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传播与言论传播，病情失控与感情失控，总是纠缠不清的。李医生的死，激起了感情宣泄的狂潮。同病相怜，同仇敌忾。却很难说是一种反思。

李医生身前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或者说，按自由言论原则，是不公正的待遇。他并没有受到严重迫害。从结果上讲，我现在希望他当初不仅仅只是谈了一下话签了个字。要是将他拘留十五天关起来，说不定他就逃过这一劫，还能好好活着。

但是，价值评判，道德评判，都不是依据后果的。言论自由，是依据人权原则。这是一个先天原则，也就是说天赋的，公理性的。不授予政府的权力。李医生是不是造谣，政府都没权去训诫他。可这一次，李医生说的是对的，不是造谣。当然更激起民愤。但是我不赞成这种反对法，似乎是如果当初李医生没说对，政府就有权训诫他似的。

更激进的，现在舆论已经认为疫情失控的原因就是压制了李医生和其他一些人的言论。但实际上李医生只是转发了医疗系统内部的一些信息，相关信息已经在这之前正式作疫情报告了。现在的舆情几乎建立在一种假设，即只有李医生泄露了信息，其它都没报告。还有一种隐形假设，即当时只有这一个疫情。

其实中国的卫健制度还是比较严密的。对疫情报告有详细规定。每年各地都有几百份新疫情上报。对武汉这一份，重视级别很高，专门派了专家组来调查评估。可惜专家们第一次做出的结论是不严重并可控，错得离谱了。当然事后死了很多人，封了几千万人。回过头去，我们猜想李医生一定是感觉事态会很严重，才向同学们发警报的。整个专家组都不如一个不专科的医生，更让人愤怒。

客观上说，让李医生的微信内容自由流传，并无助于防止病毒扩散。真正有效的措施，是强制封城。这个需要专家的结论支持。专家组第一时间就派去了。但这次病毒传播爆发太快，没有留给专家们观察的时间。不是第一批专家不如钟南山，而是时间上先后，疫情暴露不同。那种极端专制，无视武汉千万人民基本人权的封城令，无论从哪个标准看，都算是太轻率地就快速做出了。可这恐怕是唯一能有效减少传播的法子。

别忘了全国各地那么多医院，随时随地都有疫情上报，总不能吹哨一个就封一个城？言论自由可以减轻疫情吗？警察不找这些微信传播者就能减轻疫情吗？我看现实相反，再多千千万万个李文亮发微信，都抵不上中国政府辟谣一次更让人相信。可抵抗病毒爆发不是信息传播，而是封城措施。换了任何一个人，能够在没有专家意见支持下就采取劳民伤财的大举动？这不仅仅是封华南市场的问题，而是要株连九族将到过华南市场的所有人和家属都强制隔离起来。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心和容易执行的行动，没有切身的威胁体验基层也不会认真执行。信息全透明，对此有帮助吗？更可能会引起恐慌导致逃离，加快病毒扩散。除了换个死得明白，还有啥其它帮助？

李医生的微信本没有多大敏感性，但当地政府却在敏感时刻行使了一个本就民怨载道的权力，属挖坑自埋。但是，同样反人权反人道的封城，却是最有效的抵抗病毒措施。在周围十几亿人的利益面前，大家不好说什么。于是将一腔怒火，都发泄到李文亮的训诫书上。其实在这之前，中央台已经播出了造谣新闻了，也没人当回事，该过年还是在准备过年。

在重大天灾面前，人类还是显得无力无助的。将天灾定性为人祸，有心理安慰作用。毕竟拿天灾没办法，人祸是可以改进可以控制，还可以追究责任的。在复杂具体的现实面前，要严格坚持道德原则是相当困难的。比如李文亮医生这次，如果他转发的碰巧是专家组第一次的评估结论：说疫情不严重可控。同样被警察当泄密训诫，还支持不支持他？我认为，如果坚信有天赋人权，坚信言论自由，你我一样应该支持他，有不受政府干预发言的权力。

所以，我认为，在目前激情下，以李文亮医生的正确性来说事，是变相承认政府有鉴定惩治谣言的权力。如果你的本来目的就是争取言论自由，不要借瘟疫的东风，效果会适得其反。如果你真是在反思这次病毒爆发的经验教训，得出失控是因为压制了言论自由，则像是在跳大神。误导今后的防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