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于11月17日去世。本文是她当年的获奖感言。
我站在门口，透过扬起的滚滚沙尘，朝据说还未遭砍伐的森林望去。昨天我开车经过数英里砍伐之后的树桩和山火过后的焦土。1956年的时候，那里有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森林；现在已经破坏殆尽。人们要吃饭；他们必须有燃料来生火。
那是八十年代初，我到津巴布韦的西北部地区拜访一位曾在英国伦敦当教师的朋友。用我们的话说，他到这儿是“援非的”。他是一位理想主义的谦谦君子；但是那间津巴布韦学校的状况让他震惊到陷入抑郁的地步，之后他一直难以复原。那间学校和津巴布韦独立【1】之后建起来的所有学校都一样：四间砖砌的大房间，直接坐落在尘土中，连成一排一、二、三、四，一头有一个半间的图书馆。教室里有黑板，但我的朋友把粉笔放在口袋里，不然粉笔很快就会被偷光。学校里没有地图或地球仪，没有课本，没有练习册，没有圆珠笔。图书馆里没有小学生们喜欢的书，只有从美国大学来的大部头学术著作，厚重得让人举起来都有困难，或者那些白人图书馆不要的书，又或者像《巴黎周末》【2】和《菲列西提找到真爱》那样的小说。
校园里一片老化的草地上，一只山羊在寻找食物。校长因挪用办学资金而被停职了。这事激起了那个我们大家都熟悉但是通常对达官显贵才会问的问题：明知道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为何还这么做？
我的朋友没什么钱，因为一发工资，他的钱就被学生、教师们借走了；那些钱估计永远也不会还回来了。学生的年龄在六岁到二十六岁之间，因为一些人儿时没上过学现在来补课。有些学生每天早上要走数英里的地来上学，不论晴雨，还要渡过几条河。他们不能做家庭作业，因为村子里没有电，而借着木头燃烧的微光学习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女学生们在上学前和放学后都得提水和做饭。
当我和我的朋友坐在他的房间里谈话时，人们腼腆地前来拜访。人人都向我乞求书本。一位男子说，“当你回到伦敦，请给我们寄点书来吧。他们教我们识字，但是我们无书可读。”我遇到的每个人，人人都向我乞求书本。
我在那儿待了些日子。黄沙漫天。水泵坏了，女人们不得不到河边提水。在看到这间“学校”的情况后，又一个从英国来的理想主义教师生病了，病情不轻。
学期末的最后一天，他们杀了那只山羊，把羊肉切成小片放在一个巨大的锡锅上面煮。这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学期末盛宴：滚水煮山羊肉和稀饭。宴席之间我驾车离开，再次经过那片森林残留的焦土和树桩。
我想：这间学校的许多学生不会得什么奖。
第二天，我要在伦敦北部一间很好的男校发表演讲。校名我们都知道；校园里有许多漂亮的建筑和美丽的花园。
每周都有某个著名人物造访这间学校。理所当然地，这些名人可能是学生的父亲、亲属，甚至于母亲。对学生们而言，名人的到访相当平常。
当我给这间学校的学生们讲话的时候，津巴布韦西北部尘土飞扬的那所学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于是我望着眼前这些略带期许的英国面孔，试图告诉他们我此前一周的所见。没有书本、课本、地图册的教室，甚至连一张钉在墙上的地图都找不到。教师们自己不过十八九岁，乞求他人寄些书来教他们如何授课。我告诉这些英国男孩每个人是如何乞求书本的：“请给我们寄些书来吧。”我确信任何发表过演讲的人都知道那一刻，当你看到眼前的面孔表情一片空白的时刻。你的听众不能理解你在说什么，他们的大脑里没有和你演讲的内容相当的图景：这里说的是一所尘土飞扬的学校，缺水，学期末的大餐是一头刚杀掉的山羊放在一口大锅里煮。
难道这些处境优渥的学生就真的难以想象那样的赤贫吗？
我竭尽所能。他们谦谦有礼。
我确信：他们中有些人将来会赢得大奖。
接着，演讲结束了。我问教师们学校图书馆的状况如何，学生们是否读书。在这间贵族学校里，我得到了在这类学校甚至大学常能听到的回答。
一位教师说，“你知道的，许多男孩子根本不读书，图书馆的利用率只有50%。”
是的，我们确实都知道这一点。我们所有人。
我们身处一个文明碎片化的年代：在这个年代，我们确信无疑的不过几十年前的事情都遭到了质疑；在这个年代，接受了多年教育的青年男女却对世界一无所知，什么都没读过，只知道一点专业知识或者别的什么，比如电脑。
