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第五次战役中的第180师(2)

韦杰

韦杰（1914年3月29日－1987年2月3日），原名韦士良，壮族，广西省东兰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七军，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调任红十五军团骑兵团首任团长。1937年8月，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即“朱德警卫团”团长，后任一二九师团长。1943年，组建太行军区第三支队司令员，称“韦支队”。1948年6月，韦杰被任命为华北野战军第13纵队司令员。1949年，华北军区第十三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军，韦杰任军长。

1951年3月，韦杰由第61军军长改任第60军军长率部入朝作战。在第五次战役中，由60军的180师整建制被歼。1952年10月，韦杰被撤职，被任命为南京军事学院高级函授系主任。1957年，韦杰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若将眼光放远一些则不难发现，在中共军队几大系统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们最“听话”，极少出现“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情况，这也许也是“红四”遗脉的习惯或传统。或因如此，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机械执行”命令的，不只是郑其贵，还有他的直接上司韦杰。
韦杰是广西人，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将领之一，1955年授中将军衔。不过他只是177名中将的一员。

韦杰是一名老红军，1927年13岁时就参加了农民自卫军，两年后又参加了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1935年1月在长征中带着侦察连打下娄山关，立下大功。因为这段经历，他在1955年获得“二级八一勋章”（授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著有功勋者的证章，其中二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营团级干部）。抗战时期曾任“朱德警卫团团长”、115师688团团长、129师新编第1旅旅长，参加过香城固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当过18兵团61军军长，参加过上党战役、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1950年11月，韦杰调任60军军长，次年5月参加第五次战役，时年37岁。平心而论，他在指挥180师突围时，不是能力有问题，而是犯了和郑其贵一样的毛病，那就是“机械执行”命令。
表现之一：5月22日，当郑其贵根据师常委集体决议，向军部请示师主力北渡汉江时，韦杰根据兵团命令拒绝了。韦杰对兵团的指示不仅是“坚决执行”，有时甚至“坚决”得过了头。23日中午，兵团来电指示暂不撤收，要求掩护伤员撤退，并未明确掩护的具体期限，而韦杰则命令180师在北汉江以南坚决阻敌，争取5天时间。对此，《屡创奇迹的60军》一书作者陈忠龙评价道：“60军首长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到了机械执行命令的程度，使不利的态势发展到危险的境地。”

表现之二：23日下午，3兵团电台被炸毁，60军与兵团失去联系达3天之久，无法得到上级指示。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是好事，韦杰完全有理由临机处变。然而，尽管180师的处境在急剧恶化，韦杰仍认为“一定要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下〕）。直到24日下午，城蝗堂失守，这是180师在北汉江北岸设置的二线阵地，它的失守意味着该师后路已断。情势危急之下，韦杰才不得不命令180师结束在江南的掩护任务北撤，命令传至该师时，已接近25日凌晨。
表现之三：180师虽然在北汉江以南等了敌人整整3天，但主力仍渡江北撤，还有机会脱险。然而，韦杰在5月26日上午的一道命令使180师彻底陷入不拔之地。26日10时24分，韦杰收到3兵团于25日16时50分发来的电报：“你军除1个师控制于加平至新延江（春川西）以北山区，担任阻击任务外……。”韦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180师。看看地图就知道，该师两个团已经向北越过该阻击线10余里，所以韦杰不但要180师停止北移，还要求其中1个团折回。其实，3兵团因电台被炸毁，已经“瞎”了3天，这份电报指示是根据60军于24日上报的形势作出的，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已时过境迁。说得严重一点，韦杰这么做实际上是把180师重新推回死路。到27日180师突出重围到鹰峰山下时，11000余人的部队已经只剩个零头了。
总结第五次战役经验教训的会议上，彭德怀在讲到第180师受损失情况时，非常气愤地让第60军军长韦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高喊：“韦杰，你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你们那个180师，是可以突围出来的！你们为什么说他们被包围了？敌人的坦克汽车沿公路从180师前面过去了，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中间也没有敌人，后面也没敌人，部队完全可以利用晚上突围出来嘛！哪有这样惊慌失措地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掉的？像你这样的指挥员就是该杀头！”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为详细了解这次战役的详细情况，以及志愿军60军180师被敌包围受挫的经过，在北京中南海召见了志愿军三兵团负责指挥的副司令员王近山之后，紧接着又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秘密召见志愿军60军军长韦杰。这是1951年6月下旬的事。
志愿军180师受挫，作为军长的韦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时突接要他回国汇报的电报。

