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的話】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於11月17日去世。本文是她當年的獲獎感言。
我站在門口，透過揚起的滾滾沙塵，朝據說還未遭砍伐的森林望去。昨天我開車經過數英里砍伐之後的樹樁和山火過後的焦土。1956年的時候，那裡有我見過的最美麗的森林；現在已經破壞殆盡。人們要吃飯；他們必須有燃料來生火。
那是八十年代初，我到津巴布韋的西北部地區拜訪一位曾在英國倫敦當教師的朋友。用我們的話說，他到這兒是“援非的”。他是一位理想主義的謙謙君子；但是那間津巴布韋學校的狀況讓他震驚到陷入抑鬱的地步，之後他一直難以復原。那間學校和津巴布韋獨立【1】之後建起來的所有學校都一樣：四間磚砌的大房間，直接坐落在塵土中，連成一排一、二、三、四，一頭有一個半間的圖書館。教室里有黑板，但我的朋友把粉筆放在口袋裡，不然粉筆很快就會被偷光。學校里沒有地圖或地球儀，沒有課本，沒有練習冊，沒有圓珠筆。圖書館裡沒有小學生們喜歡的書，只有從美國大學來的大部頭學術著作，厚重得讓人舉起來都有困難，或者那些白人圖書館不要的書，又或者像《巴黎周末》【2】和《菲列西提找到真愛》那樣的小說。
校園裡一片老化的草地上，一隻山羊在尋找食物。校長因挪用辦學資金而被停職了。這事激起了那個我們大家都熟悉但是通常對達官顯貴才會問的問題：明知道群眾的眼睛都在盯着他們，他們為何還這麼做？
我的朋友沒什麼錢，因為一發工資，他的錢就被學生、教師們借走了；那些錢估計永遠也不會還回來了。學生的年齡在六歲到二十六歲之間，因為一些人兒時沒上過學現在來補課。有些學生每天早上要走數英里的地來上學，不論晴雨，還要渡過幾條河。他們不能做家庭作業，因為村子裡沒有電，而借着木頭燃燒的微光學習不是件容易的事兒。女學生們在上學前和放學後都得提水和做飯。
當我和我的朋友坐在他的房間裡談話時，人們靦腆地前來拜訪。人人都向我乞求書本。一位男子說，“當你回到倫敦，請給我們寄點書來吧。他們教我們識字，但是我們無書可讀。”我遇到的每個人，人人都向我乞求書本。
我在那兒待了些日子。黃沙漫天。水泵壞了，女人們不得不到河邊提水。在看到這間“學校”的情況後，又一個從英國來的理想主義教師生病了，病情不輕。
學期末的最後一天，他們殺了那隻山羊，把羊肉切成小片放在一個巨大的錫鍋上面煮。這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學期末盛宴：滾水煮山羊肉和稀飯。宴席之間我駕車離開，再次經過那片森林殘留的焦土和樹樁。
我想：這間學校的許多學生不會得什麼獎。
第二天，我要在倫敦北部一間很好的男校發表演講。校名我們都知道；校園裡有許多漂亮的建築和美麗的花園。
每周都有某個著名人物造訪這間學校。理所當然地，這些名人可能是學生的父親、親屬，甚至於母親。對學生們而言，名人的到訪相當平常。
當我給這間學校的學生們講話的時候，津巴布韋西北部塵土飛揚的那所學校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於是我望着眼前這些略帶期許的英國面孔，試圖告訴他們我此前一周的所見。沒有書本、課本、地圖冊的教室，甚至連一張釘在牆上的地圖都找不到。教師們自己不過十八九歲，乞求他人寄些書來教他們如何授課。我告訴這些英國男孩每個人是如何乞求書本的：“請給我們寄些書來吧。”我確信任何發表過演講的人都知道那一刻，當你看到眼前的面孔表情一片空白的時刻。你的聽眾不能理解你在說什麼，他們的大腦里沒有和你演講的內容相當的圖景：這裡說的是一所塵土飛揚的學校，缺水，學期末的大餐是一頭剛殺掉的山羊放在一口大鍋里煮。