我们经历的是一种奇妙的发明：电脑、互联网和电视。这是一场革命。但这不是人类经历的第一场革命。印刷革命的历程不是短短几十年，而是更为漫长。它改变了人类的思想和思维的方式。我们真是一群鲁莽的人，习惯性地接受一切，却从不质疑：印刷术的发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同样，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问：互联网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维方式？互联网已经用其空虚引诱了整整一代人，以至于相当理性的人也会承认：人一旦迷上互联网后就很难离得开它，而且他可能发现自己一整天都花在写博客等等上面。
就在不久前，任何即便略微受过点教育的人都还尊重学习、教育，以及我们伟大的文学宝藏。当然，大家都知道，当我们处在这种良好环境中时，有人会假装读书，假装尊重学习。然而历史记录表明：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渴望书本。其证据在于工人阶级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以及十八十九世纪大学的成立。
阅读、书本，曾经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
和年轻人谈话的长者一定理解阅读对于教育而言曾经有多么重要，因为年轻人的学识要有限得多。而如果孩子们不能阅读，那是因为他们没读过什么。
我们都知道这个悲哀的故事。
但是我们不知道故事的结局。
想起那句老话，“阅读使人完整”。别去管那些吃得太饱的笑话。阅读让男男女女得到许多信息、了解很多历史、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
但是我们这些西方国家的人不是地球上仅有的人类。不久前，去过津巴布韦的一位友人告诉我，他在那里到过一个村庄，村里人三天没吃上饭，但是他们依然在谈论书本，谈论如何获取书本，谈论教育。
我从属于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一开始的目的是送书下乡。另有一群人则因为其他关系得以深入津巴布韦的基层。他们告诉我，和传言的不同，津巴布韦那些村庄实际上充满了有智慧的人，如退休的教师、休假的教师、放假的学生、老年人，等等。我自己出钱做了一次关于津巴布韦人想要读什么的小调查，与（当时我尚未知悉的）瑞典做的一次调查结果相同。津巴布韦人想要读和我们欧洲人想要读的书是同一类型：各种小说、科幻作品、诗歌、侦探小说、剧本、以及自助类图书，比如如何到银行开户等。还有莎士比亚的一切作品。村民们找书的一个难题是：他们不知道能拿到什么书。所以，像《卡斯特桥市长》【3】这样一本学生考试用书之所以受欢迎仅仅是因为它刚巧有货。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动物庄园》是所有小说中最受欢迎的一部。
我们的组织一开始得到挪威的帮助，之后得到瑞典的支持。没有这些援助，我们早就没书可送了。我们从任何能够弄到书的地方进货。要知道：一本好的英国平装书的价格相当于津巴布韦人一个月的工资；而那还是在穆加贝的恐怖统治【4】之前的事儿。现在加上通货膨胀，要相当于津巴布韦人数年的工资总额。我自己到一个村庄里送过一箱书（要知道在津巴布韦汽油严重短缺），亲眼见到村民们是如何眼含热泪迎接那一箱书的。那儿的图书馆也许不过是树下几块砖头上面的一块木板。但是一周内就会出现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读书的扫盲班、公民课。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因为没有小说是用汤加语【5】写的，几个年轻人坐下来用这种语言来写小说。津巴布韦大约有六种主要语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小说：暴力的、乱伦的、充满犯罪与谋杀情节的。
据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但在津巴布韦不是这样。要知道：这种对书本的尊敬和渴望，不是来自于穆加贝统治时期，而是来自于之前的白人统治时期。对书本的饥渴是一种让人吃惊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非洲大陆北到肯尼亚、南到好望角之间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