志愿军180师是60军的1个师。180师在五次战役结束后撤阶段，不管什么原因造成它被敌人重重包围受挫，作为60军军长的韦杰，内心总是十分痛苦的，何况不了解实情的友军及国内部队传言不少，大多把“账”算在60军身上，算在该军军长韦杰身上，这更给韦杰很大的思想压力!此时，在朝鲜战场的韦杰，突然接到志司转军委总参办公室来电，指名要他回国报告180师的事。
韦杰看到电报，心情无比沉重。
韦杰带着一大堆检讨材料快马加鞭赶到北京。
韦杰离开前线乘火车直奔北京。到北京后第二天，毛主席办公室秘书电话通知韦杰当晚11点半到中南海，毛主席找他谈话。
晚上11点刚过，韦杰乘坐总参办公室安排的汽车开进了中南海。
韦杰整整军衣、戴端军帽后进屋，见到正在看文件的毛主席，立即举手报告：“主席，韦杰奉命来到。”

毛泽东看到韦杰，忙放下他正在阅读的志司写的朝鲜五次战役有关60军180师受挫情况的报告，面带笑容说：“啊，韦杰，你坐!当年见到你，是在延安抗大哟!”

毛泽东虽讲的是湖南话，但韦杰在抗大时，就全能听得清楚。

说完，毛泽东指着书房内的一把木质沙发，示意韦杰坐下。

毛泽东身穿一套灰色的中山装，脚穿布鞋，脸色红润，神采奕奕。
“在延安，我到你们抗大军事教员队开会，至今，整整14年了?”
“是整整14年了!主席记性真好!”韦杰激动地说。
可此刻的这位37岁的将领，在毛泽东面前，就像前段时间王近山到中南海那样，是背着“挨批”的沉重包袱来的啊!他似乎也有向毛主席负荆请罪之感!此时，毛泽东又讲了：“你从朝鲜回来前，我先后同你们志司的邓华副司令员、解沛然参谋长，还有你们的韩先楚副司令员都谈过话，了解一些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之后，军委又电报彭德怀，通知你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回国，也是想了解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五次战役会歼敌八万二而自损八万五呢?为什么会在后撤中突如其来地遭到敌人13个机械化师的全面反扑呢?今天通知你回国，也是想了解五次战役，特别是想了解五次战役中，你们三兵团，尤其是你们60军的作战情况，以及60军180师被围受挫的原因……”