難道這些處境優渥的學生就真的難以想象那樣的赤貧嗎？
我竭盡所能。他們謙謙有禮。
我確信：他們中有些人將來會贏得大獎。
接着，演講結束了。我問教師們學校圖書館的狀況如何，學生們是否讀書。在這間貴族學校里，我得到了在這類學校甚至大學常能聽到的回答。
一位教師說，“你知道的，許多男孩子根本不讀書，圖書館的利用率只有50%。”
是的，我們確實都知道這一點。我們所有人。
我們身處一個文明碎片化的年代：在這個年代，我們確信無疑的不過幾十年前的事情都遭到了質疑；在這個年代，接受了多年教育的青年男女卻對世界一無所知，什麼都沒讀過，只知道一點專業知識或者別的什麼，比如電腦。
我們經歷的是一種奇妙的發明：電腦、互聯網和電視。這是一場革命。但這不是人類經歷的第一場革命。印刷革命的歷程不是短短幾十年，而是更為漫長。它改變了人類的思想和思維的方式。我們真是一群魯莽的人，習慣性地接受一切，卻從不質疑：印刷術的發明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同樣，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問：互聯網將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思維方式？互聯網已經用其空虛引誘了整整一代人，以至於相當理性的人也會承認：人一旦迷上互聯網後就很難離得開它，而且他可能發現自己一整天都花在寫博客等等上面。
就在不久前，任何即便略微受過點教育的人都還尊重學習、教育，以及我們偉大的文學寶藏。當然，大家都知道，當我們處在這種良好環境中時，有人會假裝讀書，假裝尊重學習。然而歷史記錄表明：工人階級的男男女女渴望書本。其證據在於工人階級的圖書館和研究機構、以及十八十九世紀大學的成立。
閱讀、書本，曾經是基礎教育的一部分。
和年輕人談話的長者一定理解閱讀對於教育而言曾經有多麼重要，因為年輕人的學識要有限得多。而如果孩子們不能閱讀，那是因為他們沒讀過什麼。
我們都知道這個悲哀的故事。
但是我們不知道故事的結局。
想起那句老話，“閱讀使人完整”。別去管那些吃得太飽的笑話。閱讀讓男男女女得到許多信息、了解很多歷史、獲得各種各樣的知識。
但是我們這些西方國家的人不是地球上僅有的人類。不久前，去過津巴布韋的一位友人告訴我，他在那裡到過一個村莊，村里人三天沒吃上飯，但是他們依然在談論書本，談論如何獲取書本，談論教育。
我從屬於一個機構；這個機構一開始的目的是送書下鄉。另有一群人則因為其他關係得以深入津巴布韋的基層。他們告訴我，和傳言的不同，津巴布韋那些村莊實際上充滿了有智慧的人，如退休的教師、休假的教師、放假的學生、老年人，等等。我自己出錢做了一次關於津巴布韋人想要讀什麼的小調查，與（當時我尚未知悉的）瑞典做的一次調查結果相同。津巴布韋人想要讀和我們歐洲人想要讀的書是同一類型：各種小說、科幻作品、詩歌、偵探小說、劇本、以及自助類圖書，比如如何到銀行開戶等。還有莎士比亞的一切作品。村民們找書的一個難題是：他們不知道能拿到什麼書。所以，像《卡斯特橋市長》【3】這樣一本學生考試用書之所以受歡迎僅僅是因為它剛巧有貨。出於顯而易見的理由，《動物莊園》是所有小說中最受歡迎的一部。