很难令人相信，这一现象和一个事实能联系起来：我成长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一座茅草屋顶的土坯房。哪里有芦苇或草、合用的泥浆、撑得起墙壁的柱子，哪里人们就在建这种房子。比如撒克逊人【6】的英格兰。我成长的那座土坯房有并排四间，到处都是书。我父母不仅从英国带书去非洲；我母亲还为我们从英国邮购。书运到时都是包在巨大的牛皮纸包裹里；那些书给我的幼年生活带来快乐。一座土坯房，但到处都是书。
直到今天我依然收到人们从可能没有电和自来水的村子里写来的信。他们就像我们家当年一样，住在细长的土坯房里。他们说，“我应该也成为一名作家，因为我住在和你当年住过的一样的房子里。”
但就在这里出了问题，不是吗？
没书的家庭不会有人写作、出不了作家。
这就是鸿沟。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读过你们最近一些获奖者的演讲辞。比如伟大的帕穆克【7】，他说自己的父亲有500本书。他的才能并非空中楼阁；他和那伟大的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
又比如V.S.奈保尔【8】。他提到印度的《吠陀经》【9】是在紧随他的家族记忆之后的。他的父亲鼓励他写作；到英国后他常去大英图书馆【10】。因此，他也和那伟大的传统紧密相关。
再比如约翰·库切【11】。他不仅和那伟大的传统紧密相关，他本身就是那传统：他在开普敦教过文学。我非常遗憾的是：自己从未听过他的课，未能受教于他那出奇勇敢和大胆的心灵。
要写作、要创造文学作品，就需要有和图书馆、书本，以及那伟大的传统之间的紧密关联。
我有位津巴布韦来的黑人作家朋友；他是从果酱瓶和水果罐头的标签自学识字的。他长大的地方我曾开车经过，那是一片黑人农民的居住地，沙砾遍布的土地上稀疏散落着低矮的灌木丛。房屋颓败，跟富裕人家精心维护的屋宇不能比。学校有一所，但跟前述那所类似。他在垃圾堆里发现了本没人要的儿童百科全书，据此自学。
1980年独立之后，津巴布韦曾有一群不错的作家，真真是一个抒情诗人小集团【12】。他们在白人统治的南罗得西亚时代【13】成长起来，念的是教育条件更好的教会学校。津巴布韦时代不具有产生作家的环境，产生作家不易，在穆加贝统治下更不可能。
所有这些作家扫盲的路途尚且艰辛，成为作家之难就更不消说了。我得说从果酱罐头和丢弃的百科全书中学习识字在他们中并不鲜见。而我们现在谈及的这些人，住在小孩成群的棚屋里，有个劳累过度的母亲，还得为了吃穿挣扎；却依然渴望着他们难以企及的教育。
但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他们中还是出现作家了。别忘了这是在津巴布韦，不到一百年前才成为殖民地。他们的祖辈也许还遵循口述的传统讲故事。但在一两代之间，那些故事就已经从口耳相传变成了印刷的书籍。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
津巴布韦的书本，确确实实是从白人世界的瓦砾和垃圾堆里奋力夺取来的。但一沓纸和一本出版物完全是两码事。我曾读过几份关于非洲出版界的报告。即使在条件稍好、历史环境也不同的的北部非洲，谈论出版业的前景就如同梦想未来。
我现在谈的，是因为缺乏出版商而无法写成的书和没能成功的作家。那些不为人知的声音。那些无法估量的对才能和潜力的浪费。出版一本书需要出版商、预付款和鼓励，但在那之前，缺乏的则是另外的东西。
作家常会被问及写作方式，是用文字处理软件，还是电动打字机？是羽毛笔还是普通手写【14】？但最核心的问题是：“你是否找到了那样一个空间，一个空无的空间，可以供你写作？” 进入那空间就仿佛进入一种聆听、一种专注的状态，（你笔下人物会说的）话语、思想与灵感必将出现。
假如作家找不到这样的空间，他的诗歌和故事就可能胎死腹中。
当作家们交谈时，他们谈论的内容总是关乎这个想象的空间，这个不同的时空。“你找到了吗？你抓牢了吗？”
现在我们换个场景，回到大都市伦敦。有位新晋作家，我们带挖苦地对她刨根问底，她好看么？如果是位男士，他有魅力吗？帅吗？我们打着趣，虽然一点不好笑。
这位新晋饱受称誉，可能也收入不菲。狗仔队开始在可怜的他们的耳边聒噪。他们在世界各地获得赞美、追捧和贵宾待遇。我们这些老家伙则早已司空见惯，对这位不明就里的后生十分同情。
他或她这会儿正沾沾自喜呢。
一年之后再问他/她，我听见他们说：“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最糟糕的事。”
一些曝光度很高的新秀作家从此再未提笔，或者从此再写不出他们想写、打算写的东西了。
而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想在他们无辜的耳畔悄声说：“你的空间还在么？你的灵魂，那个属于你的、不可或缺的空间还在么？那个可以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可以做梦的地方还在么？噢，抓住它，别松手。”
