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文明和个体史 – 什么是真正的历史

               ---- 读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读后感，看起来不太像，但本文确实是读了《人类简史》后有感而发。

这点感想就是：历史是史实点缀了的文学，又用文学包裹了的宗教。这句话听起来浅薄武断，其实直白普适。因为历史学是门古老的学问。而所有的旧学，都是形而上的。同样的表述也适用于其它学科，比如：哲学是用概念和范畴点缀了的文学，又用推理包裹了的信仰。。。

人类捣鼓出来的学问体系，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现代自然科学，另一类，在古代，一开始统称为学问，后来又统称为哲学，是有其道理的。因为这些学问有比表面看来强得多的共通性。人类进化中获得了语言能力，从而就有能力进行概念思维。概念思维使人类的思考脱离了实际，失去了控制。换句话说，就是会产生幻觉并编造“真实”。这份多余的脑功能，使人类陷入了一份多余的焦虑。这个功能越发达，焦虑程度越深，于是就产生了“终极焦虑”。而碰巧在历史出现的那个年代，终极问题被高度抽象为“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类（在抽象能力稍弱的地方则为天命或道等），所以一时所有的学问，都会以探索和回答这类问题为主要目的。

终极问题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终极问题只会永远是问题。形而上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或者反过来说是有无数答案。二者本是一回事，因为终极问题本身不允许被终极。它们自身的意义就在于不断提问和回答的过程，却永远不会有百分百满意的答案，答案无法解决终极问题。正是这个问答过程，是一种缓解或释放人类精神焦虑的心灵活动。与其说是学术，更像是一种巫术实践。

人类本来没有历史，进入农业社会后，产生了宗教，产生了哲学，还产生了历史。采集渔猎时代的人类，是无法把自己和自然分开的。人可以是石头的蛋树结的果子，也可以是熊的儿子狼的孙子。我们一直和食物在一起，自己也是别的动物的食物。食物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并没有必要去问那些终极问题。但农业社会来临，人类建起房子院子，放火烧掉草原森林，围起篱笆，和别的动物植物隔离得越远越好。同样，以前是跟着食物走，现在可以食物跟着人走了。自我识别和规划计划成为当务之急，终极问题就不可避免出现了。

所有古代学问，都表现出“直指本心，万变不离其宗”的特征。仰视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成果却总是寥寥。读书要为天地立心，看病要穷究天人之际，写个字还“心正笔则正”。这是古代做学问的方法和目的决定了的，必须是从终极问题出发到终极问题结束。在内部焦虑和外部生存压力都很大时，人就会缺乏耐心从容，知识学术也就缺乏层次。求助于形而下知识，则会因为无助于直接回答终极问题被蔑视，更因为被怀疑对有害于追求“大道”“至道”而被消灭清除。

和所有的前科学学术一样，历史学或历史本身，是创造出来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问题的。历史学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期的副产品。长期的农业实践，让人类逐步建立和清晰了时间这个概念和感受，从而意识到如果能建立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也许这些终极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在农业社会里时间序列和因果关系一直是纠缠在一起的，其实这种混同至今影响着历史的编写和解读。对古代人来说，存在着严格对应的因果，因果在时间序列上就能被确定，是种瓜得瓜般天经地义的。

其实基督教自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宗教，它建立了一个从创世纪到最终审判的时间序列。一般意义上，所有宗教都比历史更直接明确地回答了终极问题。那么，为什么同时还会有历史和哲学等其它学术呢？这是终极问题不能被终结的特性决定的。人们永远不会满足于既有答案，哪怕宗教用信仰和信条强制维护，也只能缓解并无法最终平息人们的内心焦虑。同时宗教过于封闭，历史则非常开放，能从另一方面满足我们需要无穷尽的答案的需求。历史本来就是通过探索来接近终极问题的。虽然终极焦虑是一样的躁动，但专一刻板的人求助于宗教，通过坚信一点不思其余来平复心灵；而历史则让开放灵活的人，不断看到接近“真相”的希望来缓解焦虑。也有双管齐下的，总的来说，笃信宗教的人往往对历史兴趣泛泛，而对历史着迷者，则难以再虔诚信教。这只是路径差异。

