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还没在意，中共就突然就取得了中国政权。美苏都来不及准备系统对策，错过了必要的“指导训政”期。但中共取得政权的历程，可能比世界上其他所有政党和领袖们都要长都要更艰苦曲折。他们肯定不是简单的中奖的幸运儿。经过长期的党内斗争，到49年这个党的主要领导层已经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草根派，泥腿子出身居多。他们肯定不懂经济学，但很难说他们就不懂经济。这些人，已经有几十年的军政经验了。从几千人的军队的装备给养，到近亿人的根据地吃喝拉撒，一步一步经历过来的。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台上的政治家更有实践经验。中共还有两点特别的经验：一是战时经济的精细管理，如何挖掘落后薄弱的经济体中的力量去支持“不可能的目标”，比如大规模的战争。二是如何对付外界的长期经济围困封锁。这两个特点会鲜明地体现在以后执政中。

中共其实是带着经济战略进入北京的。尽管战略清晰是逐步的，迫于国内国际的种种压力，目标有些能公开说，有些还要含蓄地说，但至今回顾总体脉络是清楚的，而且确实被坚持执行了三十年以上。忽略了各个阶段的些微差异，我将建国后中共的经济总战略总结为“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加速全面工业化，赶超世界最高水平。”这个战略，是不是理性的很成疑问。因为当时中国现状，工业总量还不及欧洲袖珍小国比利时。技术和人均水平更是落后到看不见的远处。直接提赶超，一点也不现实。同时，这个战略肯定不合经济学的，因为似乎根本没有分析和依据中国国情。五天前，埃里克·马斯金（2007年诺奖得主）还在北京提醒中国，要尊重一条最基本的经济学原则，就是比较优势的原则。当年中国为什么要突然地贪大求全，而不是从做自己擅长的事开始呢？

虽然在理论上用了不同的概念，但我很不清楚，在应用上“比较优势”和“路径依赖”能在多大程度上撇清开来。比如，如果说黑人的优势就是擅长打篮球，犹太人的比较优势就是开银行，在政治上肯定不正确。但同样的原则用到国家经济上就非常中耳了。不过如果经济学家分析出美国南方州的比较优势就是为英国用黑奴种棉花，林肯肯定不同意。所以，哪怕按经济学能够分析出中国人的膝盖比较灵活，比较优势就是发展下跪经济，理论上都是完全可能的。

这个“非理性”“非经济”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出生的那一代人，却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是出于经济学，而是源于中国近代史上百年屈辱激发的抗争，和民族精英们的多年信念和追求。因为这些战略，从开始就是激励他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目标。这些目标，其实是广大近代民族精英们的共同理想，中共只是大浪淘沙出来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批。与政治理念和社会主义制度等，并无多大关系。不是共产党特有的，只是共产党将其付诸实施的。

在二十世纪中叶，无论哪个集团取得中国的领导权，在争权强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战略目标大体相同，只是会有强弱的版别之分。而且，中共选择了最强版，这个战略能达到如此的清晰度和坚定度，与一个个人：毛泽东，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战略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源头：其一就是饱受近百年被帝国主义欺压盘剥，中国对外界的极度不信任（前一半）；第二就是对中国人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有极强的内心信念（后一半）。

中国的儒家传统对华夏的文明优越性，曾经盲目自信。但经过从鸦片战争到日本侵华，一百年下来这份自信几乎磨灭殆尽。毛泽东对民族优越性，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在所有近代领导人中，是信念最强的。这不是后来掌权后的傲慢，而是当他还是个书生时就坚定不移的（可参见《湘江评论》创刊号的前言）。孙中山只是说 “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是相对弱版，因为他心中未必肯定能平等，只是祈求能够被平等看待。蒋介石勉强也算是个民族主义者，但是最弱版。他在九一八后如是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 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毛泽东对此争锋相对，他承认当前这些不如人，但坚持一条，我们中国的人强于日本人，可以边打边学，持久战斗下去，胜利一定属于中国这一边。在民族运动的大潮中，蒋介石这种对外软弱性，基本注定了他失去中国政权的命运。蒋在中国时无暇提出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我认为他从心底就不相信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能实现，姑且搁置之。毛泽东既然认定中国人时最优秀的，当然在经济上也要只争第一，从不作第二想。

独立自主这一条，也是延续了近代史上中国一连串被外来帝国主义欺压的屈辱记忆。连时刻准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老太太，都被逼得“向世界宣战”，无它，列强实在未曾有过一个好东西。但这个战略也只有共产党有胆量实行，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孤军奋战了几十年并取得胜利。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的考虑，更是出于他的争世界第一的最终战略目标。如果你是在争世界第一，那些先进国家一个个都先后会成为直接竞争对手，没有对手会真心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只会有战略干扰和战略遏制。所以走上这条路，中国一方面要时刻备战，另一方面需要宣称“不称霸”（或后来的韬光养晦）等战略掩护。

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而且注定会是一条孤独的路。刚建国，就面临抉择。苏联是当时可以并愿意援助中国工业化的国家。但苏联给中国指定了一条发展之路，就是做为社会主义体系中农副产品和轻工业制造的基地。理论上一样是国际分工比较优势，一心想把中国纳入后来的经互会模式。而且，给出了具体例子来利诱，比如朝鲜和罗马尼亚，接受分工后经济上产值翻番，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毛泽东不为所动，泡在莫斯科几个月，就是为了争谈判上的话语权。周总理和具体谈判团，为第一批一百五十六个项目反复协商，磨了几年。最后落实的，没有一个直接消费品生产项目（除了制药），唯一一个农副产品加工的项目是淀粉制造，还是作为工业原料。纺织类等项目都被拒绝，换上了电缆和电机制造。可以看出，选的都是为全面发展的基础工业。后来能够顺利谈成实现（一百五十项建成），抗美援朝并取得胜利对此有极大的帮助。

一切从头做起，凡是别人有的，中国也一定要有，还要做到世界最好为止。这一点上，毛泽东看起来就像个疯子。他的比较优势分析就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一方面要说服全党和政府赞同这个目标，另一方面还不能公开宣扬。因为还要哄着苏联老大哥的支援。到五八年，跟着苏联后面喊出“超英赶美”，其实心中第一个想要超过的就是苏联。大概在六三年，刚刚结束饥荒，他又忍不住开腔：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句话，我们六十年代听了，觉得是毛主席真有志气；七十年代我们没空想；到八十年代，我们基本肯定这就是在瞎吹牛。可到了今天，好像有些不同的味道了。

毛泽东之所以有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不会仅仅是一个战略狂人。他更是一个极其有能力有办法的执行者，善于学习，善于调动，谨慎周密，步步为营。从而保证其成功。军事上如此，经济上也是如此。看到这个战略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估算要付出的代价和需要的时间。要发展，没有资金，没有技术，在一个还基本是古代农业宗法社会的文化环境中，如何能跳跃式地加速工业化；违背所有的经济理论，实现一个完全与现实脱节的战略目标，无论国内外和党内外，都不完全认同，也不知道如何着手。看起来又会是一个《建国方略》式的路演宣传品。毛泽东已经为此准备好的以一贯之的总对策，就是：抓革命，促生产。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