我脑中满是关于非洲的美好记忆，任何时候想起来都历历在目。你看那日落，那在傍晚时分横跨夜空的金色、紫色和橙色。你看喀拉哈里沙漠芬芳四溢的灌木丛上，那些蝴蝶、飞蛾和蜜蜂。或者坐在草色葱茏的赞比西河岸，看那幽深的水色和粼粼的波光，看各色的非洲鸟儿在四围飞来飞去。没错，还有大象、长颈鹿、狮子等等动物，很多很多。但你看那夜空，满布不眠的星星，纯净、幽深、美好。
我的回忆中还有另一些画面：一个约莫18岁的非洲男子，站在他的“书房”里流泪。一个到访的美国人见他书房一本书都没有，便寄来了一箱。年轻人毕恭毕敬地将书一本一本抽出，用塑料包上。“但是”，我们问，“这些书不是用来读的吗？你确定要包上塑料么？” 他答道，“确定。不包塑料的话书会脏的；脏了以后我还能上哪儿弄更多的书呢？”
这位青年希望我们从英国寄书过去，给他作为教学参考。
“我只念过四年中学，” 他说，“没人教我怎么讲课。”
我见过一位老师，学校没有课本，甚至没有写黑板的粉笔，他班里的孩子小的6岁，大的18岁，他就这么在土里划拉着石子，念着“2乘以2等于……”，等等。还有个姑娘，应该不到20岁，也没有课本、练习册、圆珠笔，她在教字母，一根枯枝在土里刮出ABC，大片大片阳光照射下，一地尘土飞扬。
在非洲、在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或者世界上的某些地区，我们都见证了人们对教育的渴望。在这些地方，父母渴望为子女争取教育机会，好让他们脱离贫困。
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南非的一个贫困地区，当地正经历严重干旱，你站在一家印度商店里，一群人在排队；主要是妇女，携着各类盛水的工具。每天下午会有一辆水槽车从镇上运来宝贵的水；大家都在店里等待。
印度人双手的掌根撑在柜台上站着，望着一位黑人女子。女子埋首在看来像是从一本书中撕下来的一沓纸里；她在读《安娜·卡列尼娜》。
她慢慢读着，嘴里念念有词。看来是本难懂的书。两个年幼的孩子抱着少妇的双腿；她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印度人心中不是滋味，因为女子头巾原本的白色已经被尘土染得发黄；尘土还覆在了她的胸脯间和手臂上。印度人心中酸楚，还因为这焦渴的一队人。水不够分。他很懊恼，因为他知道尘雾之外，人们正在死去。店本是他哥哥代为打理，但哥哥说需要休息，去了城里。哥哥病得不轻，也是干旱闹的。
印度人好奇地问那年轻女子，“读什么呢？”
“关于俄国的故事，” 姑娘答道。
他又问：“你知道俄国在哪儿么？” 虽然自己也不甚清楚。
少妇正色看着他，双眼因尘土而泛红，但却骄傲地说，“我是班里最好的学生。老师说我是最棒的。”
少妇接着往下读；她想把这一段读完。
印度人看了看两个小孩，伸手去取芬达。但是孩子妈发话道：“喝芬达会更渴。”
印度人知道自己不该这么做，但还是拿出了柜台后他身旁的一个大塑料壶，倒出两杯水，递给孩子们。姑娘看着孩子们喝水，舔了舔嘴唇。他也给了她一杯。她喝水的样子让他觉得难过：她是那样的焦渴难耐。
这会儿她递过自己的塑料水壶，他给装满了水。少妇和孩子们都盯着他看，生怕他洒出半点。
她又一次埋首书中。她慢慢得读着。这个段落让她着迷，她又读了一遍。
“瓦莲卡的黑发上包着一条白头纱，身边环绕着一群孩子，正和蔼而快活地为他们忙着，而且显然因为她所喜欢的男子可能向他求婚而非常兴奋，她的样子十分动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她并肩走着，不住地欣赏她。望着她，他回忆起他听见她说过的一切动人的话语，他所知道的她的一切优点，他越来越感觉到，他对她所抱着的感情是一种很罕有的感情，这种感情他在好久好久以前，只在他的青年时代感到过一次。接近她所产生的快感不断加强，一直达到这样的地步，当他把他采到的一只细茎的、菌边往上翻的大桦树菌放到她的提篮里的时候，他望着她的眼睛，看到她满脸的那种激动的又惊又喜的红晕，他自己也张惶失措了，默默地、含情脉脉地向她微微一笑。”【15】
这一沓纸张叠在柜台上，边上摆着几本旧杂志、几页有比基尼女郎照片的报纸。
该走了，女子要离开这庇护所一样的印度商店走上四英里，回到村子里去。外面，排队等候的女人们已经叫嚣和抱怨起来。但那印度人还在迟疑。他知道她有多难，要带着两个不撒手的孩子跋涉回家。他本想将她钟爱的这些印刷品送给她，但他真不太能相信：这样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姑娘，她那个小脑袋瓜真能理解得了？
