多了。但我记得，70 年代，那食堂都是一个星期，吃两顿荤。逢年过节杀头猪。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开始一个星期卖五顿荤菜。一个月18斤米，其余吃杂粮。就这样，当地很多人得食道癌。这可能是个穷病。我们所说的好日子，老陈基本没过过。也说不定到老毛子那里吃上几年洋面包能长寿些。

烧饭种田，自然和量子超导，不能相提并论。但人既生出来，或长或短，总要过完一辈子。听说了管校长的一生，想到老陈的一生。再看看自己，和周围的很多人。我原本要发的许多感慨，一霎那都没了。无论我怎么使劲地想，最清晰的，只有那阳光下的麦田，无数风中摇曳的半熟麦穗。还有那头系在树下的牯牛，不紧不慢地嚼着老陈喂它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