我們的組織一開始得到挪威的幫助，之後得到瑞典的支持。沒有這些援助，我們早就沒書可送了。我們從任何能夠弄到書的地方進貨。要知道：一本好的英國平裝書的價格相當於津巴布韋人一個月的工資；而那還是在穆加貝的恐怖統治【4】之前的事兒。現在加上通貨膨脹，要相當於津巴布韋人數年的工資總額。我自己到一個村莊裡送過一箱書（要知道在津巴布韋汽油嚴重短缺），親眼見到村民們是如何眼含熱淚迎接那一箱書的。那兒的圖書館也許不過是樹下幾塊磚頭上面的一塊木板。但是一周內就會出現識字的人教不識字的人讀書的掃盲班、公民課。在一個偏遠的村莊裡，因為沒有小說是用湯加語【5】寫的，幾個年輕人坐下來用這種語言來寫小說。津巴布韋大約有六種主要語言，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的小說：暴力的、亂倫的、充滿犯罪與謀殺情節的。
據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但在津巴布韋不是這樣。要知道：這種對書本的尊敬和渴望，不是來自於穆加貝統治時期，而是來自於之前的白人統治時期。對書本的饑渴是一種讓人吃驚的現象；這種現象在非洲大陸北到肯尼亞、南到好望角之間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
很難令人相信，這一現象和一個事實能聯繫起來：我成長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一座茅草屋頂的土坯房。哪裡有蘆葦或草、合用的泥漿、撐得起牆壁的柱子，哪裡人們就在建這種房子。比如撒克遜人【6】的英格蘭。我成長的那座土坯房有並排四間，到處都是書。我父母不僅從英國帶書去非洲；我母親還為我們從英國郵購。書運到時都是包在巨大的牛皮紙包裹里；那些書給我的幼年生活帶來快樂。一座土坯房，但到處都是書。
直到今天我依然收到人們從可能沒有電和自來水的村子裡寫來的信。他們就像我們家當年一樣，住在細長的土坯房裡。他們說，“我應該也成為一名作家，因為我住在和你當年住過的一樣的房子裡。”
但就在這裡出了問題，不是嗎？
沒書的家庭不會有人寫作、出不了作家。
這就是鴻溝。這就是問題所在。
我讀過你們最近一些獲獎者的演講辭。比如偉大的帕穆克【7】，他說自己的父親有500本書。他的才能並非空中樓閣；他和那偉大的傳統有着緊密的聯繫。
又比如V.S.奈保爾【8】。他提到印度的《吠陀經》【9】是在緊隨他的家族記憶之後的。他的父親鼓勵他寫作；到英國後他常去大英圖書館【10】。因此，他也和那偉大的傳統緊密相關。
再比如約翰·庫切【11】。他不僅和那偉大的傳統緊密相關，他本身就是那傳統：他在開普敦教過文學。我非常遺憾的是：自己從未聽過他的課，未能受教於他那出奇勇敢和大膽的心靈。
要寫作、要創造文學作品，就需要有和圖書館、書本，以及那偉大的傳統之間的緊密關聯。
我有位津巴布韋來的黑人作家朋友；他是從果醬瓶和水果罐頭的標籤自學識字的。他長大的地方我曾開車經過，那是一片黑人農民的居住地，沙礫遍布的土地上稀疏散落着低矮的灌木叢。房屋頹敗，跟富裕人家精心維護的屋宇不能比。學校有一所，但跟前述那所類似。他在垃圾堆里發現了本沒人要的兒童百科全書，據此自學。
1980年獨立之後，津巴布韋曾有一群不錯的作家，真真是一個抒情詩人小集團【12】。他們在白人統治的南羅得西亞時代【13】成長起來，念的是教育條件更好的教會學校。津巴布韋時代不具有產生作家的環境，產生作家不易，在穆加貝統治下更不可能。
所有這些作家掃盲的路途尚且艱辛，成為作家之難就更不消說了。我得說從果醬罐頭和丟棄的百科全書中學習識字在他們中並不鮮見。而我們現在談及的這些人，住在小孩成群的棚屋裡，有個勞累過度的母親，還得為了吃穿掙扎；卻依然渴望着他們難以企及的教育。
但儘管條件如此艱苦，他們中還是出現作家了。別忘了這是在津巴布韋，不到一百年前才成為殖民地。他們的祖輩也許還遵循口述的傳統講故事。但在一兩代之間，那些故事就已經從口耳相傳變成了印刷的書籍。這是多麼了不起的成就啊。