至于为什么大约三分之一的《安娜·卡列尼娜》来到这偏远地区的印度商店柜台上？事情是这样的：
某个高官，碰巧来自联合国，在他启程飘扬过海之前在某个书店买下了这本小说，然后在飞机的商务舱里，把它撕成三份。这么做的时候他环顾四周，知道自己将看到惊讶、好奇甚至是逗趣的表情。他坐稳，系紧安全带，然后大声向能听得见他的人说：“长途旅行的时候我常这样，我可不想老揣着本又重又厚的书。” 书是平装本，不过小说是长篇倒没错。这位先生对自己说话有听众已经习以为常。他说，“我总是跑来跑去的。这年头出门在外，够辛苦的。” 一旦人们都安顿下来，他就打开一部分《安娜·卡列尼娜》读起来。如果有人朝他看去，不管是出于好奇还是别的什么，他都要向他们表白一番。“真的，旅行就得这么干。”他了解这本小说，也很喜欢它，而这种独创的阅读方式还真为这本名著平添一些风味呢。
读完小说的一部分时，他会叫来空乘，将读过的章节交给她，让她转交给他在经济舱的秘书。每当这本俄国名著残破但仍然可读的章节抵达飞机后半舱时，不免又引起乘客们的兴趣、非难、当然还有好奇。总之，这种讨巧的阅读《安娜·卡列尼娜》的方式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在场的人大约都忘不掉。
这厢，还是那个印度商店，少妇还抓着柜台不放，两个小孩子拽着她的裙子。她穿着牛仔裤，毕竟是个现代女人；但牛仔裤外面她还是罩上了当地人的传统服饰——厚重的羊毛裙子：她的孩子们可以轻易地抓住裙子的厚褶子。
她明白印度人的好意和同情，于是向他投去感激的一瞥，然后走了出去，走进飞扬的尘土中。
孩子们的哭声已经停了；他们的喉咙中满是尘土。
艰难，是的，艰难，这些步伐，一脚又一脚，从貌似坚实其实稀软的土堆里迈进迈出。艰难，但她早已习惯了艰难，不是吗？她的思绪还停留在刚刚读过的故事上。她在想：女主角跟我真像啊，也罩着白头巾，也为孩子们忙活着。我就是她，那个俄国姑娘。她有这样一位男士，爱她、将向她求婚。她只读完了那一段。没错，她这样想着，会有个男人出现，他会带我远离这一切，他会带我和孩子们远离这一切。是的，他会爱我、照顾我。
沉重的水壶扛在肩上，她迈步前行。孩子们能听见壶里的水在晃荡。走到半路她停下来，放下了水壶。
她的俩孩子呜咽着伸手去碰水壶。但她觉得现在还不能打开，会飞进尘土；到家之前无论如何都不能打开。
“等等，”她对孩子们说，“再等等。”
她不得不打起精神继续前进。
她惦记着老师说的图书馆，比超市还大，一栋大房子，装的全是书。少妇就这么走着、微笑着，尘土扑打着她的脸庞。我很聪明，她想着。老师说我很聪明，她说我是全校最聪明的一个。我的孩子也聪明，跟我一样。我要带着他们去那个图书馆，那个到处是书的地方。他们要上学，然后当老师。老师说我也可以当老师。我的孩子要住得远远儿的，挣得着钱。他们要住在那个大图书馆附近，过上好日子。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那本俄国小说的那一部分最后会出现在那家印度商店的柜台上？
倒可以是个不错的故事，也许有一天会有人讲出来。
可怜的姑娘一路往前走。想着回家就能给孩子们喝水，自己也可以喝上一点，她便昂起头、挺起胸。她走着，穿过干旱的非洲那可怖的尘土。
在这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上，我们是一群玩世不恭的人。讽刺甚至讥诮和我们正相宜。某些词语和观念我们几乎不用，早已变成陈词滥调。但是也许我们应该再度启用某些词语，恢复它们的生命力。
我们有一座文学宝库，往前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这份文学财富从未消失，任何有幸邂逅之人都能再度发现它。这是一份宝藏。没有它，人类该有多么贫乏多么空虚。
我们拥有一份语言的、诗歌的、历史的遗产。这份遗产永不枯竭、从未消失。
我们有一份故事和传奇的遗产，来自于历代的讲故事者；他们之中，有的我们知道名字，有的则默默无闻。讲故事者代代回溯，最终回到的是一片林中空地，篝火燃得正旺，年长的萨满巫师载歌载舞。我们这份故事的遗产始于火、巫术、精神的世界，至今依然如此。
你问当今任何一个讲故事者，他们都会回答，有那么一刻他们感觉被火、被我们喜欢称之为灵感的东西触动。而这一刻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的开端，追溯到造就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那种伟力。