毛泽东又说：“在与你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谈话之后，我仍感到，180师的问题，只是从他口中得到的一方面的情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找你们志愿军三兵团的三名军长分期回国，了解一下三兵团各军，在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这中间，当然更主要是要了解你们60军，特别是180师被围的原因与经过。这事弄清楚了不仅今后对志司，也对军委总结五次战役的作战经验及教训，都有好处，以便认真研究敌人，总结自己，为下一次战役作好准备。你是60军军长，是当事人，有些事，有些情况，你比王近山，比三兵团的其他军军长更清楚些，所以决定你先回国。”
韦杰先检讨说：“主席，五次战役后撤阶段，60军180师被围受挫，作为军长的我，有责任。”
“先不说什么责任。我刚才说了，是调查研究。我看还是先说情况好了。”
韦杰听后，即开始讲了。他没有用准备好的书面材料，而是完全凭他的准确记忆，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一边听，一边仔细看地图。
“……60军第一阶段作战旗开得胜，全军上下，无比兴奋。问题出在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我们60军最初定为兵团的预备队待命。没料第二阶段作战一开始，志司却来令，命令三兵团的12军调归九兵团指挥，配合人民军在东线的作战；令15军和60军负责割裂美军和李承晚伪军的联系，以钳制美军第10军的主力，使其不能东援，以保证九兵团的侧冀安全。根据命令，我们军在揪谷里至大龙山地段，积极钳制美军10军主力，并消灭敌人一部。5月16日，志司发现敌情有变，随即重新调整部署。此时，我军179师与181师正奉命作为三兵团的机动部队，东进至勿老里、品安里、清平里、富昌里地域待机。此时，三兵团来令，令 60军的179师调出给15军，181师调出给12军。我们执行命令后，三兵团又来令，要我们剩下的180师也调出，归兵团直接指挥、使用。当时180师奉命完成钳制美军第6师、第7师任务后，正进至加平、春川接合部。这样，60军的3个师，短短几天，几乎在同一个时期调出，全部脱离了60军的建制。除了军部指挥所及警卫部队，仅有一支300人的工兵营!也就是说，我手边没有一支作战部队了!我一时成了无军可指挥的空头军长!不知上级此时是怎么安排、指挥的?对此，军政委袁子钦，也有意见!”
毛泽东听到此，似乎有些惊异。他立即把手指夹的烟卷放在烟缸里，注意地看了看韦杰，随即提问： “关于五次战役的打法，你看有些什么问题?”
“我感到五次战役战线拉长了，而且又想速决，但又没有达到目的。插得深，势必战线长；战线长，人力补充、粮弹供应，都带来问题。敌人用白天作战，我们只能晚上；敌人是汽车、机械化，我们只能靠双腿、靠人力；特别是第二阶段结束，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全面反扑，上下都麻痹、轻敌。因此，二阶段作战结束后撤，敌人便乘机进行反扑。在这种情况下，兵团才电告60军的3个师归建，由我指挥打敌反扑。可调出去归12军指挥的181师，此时离60军指挥部尚有120多公里，即使归建，也要几个晚上!另外调归15军指挥的60军179师，此时又尚在汉江南岸；而由兵团王近山副司令员直接指挥的60军180师，此时也还在加平方向。按当时的实际情况，60军的3个师，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归建，从而无法按预定的作战计划去完成布防任务。尽管如此，我还是立即向各师发出电报，要他们迅速归建。最早归建的是179师，即解放战争攻克临汾的临汾旅。他们从春川方向下来后，我立即命令这个师于马铁里以北的丘陵地带控制春川到华川、春川到东海岸之元山港这条公路。马铁里距华川只有30多公里。哪知179师刚刚部署好，敌人就立即上来了。敌人的坦克部队，也沿着这条公路，很快上来了。179师当即同敌人展开激战。战士们打得很顽强，打得很悲壮，迟滞了敌人的进攻速度，掩护了友军的撤退。”
毛泽东又吸燃一只烟卷，仍然边看地图，边听韦杰报告。