津巴布韋的書本，確確實實是從白人世界的瓦礫和垃圾堆里奮力奪取來的。但一沓紙和一本出版物完全是兩碼事。我曾讀過幾份關於非洲出版界的報告。即使在條件稍好、歷史環境也不同的的北部非洲，談論出版業的前景就如同夢想未來。
我現在談的，是因為缺乏出版商而無法寫成的書和沒能成功的作家。那些不為人知的聲音。那些無法估量的對才能和潛力的浪費。出版一本書需要出版商、預付款和鼓勵，但在那之前，缺乏的則是另外的東西。
作家常會被問及寫作方式，是用文字處理軟件，還是電動打字機？是羽毛筆還是普通手寫【14】？但最核心的問題是：“你是否找到了那樣一個空間，一個空無的空間，可以供你寫作？” 進入那空間就仿佛進入一種聆聽、一種專注的狀態，（你筆下人物會說的）話語、思想與靈感必將出現。
假如作家找不到這樣的空間，他的詩歌和故事就可能胎死腹中。
當作家們交談時，他們談論的內容總是關乎這個想象的空間，這個不同的時空。“你找到了嗎？你抓牢了嗎？”
現在我們換個場景，回到大都市倫敦。有位新晉作家，我們帶挖苦地對她刨根問底，她好看麼？如果是位男士，他有魅力嗎？帥嗎？我們打着趣，雖然一點不好笑。
這位新晉飽受稱譽，可能也收入不菲。狗仔隊開始在可憐的他們的耳邊聒噪。他們在世界各地獲得讚美、追捧和貴賓待遇。我們這些老傢伙則早已司空見慣，對這位不明就裡的後生十分同情。
他或她這會兒正沾沾自喜呢。
一年之後再問他/她，我聽見他們說：“這是我一生中經歷過最糟糕的事。”
一些曝光度很高的新秀作家從此再未提筆，或者從此再寫不出他們想寫、打算寫的東西了。
而我們這些老傢伙還想在他們無辜的耳畔悄聲說：“你的空間還在麼？你的靈魂，那個屬於你的、不可或缺的空間還在麼？那個可以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可以做夢的地方還在麼？噢，抓住它，別鬆手。”
我腦中滿是關於非洲的美好記憶，任何時候想起來都歷歷在目。你看那日落，那在傍晚時分橫跨夜空的金色、紫色和橙色。你看喀拉哈里沙漠芬芳四溢的灌木叢上，那些蝴蝶、飛蛾和蜜蜂。或者坐在草色蔥蘢的贊比西河岸，看那幽深的水色和粼粼的波光，看各色的非洲鳥兒在四圍飛來飛去。沒錯，還有大象、長頸鹿、獅子等等動物，很多很多。但你看那夜空，滿布不眠的星星，純淨、幽深、美好。
我的回憶中還有另一些畫面：一個約莫18歲的非洲男子，站在他的“書房”里流淚。一個到訪的美國人見他書房一本書都沒有，便寄來了一箱。年輕人畢恭畢敬地將書一本一本抽出，用塑料包上。“但是”，我們問，“這些書不是用來讀的嗎？你確定要包上塑料麼？” 他答道，“確定。不包塑料的話書會髒的；髒了以後我還能上哪兒弄更多的書呢？”
這位青年希望我們從英國寄書過去，給他作為教學參考。
“我只念過四年中學，” 他說，“沒人教我怎麼講課。”
我見過一位老師，學校沒有課本，甚至沒有寫黑板的粉筆，他班裡的孩子小的6歲，大的18歲，他就這麼在土裡劃拉着石子，念着“2乘以2等於……”，等等。還有個姑娘，應該不到20歲，也沒有課本、練習冊、圓珠筆，她在教字母，一根枯枝在土裡刮出ABC，大片大片陽光照射下，一地塵土飛揚。
在非洲、在任何一個第三世界國家或者世界上的某些地區，我們都見證了人們對教育的渴望。在這些地方，父母渴望為子女爭取教育機會，好讓他們脫離貧困。
請想象這樣一個場景：在南非的一個貧困地區，當地正經歷嚴重乾旱，你站在一家印度商店裡，一群人在排隊；主要是婦女，攜着各類盛水的工具。每天下午會有一輛水槽車從鎮上運來寶貴的水；大家都在店裡等待。
印度人雙手的掌根撐在櫃檯上站着，望着一位黑人女子。女子埋首在看來像是從一本書中撕下來的一沓紙里；她在讀《安娜·卡列尼娜》。
