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历史最前列的政治家

杜高

他结束了我的苦难

我今年85岁。1930年我出生在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7岁。父亲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我是在抗日的烽火中成长的一代人。时代环境和家庭影响，使我从小就接受左翼文化和进步思潮的熏陶，12岁我就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演剧活动。意想不到的是，1955年反胡风运动的风暴，改变了我和几个年轻朋友的命运。因为我当时和胡风赏识的作家路翎同在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我很敬重他，路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公安部逮捕，我和几个朋友立即被指控组织反革命小集团，配合胡风集团向党进攻。我们被当作"肃反"对象隔离审查。路翎是一位文学天才，他有优良的品格。1952年，我们的待遇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路翎的工资被评为每月200多元，在当时很高。他主动向组织上退还工资，只留下20元生活费，他说每月还有一些稿费收入，生活够用了。每当我看到今天的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员，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路翎，这样一个人居然被打成"人民公敌"，在监狱里被逼得精神错乱。实在不公！

就在我被禁闭的日子里，另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剧作家吴祖光，为我们鸣不平，他认为，把一群可爱的青年人当作反革命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没想到，他这些话已经触动了最高权力的威严。

1957年，凡是对"肃反"不满的人，都被打成右派。党再三动员吴祖光提意见，他诚恳地说了一些话，结果被打成戏剧电影界头号右派分子，灾难再一次降到了我和几个朋友头上，我们都被划入以吴祖光为首的"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团，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遭到声讨和 批判。

1958年4月，我和青年剧作家汪明被关进半步桥监狱，从此开始了长达12年的劳动教养生涯，汪明惨死于劳改农 场。文革开始后，我们的罪名又升级了，吴祖光再次被批斗，《人民日报》发表大批判文章，"二流堂""小家族"的后台老板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变成国家 主席刘少奇了。

1969年12月发布1号战备令，我由北京市公安局押送回原籍长沙，交由群众监督，在街道劳动。

直到1978年9月，中共中央"五十五号文件"发到全国，我这个还在街道上做工的右派分子，听到一声震动魂魄的春雷。1979年春天来临，我果然接到中国剧协的通知，他们已帮我办好户口迁移手续，我可以立即回京了。

我一无所有，夹着一个铺盖卷，悲喜交集地回到离别了24年的戏剧工作岗位。我已经从一个有生气的青年变成一个衰颓的50岁的小老头了。当我走进吴祖光的家，握着瘫痪的新凤霞大嫂颤抖的手，拥抱着还健在的老朋友们，我们放声地痛哭了起来。

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1/4个世纪里的遭遇。它埋葬了我的全部青春年华。

我那时还全然不知道为把我们从黑暗的深渊里救出来，一个伟大的人物进行了多么英勇无私的斗争。直到20世纪90 年代，当我读到难友戴煌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后，才听到了耀邦同志那"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惊天动地的声音，我的心震撼了。当我读到在耀邦同志的促进下，为吴祖光、为我、为"二流堂"的人们平反改正的叙述时，我禁不住感动得泪流满面。可惜这时，耀邦同志已过早地离世了。

走在历史的最前列

在以个人迷信为特征的专制时代终结，改革开放新时代开启的重大转折时期，胡耀邦是走在历史最前列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坚定地认为，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从精神上解放亿万中国人民，推进党的事业发展，必须从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彻底的拨乱反正。他在思想理论上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回归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组织上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他顶住压力，首先平反了1976年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给全国人民以巨大政治鼓舞，接着为在文革中蒙冤的老干部们一个个恢复名誉，先后平反了彭德怀案、陶铸 案、六十一人叛徒案、二月逆流案……这一连串的重大冤案的平反，有力地伸张了正义。而更艰难，更具广泛社会震撼力的，是为55万个右派分子改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政治大解放和精神大解放，它的历史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对于中国文艺界，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平反，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和吴祖光"二流堂" 右派集团案的平反改正，产生了几乎是颠覆性的影响，推动了更多冤假错案的平反，改变了整个文艺界的政治面貌。与此同时，耀邦更大刀阔斧地领导了全国各个领域的冤案平反，解决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国民党时期军政人员遗留下来的旧案，更为地主富农分子全体摘帽，宣告这个特殊的群体回到人民当中，不再受政治歧视。今天回顾历史，完成这么艰巨复杂的平反冤假错案和消除历史积怨的工作，都是为着把中国推向一个和谐民主的现代公民社会的重大举措。这需要有多么远大的政治视野和多么深邃的政治见识，多么宽阔的政治胸襟和多么宏大的政治魄力，需要有一颗多么深沉的热爱人民的崇高心灵。唯有胡耀邦，这位14岁就献身革命，经受烈火锤炼的勇士，才有承担这个历史重担的胆识，完成这个重大历史使命的魄力。以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崇高的责任感，成为终结一个旧时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历史英雄。