造成我们焦虑的那部分多余的脑力的副作用，也许它的另一方面在人类进化和自然选择上是必要或者有利的，所以也是顽固和代代遗传的。人们为了自我治疗，创造出了宗教、哲学、历史、和艺术等，却终究无助于治愈。几千年来的生活改善和知识增加，并没有见到人类的终极关怀随之减弱。这是有器官基础的心病或精神疾病。对于无药可医的精神疾病，从形而上角度提供的方药都只能是安慰剂。而安慰剂的成分是无所谓的。对历史来说，真实性本来无关紧要，史料是真实的、虚假的、还是半真半假的，都不会影响历史的释放终极焦虑压力的原始功能。但安慰剂起作用的机制，就在于服药者相信自己服用的是“真”的药。所以历史，同样哲学和宗教，都特别宣称和强调自己的“真”。但只要达到“信则灵”的“真实性”，就足够了。

正是这种后台机制，让历史可以选择无限的开放性。我们惊异地看到，历史从神创论到进化论，从泥巴到DNA，都能无缝焊接。每次文字都改写了不少，但历史却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历史的这个特性让历史文字本身可以无穷尽地被改写，丝毫不影响历史的功能。

历史的开放性，还在于历史的写作可以从任何时点开始。我们今天的最早范本，如《历史》、《春秋》、《史记》等，都是如此。所以人类是通过书写文明史开始自己的历史历程的。文明史的功能是把我们这个物种和自然区分开来；在物种之内把族群区分开来；在族群中继续以文化区分。区分就是最有效的识别，从而回答我是谁从哪来的问题。而研究文明产生的目的性，可以揭示我们正确地前进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同意历史是可以割裂的。从古到今，从职业到业余，历史学中弥漫的“起源崇拜”，表明历史学也不例外，作为一门学问，不能回答“我是谁”的历史，不算合格的历史。

在始创的年代，历史学其实是无能力描写物种史的。而“我是谁”的问题，一定会追踪到物种的历史，必须清晰回答。这是历史的最下面那块基石，直接决定了整个历史如何编写的基本框架和主旋律。历史这个以时间为工具的学问，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恰恰虚化了时间。犹太人把这个起点定为7天，印度人又夸张到亿万年轮回。虽然走的是两个相反的极端，但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让人无法去计量时间。如果较真在这一点上挪不开，历史作为一种学术应该已经夭折了。

好在历史的开放性救命。可在合适的时点做一个插入焊接。假设以前的历史已经解决了，或者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不同的树结的果子不同一样，我们可以品尝出嫁接在希腊多神神话上的历史，和嫁接在犹太基督一神教上的历史的味道差异，而中国的天人合一教上出的历史又不一样，至于印度无限轮回的宗教树上，结出的则是历史虚无的果子。历史的开放性延续到今天，我们在物种史上又嫁接了考古学，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甚至分子生物学。问题是，这种开放性有可能让历史随着知识而进化吗？或者，历史学是否可能被“现代化”？

到了近代，终于有些人，忘记了或者暂时摆脱形而上问题的缠绕，花一辈子时间去研究如何配置硫酸铜水溶液才能得到最美的纯蓝色。又有几辈子人花毕生精力搞出所谓纯蓝色是一个谱系上的几条线等等。只有当形而上问题被推到远处强度减弱后，现代科学才有萌芽空间。虽然现代人类的终极焦虑并没有消失，随着形而下知识的层层积累，足够以占用我们的脑子较长的时间，让终极问题被暂时推到幕后越来越容易。现代科学发展对人类的一大影响，就是使人类变得更加有耐心。在古代，学人们三句话后必然归到上帝或天命，现在人可能一辈子都碰不着这些问题。不再像古人那样渴望真理或者大道只差一步就可掌握；也不再期望只要发现了上帝的头盖骨化石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古人似乎都相信只要有再多一点学问，世界的真相就能在白纸上一笔勾画出；而现代科学则视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巨大拼图，只能无止境地一点一点拼凑。