讲故事者深藏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故事的主角也总是与我们同在。设想世界因战争或不难想象的灾祸而遭蹂躏。想象洪水漫过城市，海平面上升。但是讲故事者会在那里，因为不论好歹，是想象力决定了我们、守护了我们、创造了我们。当我们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甚至于惨遭毁灭之际，是故事让我们重生。讲故事者、造梦者和神话的创编者是人类精神的不死鸟，代表着人类至善的、最富创造力的一面。
在尘土中艰难跋涉、梦想着自家孩子能受到教育的那位可怜姑娘，难道我们就比她更优越么？我们，不过袭衣兼食，在物质的过剩中渐渐窒息罢了。
我想，是那位姑娘和三天不曾果腹、却仍然谈论书本和教育的那些妇女，才真正定义了我们人类。
【译注】
1. 津巴布韦独立（Independence），这里应该是1979年英国政府与津巴布韦各方力量签订的兰卡斯特宫协定（Lancaster House Agreement）给津巴布韦带来的独立。罗伯特·穆加贝在1980年4月18日成为了津巴布韦第一任总理，后来又成为总统。
2. 《巴黎周末》（Weekend in Paris）和下文的《菲列西提找到真爱》（Felicity Finds Love）都是英语通俗小说。
3. 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1886年）是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小说。
4. 穆加贝的恐怖统治（Mugabe's reign of terror）：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Robert Gabriel Mugabe，生于1924年）是津巴布韦自1980年独立以来的当权人物（先任总理后任总统至今），其统治被批评者称为“恐怖统治”。
5. 汤加语（Tonga）是太平洋岛国汤加王国（The Kingdom of Tonga）的主要语言之一。
6. 撒克逊人的（Saxon）：撒克逊人（Saxons）是原属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集团，公元五世纪中叶至六世纪上半叶，一部分与盎格鲁人（Angles）、朱特人（Jutes）等渡海移居大不列颠岛，并在七至十世纪结合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经过长期的混居，逐渐形成现今英格兰人的祖先。
7. 费里特·奥尔汗·帕穆克（Ferit Orhan Pamuk，1952年生），土耳其作家，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8. 维迪亚德哈尔·苏拉易普拉萨德·奈保尔爵士（Sir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简称V. S. Naipaul，1932年生）印度裔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祖籍印度，生于特立尼达。
9.《吠陀经》（Indian Veda），是婆罗门教和现代印度教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经典。
10. 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是英国的国家图书馆，拥有超过一亿五千万件馆藏，是除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外全球藏书量最大的图书馆。
11. 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1940年生）是南非当代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2003年的得主。
12. 抒情诗人小集团（a nest of singing birds） ，语出英国文人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年－1784年），用于形容同期的牛津诗人。
13. 南罗得西亚（Southern Rhodesia）是津巴布韦在独立之前的殖民地时期的旧称。
14. 普通手写（longhand）是与速记（shorthand）相对而言的记录方式。
15. 本段摘自周扬、谢素台从英译本转译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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