探索领导文艺的新途径

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胡耀邦是一个最具有人性魅力和个性魅力，而使人永远难忘的人物。

我第一次见到他并听他讲话，是在1952年8月。那时他刚调来北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我那时从朝鲜前线回来，留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青年艺术剧院直属团中央领导，院长由团中央书记廖承志兼任。8月里的一天下午，胡耀邦忽然到剧院来了。事先也没有通告，也没有布置开欢迎会。只听见院部的秘书伍平扯着嗓子喊："大家快到院部小礼堂来呀，团中央的领导来看我们啦！"剧院的年轻人从楼上楼下纷纷跑进小礼堂，围着耀邦同志，他笑嘻嘻，和大家亲热地拉着手。他哪像一个大首长呀，大家鼓掌欢迎他，伍平搬来一张木头凳，请他坐。他站着，热情洋溢地挥着手，对大家说："青年艺术剧院是最有希望的剧院，你们是最有前途的文艺工作者，因为你们的每场演出都是为青年服务，青年是我们祖国的希望，所以我们做青年工作的人是最光荣的！"这几句话深深地留在我们心里，几十年都没有忘记。大家热烈地向他鼓掌，耀邦同志也越说越激动，先是一只脚踏在凳子上，后来就索性跳到凳子上了。剧院里的年轻人就议论开了：胡耀邦和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不像大首长，还是当年的"红小鬼"。这就是耀邦的本色，他激情如炬，葆有一颗永远年轻的赤子之心。

1980年2月12日和13日，我又一次见到耀邦同志，并聆听他的讲话。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从"左"的精神压迫下解放出来，创作了许多催人泪下的优秀作品，但也出现了一些一时还不被人们理解的，尖锐地触及社会矛盾，揭露现实黑暗的作品，它们引起了文艺界的激烈争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女贼》，都因为写了干部的权力腐败，揭露了权力部门的不正之风，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这些题材是我们过去的作品从未接触过的，它们引起人们惊异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文艺领导部门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采取怎样的方法加以引导。耀邦建议，不忙禁演，不忙批判，也不忙做结论，要营造一种和谐、友好的气氛，让不同意见的文艺家们坐在一起，平等地、自由地、各抒己见地交换意见，尽可能求得认识上的一致。一定要坚决摒弃过去那种戴帽子、揪辫子、打棍子的恶劣做法！于是，在中宣部的领导下，中国剧协、作协、影协联合召开了"剧本创作座谈会"，会议结束时，耀邦同志在京西宾馆大礼堂做了两个半天的长篇讲话，文艺界1000多人聆听了他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分8个论题详尽地阐述了文艺工作者要正确地认识社会现实、文艺创作的题材无比宽阔、文艺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培养一支敢想敢干、百折不饶的文艺创作大军。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他挥动手臂，充满信心地说：80年代是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开始，也是文艺界向新的高峰迈进的开始！

最难忘记，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是在这个会场上，他以党的领导人的身份，用响亮的声调、激越的情感，向大家庄严宣布："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把作家打成反革命！"会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人们热泪盈眶，庆幸那个借文艺批评之名对作家实行残酷迫害的可怕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我还被一个场景所感动，当说到"四人帮"对作家的迫害时，耀邦丢开讲稿，转头对坐在身旁的周扬说："什么四条汉子啊，四条好汉嘛！"我看到周扬顿时眼眶里闪动着泪光。

时间过去35年了。耀邦的讲话和他对文艺工作者的情感仍然深深地感动着我。这个座谈会的历史意义，在于耀邦对党在文艺领域的历史错误的深刻反思，并认真总结经验，探索一条新的途径，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极力倡导的营造民主和谐的气氛，开展平等自由的讨论，以团结不同观点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促进文艺事业繁荣的方针，今天仍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这是耀邦同志对党的文艺事业的贡献，更值得今天的领导部门认真思考和学习。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原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