“180师指战员已六、七天没吃饭了，靠野菜、野果充饥。不少人中毒死亡。此时，部队也急需休整。就在这时，三兵团收到志司5月21日下达的、令兵团不得原文传达的收兵休整、准备再战的长命令后，兵团即根据志司的命令精神，于22日对本兵团各军作了后撤的具体部署：令我们60军在白逸里、白积山以南，东起与九兵团分界线，西起与十九兵团分界线，含分界线的以东地区，在加平、春川，不含春川一线布防，要60军担任三兵团的阻敌任务。我即令180师，并附炮兵第2师的两个连，于5月23日渡北汉江，在汉江以北构筑阻击阵地；令该师两个主力团538团与539团，继续在汉江南岸扼守阵地，以掩护兵团主力；并要他们与右邻63军取得联系。180师师长郑其贵接到命令，即令他们师的540团北渡汉江，在汉江北岸的鸡冠山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当天晚上，180师发现右邻63军没向该师通报，即已经转移，致使180师侧翼暴露。他们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我后，我即令他们于23日黄昏，将北汉江以南的180师另两团部队移至春川以西进行防御。同天，没料180师的左邻15军，也已提前转移。后来才知道，这是王近山副司令员未请示志司而自己擅自作出的决定。与此同时，三兵团的预备部队39军，已奉彭总的命令，早于22日离开了前线北移。三个友军都提前北走，把一个60军孤军放在前面，势必使60军特别是180师的态势突出。更没想到180师根据我的命令，于23日下午正集结部队准备北移时，三兵团又突然来令，要各部暂不撤收，明确指令180师留在南岸，掩护伤员后撤。此时全兵团30多公里的正面，只有我们60军分散布置的3个师在前线挡住敌人!其中，180师仍留在汉江南面。此时，该师粮弹已尽。我将此情况报告三兵团，等待指示。可电报发出后，军指从5月23日下午开始，一直呼叫不到兵团的电台讯号!没有接到兵团答复的指令，180师只好孤师战斗在汉江南岸。”
停了停，韦杰又继续向毛泽东报告：“从5月24日当天，敌发现60军180师两翼空虚后开始反扑，60军3个师，已受到敌人4个师、共七八万人的威胁，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180师处于背水作战的危境。敌人将60军179师与180师分割，并深入到180师侧后，切断该师后路，使其陷入包围。对此，我焦急万分，即令180师迅速撤至北汉江以北防御，争取主动，摆脱险境。当晚，180师根据我的命令，避开了敌人已控制的渡口，分团、分营地渡江，但敌人为封锁渡口，对正渡江的180师部队，进行猛烈地炮击。部队被迫占领阵地御敌。”
在韦杰报告的同时，毛泽东的视线，不停地在他身前的地图上移动。他凝神静听得连烟卷都不吸了。一根烟卷夹在指缝间，任其自燃。
“5月25日白天，”韦杰报告说，“敌机数十架对180师扼守的阵地轮番轰炸、扫射，并投掷了大量的燃烧弹，不少战士成了‘火人’!紧接，敌人的炮兵、坦克，配合步兵成营、成团地轮番冲击180师守卫的阵地，乘势将180师重重包围，并用飞机在该师上空，反复播放劝降录音。我收到电报，即令该师坚决向西北突围；同时令归建的181师由华川以东出发，接援该师。181师当晚11时30分才收到军指的电报。该师各团，因均在行军途中，无法架电台联系，遂令通讯员徒步传达救援180师的命令。但是，待接援部队赶到华川、原川里、均巨里一线时，敌已先我占领了这些阵地。此时的181师，想从正面攻击已不可能，接援计划未能实现!5月26日中午，180师召开师党委扩大会，会上作出了分散突围的决定。当晚18时，该师分两路分散突围。分散突围并未事前请示军指。27日上午9时，180师分散突围的师直与该师540团这路突围部队进至鹰峰，因敌人炮火封锁，部队建制打乱，人员拥挤，沿途掉队、减员很多。该师另一路突围部队539团，也突围到达鹰峰，和师主力会合。途中，该团人员也失散很多，重机枪以上武器，及通信工具，大多被击毁、丢失。师指挥所仅有报话机一部。27日黄昏6时，180师的报话机同军部取得了联系。我即指令180师师长郑其贵向史昌里方向突围。同时，令179师取捷径向史昌里以南的敌人出击，以减少敌人对180师的威胁，以接援180师。该师接到我的命令，因山大路窄，尽管彻夜行军，仍进展迟缓。到28日黎明前的5时，接援部队才赶到明芝观，而敌人当日已兵分3路，合击史昌里，与接援180师的179师激战。至此，敌人东西阵地已连成一片。晚上，我又收到180师电报，等到译出来，知敌人已从加平方向反击上来，超过了该师。此时，师长郑其贵既没请示兵团，也没请示军指，即令部队把武器埋掉，把作战文件资料烧毁，电台密码只剩一套，其他全部烧毁。我看到电报，知道事情十分严重，马上令军部电台用报话机与180师郑其贵联系，用暗语询问他们现在的位置，同时，又把军部的位置告诉了他们，指令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率部向军部方面突围。没料自此，我再也听不到该师的回音了！”
顿了顿，韦杰好不容易控制住情绪，难过地说：“我向志司、兵团急电报告60军与180师已经失掉联系，请求救援!当时，志愿军各兵团友军，早的已在5月22日，迟的也已于5月23日先后北撤。志司此时手中，无近兵救援。三兵团同样困难，未掌握其他机动兵力。彭总给我和秦基伟发电，要我派我们军的181师，秦基伟派15军的45师，进行救援。可此时的180 师，正在分散突围中，任何措施，都无济于事！”
夜深人静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只有毛泽东和韦杰两人。

