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屈原 《天问》
历史上曾有过许多许多的人们，但并没有人生活在历史中。在历史中，我们都死了。
好奇心害死王子屈原？你问得太多了！—— 尧舜禅让图砖雕：那衣服帽子都是什么Fashion？
我们天天说历史，其中包含有许多意义差异。台湾学者王明珂总结说：““历史”这个词，在中文里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其一，真正曾发生的过去；其二，我们所记得、述说或书写的“过去”。在英文里也一样，一个字词，history，代表两个意思——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叙事。为何有这样奇怪的现象？这是因为人类都生活在历史记忆造成的社会里，社会现实是如此真实，因此我们普遍将历史记忆当做历史事实。”（《谁是炎黄子孙》）。虽然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我认为“其一”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有没有其一，都会有其二的。不论是文字，还是口述，应该都是作者和讲述者的作品，本身不是事实。而事实仅是：过去的，已经都过去了。不需要的，很快会被忘记；需要的，随时可以被创造出来。所以，詹金斯（Keith Jenkins）哀叹：“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过去。”（《历史的再思考》）
那么，文字和口述有没有可能是事件和事实的忠实记录呢？也许有，但那是在历史成为历史之前。人类很早（比书写历史的出现早2000年）就有文字记录事件的癖好。但那不是为了让后人看的，而是对活在当世的人有具体的用处。开始只对少数人。对当时的大人物来说，乱了血缘，替别人养孩子并把家产外传，或者祭错了祖宗，让别的鬼魂吃撑了而自家祖宗饿“死”，是古人短暂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当然，还有神的旨意，或者神在地上的代理人的旨意，也是不能被口口相传搞错了的。也要记录下来。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就是记录占卜结果的。有意思的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中东契形文字，是用来记帐（税收和交易）的。这两种文明从一开始就显出了根本上的差异。
这些记录我们今天把它们当作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但是它们自身不是历史，只是些可供演绎的“原料”。历史的产生，是一种区别于这些机械记录的创作冲动。专门的历史创作是带着强烈的目的性，而这些目的，从来就不是忠实地记录事实。自从人们开始编写历史，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有用”。而历史的编写是有典范的，只有符合这一典范的作品，才会被接纳，不管名称叫做《历史》还是《春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都会遵循不尽相同的“典范”。过去的记录会被一次次地“格式化”，从而来迎合新“典范”。但是从一开始被确立的核心典范却一直没变。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似乎历史可以，据说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这恐怕是历史的最大作用：可以当镜子的依据。其实历史是不能当作正常的镜子使用的，它只是枚“风月宝鉴”，你仅能看到你心中所想见到的。正如贝内德托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这句话，科林武德曾经这样评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历史，而是在严格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人在写作和阅读中把自己的认识投射到历史上，但是却追求他们读到的历史，是纯净的真实地记录，没有被别人动过手脚。可以理解，却算不上是什么高尚和公正的要求。这种想法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最多类似于“在天堂中有无数处女等着侍奉你”的信念，尽管同一群处女“历史上”已经侍奉过无数人了。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爵士曾自矜地说过，“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道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历史既然是别人出力编写的，那肯定是经过了作者的“消化道”的。历史学家的消化道究竟有什么功能？我们可以追究一下，典范是怎么确立的。