她慢慢讀着，嘴裡念念有詞。看來是本難懂的書。兩個年幼的孩子抱着少婦的雙腿；她肚子裡還懷着一個。印度人心中不是滋味，因為女子頭巾原本的白色已經被塵土染得發黃；塵土還覆在了她的胸脯間和手臂上。印度人心中酸楚，還因為這焦渴的一隊人。水不夠分。他很懊惱，因為他知道塵霧之外，人們正在死去。店本是他哥哥代為打理，但哥哥說需要休息，去了城裡。哥哥病得不輕，也是乾旱鬧的。
印度人好奇地問那年輕女子，“讀什麼呢？”
“關於俄國的故事，” 姑娘答道。
他又問：“你知道俄國在哪兒麼？” 雖然自己也不甚清楚。
少婦正色看着他，雙眼因塵土而泛紅，但卻驕傲地說，“我是班裡最好的學生。老師說我是最棒的。”
少婦接着往下讀；她想把這一段讀完。
印度人看了看兩個小孩，伸手去取芬達。但是孩子媽發話道：“喝芬達會更渴。”
印度人知道自己不該這麼做，但還是拿出了櫃檯後他身旁的一個大塑料壺，倒出兩杯水，遞給孩子們。姑娘看着孩子們喝水，舔了舔嘴唇。他也給了她一杯。她喝水的樣子讓他覺得難過：她是那樣的焦渴難耐。
這會兒她遞過自己的塑料水壺，他給裝滿了水。少婦和孩子們都盯着他看，生怕他灑出半點。
她又一次埋首書中。她慢慢得讀着。這個段落讓她着迷，她又讀了一遍。
“瓦蓮卡的黑髮上包着一條白頭紗，身邊環繞着一群孩子，正和藹而快活地為他們忙着，而且顯然因為她所喜歡的男子可能向他求婚而非常興奮，她的樣子十分動人。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和她並肩走着，不住地欣賞她。望着她，他回憶起他聽見她說過的一切動人的話語，他所知道的她的一切優點，他越來越感覺到，他對她所抱着的感情是一種很罕有的感情，這種感情他在好久好久以前，只在他的青年時代感到過一次。接近她所產生的快感不斷加強，一直達到這樣的地步，當他把他採到的一隻細莖的、菌邊往上翻的大樺樹菌放到她的提籃里的時候，他望着她的眼睛，看到她滿臉的那種激動的又驚又喜的紅暈，他自己也張惶失措了，默默地、含情脈脈地向她微微一笑。”【15】
這一沓紙張疊在櫃檯上，邊上擺着幾本舊雜誌、幾頁有比基尼女郎照片的報紙。
該走了，女子要離開這庇護所一樣的印度商店走上四英里，回到村子裡去。外面，排隊等候的女人們已經叫囂和抱怨起來。但那印度人還在遲疑。他知道她有多難，要帶着兩個不撒手的孩子跋涉回家。他本想將她鍾愛的這些印刷品送給她，但他真不太能相信：這樣一個挺着大肚子的姑娘，她那個小腦袋瓜真能理解得了？
至於為什麼大約三分之一的《安娜·卡列尼娜》來到這偏遠地區的印度商店櫃檯上？事情是這樣的：
某個高官，碰巧來自聯合國，在他啟程飄揚過海之前在某個書店買下了這本小說，然後在飛機的商務艙里，把它撕成三份。這麼做的時候他環顧四周，知道自己將看到驚訝、好奇甚至是逗趣的表情。他坐穩，繫緊安全帶，然後大聲向能聽得見他的人說：“長途旅行的時候我常這樣，我可不想老揣着本又重又厚的書。” 書是平裝本，不過小說是長篇倒沒錯。這位先生對自己說話有聽眾已經習以為常。他說，“我總是跑來跑去的。這年頭出門在外，夠辛苦的。” 一旦人們都安頓下來，他就打開一部分《安娜·卡列尼娜》讀起來。如果有人朝他看去，不管是出於好奇還是別的什麼，他都要向他們表白一番。“真的，旅行就得這麼幹。”他了解這本小說，也很喜歡它，而這種獨創的閱讀方式還真為這本名著平添一些風味呢。
讀完小說的一部分時，他會叫來空乘，將讀過的章節交給她，讓她轉交給他在經濟艙的秘書。每當這本俄國名著殘破但仍然可讀的章節抵達飛機後半艙時，不免又引起乘客們的興趣、非難、當然還有好奇。總之，這種討巧的閱讀《安娜·卡列尼娜》的方式確實讓人印象深刻；在場的人大約都忘不掉。
這廂，還是那個印度商店，少婦還抓着櫃檯不放，兩個小孩子拽着她的裙子。她穿着牛仔褲，畢竟是個現代女人；但牛仔褲外面她還是罩上了當地人的傳統服飾——厚重的羊毛裙子：她的孩子們可以輕易地抓住裙子的厚褶子。