毛泽东又问韦杰：“60军180师作战损失的确切数字你报告一下，好吗？”
韦杰当即向毛主席报告：“损失数字分两个阶段统计：180师入朝时，人员为11000余人。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掉队、负伤、阵亡，减员在10％。此时，该师已不足1万人。二阶段作战，减员也很严重，特别是后撤开始的3天，即5月22、23、24日，该师第一梯队的538、539团两个团，减员很大，根据不完全统计，180 师被包围前的人数，约在8000左右。据主席召我回国前，我对该师情况的了解情况是：180师538团突围归来的是900人；该师539团与540团突围归建的各1000多人，共2000多人；师直机关、勤务分队、后勤医院等400多人，近4000人。若按二阶段突围前的8000人算，突围损失数为3000余人。这3000人中，估计被俘五六百人，突围战斗伤亡为2000多人，吃野菜、野草、野果中毒及饿死的指战员有数百人。它同彭总报给军委有关180师损失数字是吻合的。”
韦杰报告完上述情况，悲痛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从他那对浓眉下的双眼，大滴滚出。
“180师的事，各级都有责任。”毛泽东听后肯定地说。

片刻，毛泽东又讲：“180师受挫，彭德怀在电报中已向我和军委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你来北京前，志司又来报告，说他们对180师的受挫，均感到惭愧，表示要以悲痛的心情总结教训，并决心从各方面想办法来挽救这个损失!他们认为，这次180师受损的原因很多，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基于此，也不能全怪你们60军和180师的广大指战员!一句话，各方面的工作没有作好，才使180师不能自拔!正如志司在电报中指出的：倘若我们方面搞得好，这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至低限度也可以减少。这个‘我们方面’，既指志司，也指兵团，也指下面的军和师，不能单方面说。志司总结的几条失利原因，我是同意的。看来，”此时，毛泽东似有自责地说：“五次战役，我看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
韦杰听得出来，毛泽东说这话的语气，确有内疚和自责之意。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是朝鲜前线的第一线指挥员，第二线直接指挥者，是中央军委，是他这位军委主席毛泽东，因而毛泽东认为，此役失利，也不能只怪志司司令员彭德怀。这是因为，五次战役的部署，是按照他的作战方针制定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说了上述五次战役未能达到预想战果、即想成建制地歼灭敌人数万人的原因，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这番话之后，他又起身在室内踱着步子，若有所思地说：“现在看来，志愿军要想一次性包围美军几个师，或者1个整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敌的目的。我看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如果是打美军或英军，不要实行过去那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性的小包围。如果是打李承晚的伪军，便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总之，要分敌对待。”
列宁曾告诫我们，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这也许也是“坚决执行”命令与“机械执行”命令的距离吧。180师出事后，郑其贵很快被撤职（1951年7月），在3兵团降职为管理处副处长（副师级）。韦杰同样遭到撤职处分，不过时间稍迟（1952年10月），离职后到南京军事学院当高级函授系主任。不过，韦杰得到了原谅，1955年授衔时位列中将，与他昔日的上司王近山同级，而郑其贵不过上校而已。