定下今天使用的历史这个名称和内容之间联系的，是希罗多德。他写那部书，既是心血来潮，又不尽是。因为他一心想用“历史事实”来进行道德规范教育。为了宣扬神的荣光，或者为了他自己的伦理道德观背书，希罗多德毫不犹豫地编造。他在《历史》第一卷中，有声有色地描述了吕底亚国王克洛苏斯与梭伦就“幸福观”进行对话的情景。实际上这段描写是不符合事实的虚构，因为梭伦赴小亚细亚游历之事，发生在克洛苏斯当政前的三、四十年，这二人是不可能对话的。对他来说，为了神而说谎，一点也不卑鄙下流，就像当时贵妇在神庙里卖淫奉献一样，是神圣和应尽的义务。所以他毫无负担的宣称：“我的责任是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不一定就相信这些全是真实的。我的这项声明适用于我的全部著作。”历史学第一典范：光荣编造。
这个典范的确立，一直影响着欧洲或我们所说的西方历史的轨迹。许多年后，黑格尔曾说：“中国人的历史只包含赤裸裸的、明确的事实，而对它们不加以任何意见和推论。”这是针对欧洲热衷推论而说的，也是在证明中国的历史还处于原始和初级阶段。若真能够如此，就该谢天谢地了。黑格尔和许多启蒙运动中的欧洲公知一样，对中国一知半解却总爱拿中国说事。读《为历史学辩护》，没翻两页，就见到法国人马克布赫洛一本正经地说“与其它文明不一样，我们这个文明特别注重以往的历史。。。”。作为炎黄子孙，我心领神会：我们只是各自注重自己。现实让人哭笑不得，自己的历史，甘苦自知。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有明确“历史工具意识”的人，坚定地认为历史必须为现实服务。他把以前单纯的记录，改编成了历史。可是，我们看到孔子是一手拿剪刀，将电影胶片剪剪贴贴；一手移鼠标，在关键的部位都打上马赛克。孔子遮掩和修改历史记录的行为，却被徒子徒孙们欢呼为“从此乱臣贼子惧”，实在在逻辑上无法理解。难道如实记录反而不惧，可以任意修改的历史反而让作恶的人惧？但是从另一方面，这句话却可以直接理解为一种弹冠相庆和武器的炫耀。原来历史可以这样使用，“布衣卿相”们终于夺得（或发明）了一项“话语权”。编写历史的人，可以按需要将人在历史中打成“乱臣贼子”。所以你最好给历史的写作者一些好处，我们可以帮你瞒讳丑事。或者起码尊重些，不要与我们作对。历史学第二典范：隐瞒篡改。
其实通过改写《春秋》，孔子还定下了历史学第三典范：以史牟利。推行历史恐怖主义。换成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威胁把某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也是一种很奇怪的说法，人们能够穿越到历史中的过去去钉人，或者要钉到过去只让古人看而让现在人看不到？所以，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就是：我们有话语权，可以现在就抹黑你。因为这次不是借用神的名义，而是在和现世当权者争权夺利。所以孔子不如希罗多德那样自信。干完后忐忑不已：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有了这份好处，改写历史，不再仅仅是孔子的一时冲动，而是无数后来人的雄心壮志。改写历史的唯一依据，就是现状。现状改变了，历史“真相”自然会相应改变。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复自己”。其实不是历史在重复，而是历史在不断根据现实被改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 （贝内德托?克罗齐）。卡尔（Edward H. Carr）在其著作《历史论集》中說：“历史是历史学家和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話。”
创立历史学门规的大佬们
孔子的敬仰者，司马迁出场了。他的《史记》是被公认的“史家之绝唱”，因此其动机也历来被人们不断的探讨。他曾用“成一家之言”来概总自己写作的目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在《报任安书》中又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两处均出自司马迁本人之口，道出他写作的主要宗旨。历史事实发生过多少次？周公孔子，活了几辈子？如果历史只发生过一次，为什么会有诸家之言？为什么有了诸家之言之后，还能再成一家之言？看来，历史不只演出过一次，有几个历史作家，就有过多少次。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学第四典范：全面覆盖，标新立异。