她明白印度人的好意和同情，於是向他投去感激的一瞥，然後走了出去，走進飛揚的塵土中。
孩子們的哭聲已經停了；他們的喉嚨中滿是塵土。
艱難，是的，艱難，這些步伐，一腳又一腳，從貌似堅實其實稀軟的土堆里邁進邁出。艱難，但她早已習慣了艱難，不是嗎？她的思緒還停留在剛剛讀過的故事上。她在想：女主角跟我真像啊，也罩着白頭巾，也為孩子們忙活着。我就是她，那個俄國姑娘。她有這樣一位男士，愛她、將向她求婚。她只讀完了那一段。沒錯，她這樣想着，會有個男人出現，他會帶我遠離這一切，他會帶我和孩子們遠離這一切。是的，他會愛我、照顧我。
沉重的水壺扛在肩上，她邁步前行。孩子們能聽見壺裡的水在晃蕩。走到半路她停下來，放下了水壺。
她的倆孩子嗚咽着伸手去碰水壺。但她覺得現在還不能打開，會飛進塵土；到家之前無論如何都不能打開。
“等等，”她對孩子們說，“再等等。”
她不得不打起精神繼續前進。
她惦記着老師說的圖書館，比超市還大，一棟大房子，裝的全是書。少婦就這麼走着、微笑着，塵土扑打着她的臉龐。我很聰明，她想着。老師說我很聰明，她說我是全校最聰明的一個。我的孩子也聰明，跟我一樣。我要帶着他們去那個圖書館，那個到處是書的地方。他們要上學，然後當老師。老師說我也可以當老師。我的孩子要住得遠遠兒的，掙得着錢。他們要住在那個大圖書館附近，過上好日子。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那本俄國小說的那一部分最後會出現在那家印度商店的櫃檯上？
倒可以是個不錯的故事，也許有一天會有人講出來。
可憐的姑娘一路往前走。想着回家就能給孩子們喝水，自己也可以喝上一點，她便昂起頭、挺起胸。她走着，穿過乾旱的非洲那可怖的塵土。
在這個充滿威脅的世界上，我們是一群玩世不恭的人。諷刺甚至譏誚和我們正相宜。某些詞語和觀念我們幾乎不用，早已變成陳詞濫調。但是也許我們應該再度啟用某些詞語，恢復它們的生命力。
我們有一座文學寶庫，往前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時代。這份文學財富從未消失，任何有幸邂逅之人都能再度發現它。這是一份寶藏。沒有它，人類該有多麼貧乏多麼空虛。
我們擁有一份語言的、詩歌的、歷史的遺產。這份遺產永不枯竭、從未消失。
我們有一份故事和傳奇的遺產，來自於歷代的講故事者；他們之中，有的我們知道名字，有的則默默無聞。講故事者代代回溯，最終回到的是一片林中空地，篝火燃得正旺，年長的薩滿巫師載歌載舞。我們這份故事的遺產始於火、巫術、精神的世界，至今依然如此。
你問當今任何一個講故事者，他們都會回答，有那麼一刻他們感覺被火、被我們喜歡稱之為靈感的東西觸動。而這一刻可以一直追溯到人類的開端，追溯到造就了人類和人類社會的那種偉力。
講故事者深藏於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故事的主角也總是與我們同在。設想世界因戰爭或不難想象的災禍而遭蹂躪。想象洪水漫過城市，海平面上升。但是講故事者會在那裡，因為不論好歹，是想象力決定了我們、守護了我們、創造了我們。當我們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甚至於慘遭毀滅之際，是故事讓我們重生。講故事者、造夢者和神話的創編者是人類精神的不死鳥，代表着人類至善的、最富創造力的一面。
在塵土中艱難跋涉、夢想着自家孩子能受到教育的那位可憐姑娘，難道我們就比她更優越麼？我們，不過襲衣兼食，在物質的過剩中漸漸窒息罷了。
我想，是那位姑娘和三天不曾果腹、卻仍然談論書本和教育的那些婦女，才真正定義了我們人類。