在自然科学不断取得人类信任的年代，各个古老的学术不可避免地要借用自然科学的信用。历史也会模仿研究硫酸铜溶液一样，去研究洗脚盆几千年来在材料尺寸式样颜色等的详细变化。就像人类相信巫术一样，历史学相信只要按自然科学的形式去做研究，就会取得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可靠性。但这些琐碎的历史知识研究，作用和目的，目前还都是为历史学的根本宗旨提供一种可信度的证明。就像宗教的信仰需要神迹和圣物的证明一样。

历史学毕竟是一门有几千年历史的已成型学科，过多地引进方法和概念，也会导致自身的生存必要性的危机。一度有过历史学是不是会被政治学和社会学代替的忧虑和辩论。现代历史学，曾经与实证主义、人类学、社会学等激烈争风。争锋的结果，历史学为了捍卫了自己的独立性，与社会学，政治学，考古学，甚至人类学，都彻底划清了界限。但是，这些划分，究竟是基于方法论的差异，还是出于历史学家的“使命”和“天职”呢？

今天我们问“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十分类似于在问一个终极问题。从我饱受现代科学训练的视角，只有“史前史”才是可靠可信的历史，因为那是纯粹依靠遗迹和出土实物拼图建立起来的。但历史学对“信史”和“史前史”的命名，泄露了历史学自身的立场。历史的羽翼虽然部分伸进了现实世界，其驱动的核心依然在形而上领域中游荡。即使考古学今天已经完全按自然科学的方法操作，一本正经地照相测年代。但考古的成果却依然要被粗暴地纳入古老的历史体系。符合历史需要的实物，被供在博物馆展台上作华丽证据，不符合既有历史的文物，堆在地下室里永无天日，因为“神迹必须归于神”。

历史的前途，可能最终取决于历史的消费者。消费者的历史是一种个人的历史。这不是指个体自身的经历，而是指作为个体消费者，对历史产品需求的特殊性。今天，世界上有着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比例最高的历史消费群体。大部分都是历史专业以外的普通爱好者。我们为什么读历史？如果历史不能回答，或者我们潜意识中不指望读历史有助于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问题，我们这些忙碌在形而下世界里的人还会保持这份热情吗？尽管现代教育的训练，让我们有耐性或者习惯性地能够花很多时间关注局部性时段性琐碎的细节，但在我们的心底，是不是时时在作拼图，指望有朝一日能够拼出个完整的图案呢？

如果说物种史和文明史还允许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空间，个人需要的历史必须是明确的，因为从存世个体的角度来看，因果链条必须明确无误，也就是历史一定要有必然性。历史上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错，首先后果是观察者个人就不存在了。个人的历史地隐含前提，是历史的存在，首先取决于我（读者）的存在。个人对历史的阅读，尽管书本可能是从早到晚按年份编排的，但实际出发点是倒过来，从今到古的。个人对历史的阅读，从而也局限在了宿命论层次上。而正是这种基于视角而生的必然性，增强了我们对历史的信心。觉得可以“以史为鉴”，照出“我是谁”的真相。

那么，对个体而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什么才是“好的”、“真正的”历史？我回答不了。并不一定是因为我自身的学术素养不够，因为我怀疑永远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人人满意一劳永逸的答案。但我们肯定都欢迎《人类简史》！这本书的编排，从形式到内容，都完美地吻合历史学的目的任务和功能，堪称原教旨主义的历史。是一全套心灵马杀鸡，作者的无形的手游走于我们舒服的穴位，伏贴地抚慰了我们这些历史爱好者的深沉焦虑，效用能持续几小时到几十个月。

我读《时间简史》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现代研究采用了一堆数字和图表，得出了与古人一致的结论，感觉上是挺不错的。

怎么会这样？究竟是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还是为了得出这样的结论进行的研究？现代智人，是典型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动物。是我们几千年所忧相同，还是我们一忧千年未了？又或是我们吃了千年的药不能停？我仿佛看到作者在偷笑：他闲逛历史的伊甸园，在伸手可及之处摘了一个果子，于是读者就齐说他站到了宇宙的高度。。。

这历史树上的果子，吃起来味道不错。味道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