在这些重重门规的笼罩下，我们就历史问题发生争论时，其实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争论事件或事实，而是文字如何解读。大部分时间，我们争论的都确实是历史，但也确实无关事实。个人依照自身经历去理解历史，依照现实物解释历史，依照眼前需要去裁剪历史。这些，都是必然的，因为历史就是为了满足这些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泰勒（艾伦·约翰·珀西瓦尔）说过：“历史不是事件的目录，而是对事件的看法。”因而历史问题，是不可能有所谓“最终决议”的。现实的改变，永远推动历史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学家最初如何写历史，并不能起决定作用。现实需要，才是历史的第一真实性。
当人去楼空，言随风散，事过境迁之后，通过历史的片纸只语，我们知道了历史上有过一些人，发生过一些事。但是，我们见不到活的人，真的事。那些曾经生活过，呐喊过，拼杀过，哭过笑过，并有幸留下雪爪鸿泥的人们，都已经死去。而历史能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他们的身影，只是些魅影。因为，所有的古人已经化为符号、道具、角色、甚至脸谱，在历史这个舞台上，按剧本和导演的编排，表演着与他们符号意义相称的一出出故事新编。
我们需要历史，正如我们需要诗歌、音乐、戏剧、舞蹈一般。但是，我们唯独对历史赋予特别的期望。希望能增加我们的智慧甚至指导我们前行。这些期望都建立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期望和现实总有差距。即使历史有百分之五十或八十的史实在其中，又有多大的可靠度呢？你并不需要整个历史，其实只需要其中某一点来支撑你的推论。可往往那一点就是最靠不住的，因为编改历史的人也正需要掌控那一点来指引别人。即使史实全都保证是“真”的，也只是精心挑选过的真实，还是碰巧符合了当今现实而成为“真”的。我们其实不该赋予历史它所不能承担的重担。
无奈，人类又是不可救药的历史瘾君子。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出于对这个物种的孤独旅程的恐惧呢？还是对短暂生命的不甘？我不知道，但对于创作作品的真实性追求，并不比想从虚空中找出神来更现实。历史也许是对舞台上浓妆艳抹的反动，也许是人们不甘自己总在舞台之下做看客。可是如果能将历史与戏剧一样看待，我们要少了无穷的负担。至少我是这样看的。历史只是文艺这锅汤里的味精，稍加一点，就能增味起鲜。如果问我为什么对历史如此感兴趣的话，我的前十个回答都会是：“好奇”：
赵州桥来什么人修？
玉石阑干什么人留？
什么人骑驴桥上走？
什么人推车压了一道沟？
从屈原的天问，到今天的儿歌，都是一个推动力：好奇。回答的“正确性”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有各色各样的答案，一个比一个精彩，一个比一个更让今人愿意接受。历史原本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时，产生了使用价值。而其意义也应该严格局限于此。但是，对成年人来说，好奇心却是一种让人羞羞答答的情感。为了掩盖这种羞愧，我们就赋予了历史一些莫明其妙的崇高的外衣。而皇帝的新衣又必须要靠真实性的谎言来支持。年代日久，我们自己已经相信了这些外衣，被自己的虚荣心绑架了。从而，真实性一直是所有历史产品的卖点，成了一种信仰，“信”以为真。这就和你在买一块宝石或一件古董时，卖家出具的鉴定证书一样，证书本身并不是物品的一部分，甚至说毫无关系。只是用来安慰你帮助你建立物品的稀缺性或物有所值的信心的。
历史的价值还来源于其不真实性。我们长途旅行的时候，经常上下海拔千米，我们并没有享受到什么。但是，我们在游乐场坐过山车的时候，上下不过几十米，最多上百米，却体验到了不同寻常的刺激。历史就是这样来娱乐读者的。几个小时的阅读，就可以飞越百年千年。为了服务这种需求，历史学家们都是过山车的经营者。他们建造各式各样的设施，却提供类似的体验。他们无一不声称这些过山车都是真实的。是的，他们都能提供一种刺激的体验，但你却不是真在旅行，只是转了几个圈又下来了，然后慢慢地津津回味。为了能多卖票，各种设计无不穷精竭虑。如果落差不够，他们毫不介意会挖些坑，垫堆土。
不过有的时候，或者对有的人来说，如果不抓住一丝真实性，就让人睡不了安稳觉。那么不必总去为难历史，有个替代品。在这个替代品里，没有帝王将相，只有字母编号；没有礼乐仁义，只有柴米油盐；没有威武荣耀，只有森森矛箭；没有雕梁画栋，只有断壁残垣。它就是考古。考古是片断的，琐碎的，没有系统性，缺乏连贯性，更缺少解释性和指导性。但这些缺点，正是真实性的保证。历史，就是在追求上述优点的同时，失缺了真实性。“鲧何所营？禹何所成？”怎么知道？与其去寻章摘句，不如去拿铲子挖，拿刷子刷。墓室里的腐泥积水，碎骨骷髅，都是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的真实。一边压抑着反胃，一边翻腾着兴奋。仿佛在偷窥祖奶奶们的闺房一样屏住呼吸，看到了活色生香让人血脉卉张。但时间和辈分的距离，足以消解了一切非份之想。让我们能冷血般地一点一点揭开时间的帷帐。