【譯註】
1. 津巴布韋獨立（Independence），這裡應該是1979年英國政府與津巴布韋各方力量簽訂的蘭卡斯特宮協定（Lancaster House Agreement）給津巴布韋帶來的獨立。羅伯特·穆加貝在1980年4月18日成為了津巴布韋第一任總理，後來又成為總統。
2. 《巴黎周末》（Weekend in Paris）和下文的《菲列西提找到真愛》（Felicity Finds Love）都是英語通俗小說。
3. 卡斯特橋市長（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1886年）是英國作家托馬斯·哈代的小說。
4. 穆加貝的恐怖統治（Mugabe's reign of terror）：羅伯特·加布里埃爾·穆加貝（Robert Gabriel Mugabe，生於1924年）是津巴布韋自1980年獨立以來的當權人物（先任總理後任總統至今），其統治被批評者稱為“恐怖統治”。
5. 湯加語（Tonga）是太平洋島國湯加王國（The Kingdom of Tonga）的主要語言之一。
6. 撒克遜人的（Saxon）：撒克遜人（Saxons）是原屬日耳曼人的一個部落集團，公元五世紀中葉至六世紀上半葉，一部分與盎格魯人（Angles）、朱特人（Jutes）等渡海移居大不列顛島，並在七至十世紀結合成為盎格魯-撒克遜人，經過長期的混居，逐漸形成現今英格蘭人的祖先。
7. 費里特·奧爾汗·帕穆克（Ferit Orhan Pamuk，1952年生），土耳其作家，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8. 維迪亞德哈爾·蘇拉易普拉薩德·奈保爾爵士（Sir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簡稱V. S. Naipaul，1932年生）印度裔英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祖籍印度，生於特立尼達。
9.《吠陀經》（Indian Veda），是婆羅門教和現代印度教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經典。
10. 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是英國的國家圖書館，擁有超過一億五千萬件館藏，是除了美國國會圖書館外全球藏書量最大的圖書館。
11. 約翰·馬克斯維爾·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1940年生）是南非當代著名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2003年的得主。
12. 抒情詩人小集團（a nest of singing birds） ，語出英國文人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年－1784年），用於形容同期的牛津詩人。
13. 南羅得西亞（Southern Rhodesia）是津巴布韋在獨立之前的殖民地時期的舊稱。
14. 普通手寫（longhand）是與速記（shorthand）相對而言的記錄方式。
15. 本段摘自周揚、謝素台從英譯本轉譯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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