180师是我军建军历史以来，与红军长征湘江战役中红34师并列的唯一被成建制失利的两上特例，据军事科学院资料表明，此役180师被俘近7000余人。约占整个志愿军战俘总数的近70%。
导致180师被歼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3兵团指挥员处置不当，指挥不力，没有尽到责任。当时志司将进行战役转移的电报发各兵团后，3兵团副司令王近山没有认真研究本兵团的态势，也没有具体部署各军转移的顺序和方法，只是把志司电报转发各军就什么也不管了。之后，王近山率兵团指挥所自行转移，并在转移时关闭了电台，致使60军和志司均无法联络3兵团。据当时60军军长韦杰事后回忆，由于看到180师位置危险，曾请示兵团是否将180师向后撤，但由于未能联系上兵团，从大局的角度考虑，只好让180师单独孤悬敌后，错失了避免被包围的最好时机。后来彭总曾为此把王近山骂的狗血喷头。认为王近山完全没有一个高级指挥员的头脑。不负责任。
二、上级的指示电报让180师左右为难。志司和兵团在给60军的电报中要求180师掩护兵团主力及整个中集团的转移，必然坚守在春川以南，这个电报是导致180师最终被包围的致命所在。据韦杰和180师师长郑其贵回忆，眼看美军从其翼侧迂回该师，但考虑上级电报要求，始终不敢放弃所据守的阵地。而后来接到军部要求突围电报时，又接到三兵团发来的，要求在转移是一定要妥善处置好伤员，不准遗弃伤员的电报。这就使师指挥员难以定下决心进行突围。当时180师有1000多伤员，其中有数百人无法带走。师党委召开作战会议研究突围问题时，就是伤员如何处置没有办法，因此会议开了一天也没有定下决心。
三、180师部队基础薄弱，指挥员素质不强也是造成突围不成的重要原因。180师是解放战争后期由晋冀鲁豫军区地方部队升级而编成的，在战争中没有打过太多的硬仗和恶仗。特别是部队到达四川后，已接到了准备地方化的指示，师已经兼任军分区。在接到军委命令后，紧急收拢部队，进行动员，迅速整编出动到朝鲜，部队中许多骨干已经流失，编入了大量的新兵和国民党起义官兵。特别是该师师长已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部队没有师长，由政委郑其贵改任师长，而部队又没有来得及配政委，致使部队基础更加薄弱。
作为师长的郑其贵，其军事素质高低暂且不论，但其性格上优柔寡断却是比较明显的，这在一些熟悉他的人中都很清楚。正是由于郑的性格缺陷和优柔寡断，在部队发生严重危险时，出现了惊惶失措，失去了正确判断形势和果断指挥的信心。当部队面临险境的时候，郑其贵迟迟不能定下决心，一切都要等上级指示。而郑在发现部队被围后，又为怕被美军测向发现，指示参谋长销毁密码，破坏电台，错误的实行了无线电静默。结果是一方面无法与上级进行联系，另一方面也无法接收到上级指示。据当时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回忆，当后来发现180师十分危险时，整个志司，三兵团和60军的所有电台均集中呼叫180师，可就是联系不上，急的三级首长象热锅上的蚂蚁。有心告诉180师快速突围的方法和路线，却因电台不能沟通而无法进行。
四、指挥失当和决心错误也是导致最终失利的重要原因。据后来180师突围出来的指挥员回忆，在发现全师有被美军迂回包围的时候，参谋长即向师长提出应收拢部队，适时后撤，以防止被合围，但由于师长决心犹豫，一直未置可否。总怕与上级的指示不符。而当发现美军坦克到达师的后方地域初时，如果决心果断，坚决突围，全师也完全能够突出去，因为当时进入180师后方的美军，只是李奇微试验的由少量坦克装甲车组成的快速支队。其目的只是要求与志愿军保持接触，并没有发现也没有真正形成对180师的合围。而实际的合围是过了一天，在美军步兵主力到达后才真正封闭了包围圈。因此，，这时美军部队的相互间隙很大，有很多空档可以利用。当时同时被美军隔断在敌后的并非只有180师一支部队。27军81师全师、12军31师93团全团，均被隔在敌后，但由于这些部队的指挥员大胆沉着，决心正确果断，部队英勇顽强，行动坚决，均能在敌后纵横数百里后全军突围成功。而180师在发现被隔断后长达三天都没有定下决心，坐看突围的可能机遇逐渐丧失。
另外，在决定突围的方向上，师在召开党委会时，产生了有二种方案，一种是全师集中主力向北，取捷径突围，另一种是先向东，再向北通过迂回突围。而最后实际采取了向北突围的部署，因为美军已经发现180师被围，因此重点在北部方向进行了堵截准备，180师的突围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在决定突围形式上，也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是采取过去在国内抗日战争和内战时的方法，分散突围，另一种是全师以二个梯队，实施集中突围。最后180师定下了分散突围的决心。对于这种突围方式是否正确，目前无法定论，但实际表明，采取分散突围的方法，还是遗弃了大量伤员。最终全师只突出了3000多人，但其中538团采取了全团集中突围，全团突出了1000多人，是180师唯一保持建制完整的部队。而27军、12军等突围成功的部队，也无一不是采取集中突围，先向翼侧转移，再向北突围的方法。这只能说明，当时180师的突围方式存在着明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