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發展，從當年一別司徒雷登，到八十年代重新開放，再到今天緊緊追到美國身後，可以說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例。這算不算個“奇蹟”，尚有爭論。經濟學上對此解釋無力是沒爭論的。回首這七十多年的道路，內部和外部的人看法有明顯差異。中國之外的看法就是比較籠統，作為一個延續的歷史現象對待。稱為奇蹟往往是對比當年列強離開中國的時間，比如1937年或1949年時的“東亞病夫”印象。中國內部的人多是感覺割裂的，認為今天的這一切都開始於改革開放，基於對比“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的1976年文革印象。數據似乎也證明這一點：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率持續了二十年在10% 以上。但這兩年，已經下降到6%-7%， 這個增長率水平，已經和“國民經濟崩潰”的文革十年時期持平了。

今天中國經濟的體量和占世界的比重，遠非當年可比。可以預期越來越大就會越來越慢。當然，6.5% 的年增長率水平，也是歐美這幾年數據的三到四倍了。所以這6.5%依然了不起，因為依然在改變着世界格局，再持續幾年就全球第一了。但同時也提醒我們反思，為什麼必須說或會如此說文革中的7% 年增長率，就是到了“崩潰的邊緣”？這種說法究竟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成分多一些呢？文革時，口號是“抓革命，促生產”，文革後，是“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這兩個口號，有什麼不同呢？若是“抓革命”不靈，“改開”是不是一抓就靈呢？“改革開放”其實也是一種制度革命，是不是抓對了“某種革命”就一定能促生產了呢？

自進入近代工業化始，地區或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和進步速度的差異迅速變大，也更難用自然原因來解釋。究竟是什麼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種探索和思考正是刺激現代經濟學出現的主要因素之一。既然工業革命出現在歐洲，所以最早的解釋是人種差異，白人的智力優越。但這種說法缺乏歷史連續性的支持。後來有一種改頭換面：地理環境決定論。其實還是主要說是熱帶人懶惰，從智力優越變成文化優越。這種說法同時遇到了一個極大的例外：特別勤勞的中國人。所以會一時“黃禍論”流行。另外屢屢還有把上帝拉進來的，比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儘管我們賴以生存的生產活動，是一個純物質的過程，可我們心中總是認定有物質以外的東西在起着決定性地作用。與生產活動緊密相關的三種現象：生產組織方式；產品分配形式；和總體經濟制度設計就成了現代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經濟發展，究竟誰決定誰，他們之間如何互相影響，有多大影響，如何起作用等，一直是熱門話題並爭吵不休。我所了解的比較專門的研究是制度學派。但制度學派用交易成本作為分析工具，局限了其偏重微觀分析。因為在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學中，“成本”概念的含義和內容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從微觀到宏觀還有“驚險地一跳”。而這一跳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用交易成本差異去解釋宏觀經濟發展，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差異時，一致性和普適性並不是很好。

但我認為制度學派的研究是一種經濟學自身的進步，因為這種研究是符合“去價值觀化”學術方向的。經濟學不是科學，它的產生，是帶着強烈的價值觀傾向，又與政治糾纏不清的。二十世紀，是兩大意識形態對立最嚴重的世紀，經濟學被政治綁架了。政治上的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上的公有制對私有制，組織形式上的計劃經濟對市場經濟等。雙方都把經濟發展的快慢作為制度的優越性證明，雙方也各有得意和失意的時候。在這種接近的狂熱氛圍中，經濟學常年被用來為政治作註腳。逐漸地在普通大眾（非經濟學界）建立起政治制度是決定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的潛意識。今天美國選民，也都自然地覺得經濟不好要怪總統。而部分中國人，對此更是深信不疑，幾乎是出於一種宗教般地盲信，認為今天的一切都是“改革開放”政策所帶來的，沒有想過那些一直“開放着”的國家為什麼沒有顯靈；對以往的經濟發展選擇性遺忘，不加思考地重複“文革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他們破滅了“抓革命促生產”，卻堅信“改開”一抓就靈。

二十世紀是各種主義，各種制度，各種混搭，各種革命的大試驗和實踐時代。但是，一個世紀折騰下來，政治格局改變良多，但基本經濟格局沒有變。無論採用哪種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富國還是富國，弱國仍是弱國。也許只有中國在或快或慢地崛起。即使在資本和技術都可以自由流動的圈子裡，也沒有發生過趕超現象。經濟學術也有了長足的發展，還設了諾貝爾獎。但迄今為止，理論上既沒有說清楚，開出的藥方也沒有靈驗的。可見經濟學不僅僅是對“中國現象”失靈。我認為，思想被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先天性影響和扭曲了，阻礙了我們去認識簡單的真相。

當我們複習二十世紀經濟學的時候，會回憶起許多今天已經被 “全球化”一詞無差別覆蓋了的“陳舊”經濟學概念。稍微認真一點的，不用籠統的“民主”和“市場”來糊弄人的經濟學家們，先是用“殖民地經濟結構”來解釋，這一點比用人種來解釋政治上正確多了。但如果討厭這個概念偏“左”，可以用“國際分工”或“路徑依賴”來代替。意思一樣，這個世界的經濟格局已經定型並被強勢國家主宰，落後國家的發展選擇被現狀和結構限制了，很難再有大改變。先後對此開出的主要藥方是“進口替代”或“出口替代”發展戰略。但這些路徑很快遇到了“拉美瓶頸”，失靈的時候遠比靈光的時候多。上個世紀末西方一直在等中國進入這個瓶頸，但直等到二十一世紀，似乎中國還沒遇到。這不僅進一步增加了解釋中國現象的難度，還讓很多人有危機感。類似於當年的“黃禍論”，“中國現象”已經嚴重威脅到了現行的主流價值觀。中國沒有套用任何經濟學家和專業人士開出的藥方，中國是一群泥腿子掌權，自說自話地走了一條與任何其它國家都不同的路。那麼，什麼是中國之路，與其它落後國家的各色各樣卻鮮有成功的趕超路有什麼不同之處呢？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