今天，我们不仅有铲子和刷子，还有体质人类学，DNA分析，花粉孢子，植硅石，碳14钾40，热释光，等等。考古注定是赤裸裸的。它看到的人，都是褪去衣冠，溶尽血肉的白骨，但是我们依然能从遗留中知道许多。我们不清楚地位官爵，却知道身高体重；不清楚丰功伟绩，却知道刀箭创痕；不清楚社会角色，却知道劳作磨损；不清楚七情六欲，却知道生老病痛。我们能知道这些古人吃什么，甚至能分析骨骼估测他们生前饮食的肉菜比例。这一些，都是冷冰冰地无法被历史消化改写。很多历史的热心人都不喜欢考古。因为考古注定要是肮脏泥泞的。既不像史书一样可以红袖添香处夜读，也不能像古董一般于窗明几净中把玩。所谓骨董彝器，其实与考古无干。因为对考古来说，器物只有在出土的地层中才是活的，一旦洗净了泥土锈垢，它就失去了有用的信息，死了。
原生态的考古，发现并不总是需要摊开一溜排的标准探方。
相对而论，考古还是个新生儿。可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考古发现对现有历史体系的破坏性是巨大的。考古为我们挖出来一个全新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不过，我们对考古出来的世界的震惊和陌生感，完全来自于历史的先入为主。正是因为有历史，我们以为自己是知道过去的，结果挖出来的东西居然都不认识！考古先天不足，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只能有限地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对我来说，历史满足我们的看大戏的瘾，考古是日常小曲。我愿意他们是两条平行的轨道，从而让我们有所口味替换。但财大气粗的历史不会袖手一旁的。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到今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两千多岁的历史学，正在老谋深算地一步一步想把考古学招安了。
历史在利用考古，考古也在利用历史。其实人类离不开历史，因为我们要的是波澜壮阔，浩浩荡荡，显耀荣光，豪门世家，渊远流长。。。这些，都不能靠刷泥巴建立起来。历史根本不需要担心。相反，考古学则面临如何生存和长大的问题。因为人类是靠喝历史的奶成年的，如何让枯燥琐碎的考古引起人们的食欲，只有去模仿人们熟悉的味道。考古今天要靠历史的羽翼来庇护。这些一看就令人生厌的编号白骨，需要被打扮成女娲貂蝉，才能让被历史奶大的人们理解接受，从而为自己挣到赖以生存的口粮。
看到这幅景象，你觉得他们是有个名字好呢，还是只留编号更容易下手些？
人类尚未断“历史”的奶，但是已经开始吃一些“考古”的辅食了。更可能人类的脐带还与母体连着，因为我们还时时依赖相信“神话”。尽管到了今天，人们对待历史和神话大不相同，但无可否认他们都共同起源于某种“社会记忆”。时间永远不停息，一天一年地过去。它是一切的创造者，也是一切的毁灭者。但时间却不是一个很好的掩埋者。今天我们回望遥远的祖先，无论是通过历史、考古、还是神话，还是同时戴着这三重眼镜，都能看到令我们眼花缭乱的场景。在那已然湮灭的荒城故道，依旧是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断壁残垣的楼台宫殿，帝王将相依然在歌舞升平勾心斗角；折戟沉沙的荒原河滩，依旧硝烟弥漫马嘶人叫；荒冢古墓的森森白骨，依然明眸皓齿粉妆妖娆。这不过这一切的憧憧曈曈，并不再是真实的古人的身影，而是被历史学家的手笔加上我们自己的幻觉所操控的一些重重叠叠的“魅影”。
能穿透时间雾霾的，只有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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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原是为讲几个祖宗的故事所写的引子，但是滴滴拉拉地打了这么多字，已经远远超过一个开场白的应有长度。可当我真想删减时，却陷入了汪曾祺先生的“老太太择菜论”怪圈：这片叶子勉强还能吃，那一片也舍不得扔。那就都留着吧，反正也没有多少人能看到最后。能看到这一段的，我为你的超级耐心点个赞！但是，我还是怀疑你的耐心正好到这里被消磨光了。所以，在这里做个自说自话的承诺：下面写的，不该这么乏味了。请放宽心继续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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