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毛泽东将之比喻为“进京赶考”。当时的中共，尚未忘记他们是为什么而奋斗至今的。他们不是第一代，也不是唯一的，无数战友同志倒在半路上。一百年来，因为战乱，因为帝国主义的干涉侵略，中国一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现在这副担子落在中共的肩上，百年强国梦，依旧只是一群精英的梦想，还是能真正迈开坚实的步伐，举国观望新政权的答案。

第一步，工业需要发展是共识，是被“船坚炮利”教训出来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要不要全面或急于工业化，具体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是没有共识的。非常奇怪的是，当年没有什么发达国家和专家，当真考虑过中国工业化这个问题。也许当时国际上对中国的印象还是饿孚遍地，要解决不饿死问题才是当务之急，其它都是奢谈。发达国家对中国（民国）的援助，除了枪炮，就是面粉衣服，都是救济救急品。吃饭的确是个大问题，49年初，毛就说过“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被认为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最早起源）。但取得全国政权后，就不仅仅是眼前的吃饭问题，还有一个国家民族长远前途发展方向的问题，一样需要考虑和承担起来。

只要没饿死，就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林里有绵羊也有狮子，中国是继续做一只绵羊，只想着把自己养得更肥更大些，还是要脱胎换骨做一只狮子，现在有机会选择。在工业中重工业就是狮子：掌握了动力材料设备（母机）的生产，就有居上游的话语权；轻工业就是绵羊，生产消费品。受制于上游的设备材料供应。脱胎换骨的历程会是很痛苦的，既没有绵羊也没有狮子，会支持一头绵羊变成狮子。所以中国只能靠自己。中共一开始就坚定了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目标，所有工业门类都要建立。越是没有基础，越是要完整健全才能不受制于人。而且，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先掌握上游。

毛泽东在其中的主导就是要加快这个过程，由国家主导。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不是没有缓慢地现代化，但每次都被外来力量所中断。急迫感也出于共军长期用劣势装备和国军日军和美军作战的痛苦经历。八路军的半手工的黄崖洞兵工厂，还被日军几次突袭试图摧毁。没有足够的工业，中国就无能力拒敌于国门之外。当工业化的水平达到对他人有威胁程度时，迟早会受到外界围剿。必须抢时间在国外势力没有准备好实行扼杀之前，建立起足够的威慑实力。才能阻止可能的入侵战争，保证完成工业化的全过程。

战略目标是赶超，基础是一穷二白，还要加速并贪大求全。第一个困难就是原始积累。中国近代一直处在食物链的最底端，没有能力对外战争或殖民掠夺，只好靠内部积累。在一个本身已经很贫穷除了吃饭没有多少剩余的国度，要支持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只能靠国家统筹。尽管社会主义是个不错的工具，仅靠制度还是来不及，不得不靠一场一场的运动式革命，才能支撑和维持这种建设速度和积累强度。我将毛泽东建国后抓的“革命”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原始积累”相关的，第二类则是与“战略坚持”相关。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毛式革命，都是直接或间接“促生产”的。也就是说，根本上是为了将这个“加速全面工业化，赶超世界最高水平”的长期战略坚持执行下去。

第一场“第一类革命”应是“三反五反”。在“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之前，还有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新国家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手里没啥经济力量。于是着眼整合现有的工商业。过渡时期的设想和执行是以合营或赎买为主的。三反五反，不管起因是什么，客观上加速了这个过程，并降低了国家的整合成本。刘少奇讲资本家“剥削有功”，是指资本家将利润用于积累（再投资）。如果用于消费，就无功了。国家代替资本家，可以少了一层剥削，但这一层没有给工人多少，大头归了国家。资本家的积累在工业化上可以起到与国家积累类似的效果，但私人资本的投资方向与国家长期战略不会重合。国家掌握后，可以避免这些以轻工业和商业为主的企业影响战略方向，和国家重点发展的重工业争能源争原料争人力。

实际上当时的工商业规模不大，剩余并不多。建国后一段时期的基本积累来源是剥削农业补贴工业。这在一个百分之九十以上农业人口的国家几乎是工业化的必经之路。开始时只靠剪刀差，后来的人民公社化，是让国家省去与个体农民交易谈判的麻烦，保证统购统销无漏洞的关键措施。开始工业积累能力很小，而且国家重点发展的是基础工业，或者说是工业基础：能源矿山材料交通等，周期长见效晚，国防工业和有些为健全体系而发展的门类基本没有效益。只有农业是最初积累的主要来源。

这种剥削是鲜明的，但无奈的。梁漱溟先生是对的，他指责国家对农民的剥削，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虽然夸张却有所依据。只是他的这种“为民请命”，挑战了当时的基本国策。当时国家既剥削工人也剥削农民，然而必须维持工人生活水平高于农民。历史上在原始积累时期工人生活很容易陷入悲惨境地。否则，人人向往农村田园生活，是有悖工业化导向的。所以毛泽东出乎意外地不给老朋友一点面子，后来又直接反右。

毛泽东出身农民，取得政权靠的是农民，但为了这个长期战略，他只有忍痛牺牲农民的经济利益。也只有他敢对农民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在经济利益上加重剥削，就要对农民适当在政治上作些补偿。一个是国家主导的水利建设，减轻灾害。再则在教育上和医疗上体现倾斜。但是，要向几亿农民提供免费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同样是国家承担不起的，比让农民吃饱饭还要昂贵。所以搞出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简化救急版。农民急需被安抚，不然时间长了会造反。不过后来城市人口过剩时，毛又毫不犹豫地把知青包袱再次甩给农民，也决不让过剩的劳动力冲击工人地位。

毛泽东在积累类“革命”中最大的一项，还是消灭阶级，让社会扁平化。最理想的是国家直接面对劳动者，从而将中间消耗减少到最小。消灭了资本家和地主，原来他们占有的剩余价值部分就直接归了国家。不仅如此，他还大力压缩那些不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部门和阶层。同时，不断缩小个人收入差别，虽然还无法完全平等。但无论是凭官位地位、教育学术、还是技巧头脑，都不允许冒富从而出现新的经济阶层。他这样做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出于平等理想，而是只有这样才能把个人消费压缩到接近最低必须水平，“节约每一个铜板”，最大化国家积累的力度。

毛成功地把全国工资水平基本冻结了二十年。陈毅曾经喊要当了裤子搞原子弹，毛的确勒紧了所有人的裤腰带来工业化。这样做一方面减低了工业化的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压缩了对消费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在经济结构上维持了极度偏向重（基础）工业，减少轻工业（生活消费品）的投资一个较长时期，而不出乱子。

毛泽东执着于这个赶超战略，一方面倾国家之力，从最基础扎扎实实做起，紧盯长远目标，并不追求短期效益。显示了经济上理性的一面。但为此他不惜与政党基础的农民为敌；不惜与昔日盟友知识分子为敌；不惜与全体官僚的特权利益为敌；不惜与全国人民的饭桌钱袋子为敌，又显示了政治上疯狂的一面。这种情况下要长期坚持和维持下去，不断地运动式“革命”，成了必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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