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失控的縣委書記 (ZT) 在現行體制下,縣委書記擁有的權力既齊全又強大,不僅掌管着全縣一切資源——決策權、人事權、財政權,甚至涉及公安檢察法院的司法權——堪稱一方“諸候”。 回家鄉,一位老闆的話卻使感到了震驚。他說:“縣委書記的權力大得嚇人,可以把幾千萬元送人。”這位老闆10多年前是一個村支書,如今他卻成了家產億元的富豪。 他的話,我完全相信。比如以招商引資的名義,把價值幾千萬的土地以幾十萬給開發商,有的地方甚至是“零地價”。本來一個銷售收入幾億的企業,需交稅千萬元,但是縣委書記引進的企業,交了稅,財政卻返還企業。朋友曾告訴我,一個企業不但三年不用交稅,縣裡還給該企業擔保貸款,撥幾百萬元的科研經費,原因也是該企業是縣委書記引進的。媒體曾報道贛榆縣原縣委書記孫榮章擅自將房地產開發所得稅、銷售不動產營業稅作為招商獎勵退還給開發商。讓連雲港金寶公司的郭強承接時代廣場步行街工程,盡賺6000多萬元,違規退稅還拿了200多萬。碼頭開發公司的胡偉,他免費從孫榮章手上拿到海頭港口岸線開發權。建起了一圈海景房,獲利數千萬。孫榮章還以每畝1萬元的超低價批給金匯公司的趙飛500畝地建廠,還為其提供擔保貸款1.5億元。趙飛資金周轉困難,孫榮章直接就安排開發區管委會借給他2000萬元。 縣委書記的權力究竟有多大?有專家說:“除了外交、軍事、國防這些內容沒有,(縣委書記)擁有的權力幾乎跟中央沒有區別”。 可以說縣委書記是“政治強人”,也可以說是權傾一方,甚至是獨斷專行的霸王。由於縣級與中央隔着省級、市級,大多處於“山高皇帝遠”的政治地理邊緣,確實存在着“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弱、下級監督太難”,加上權力過於集中,監督嚴重失控,監督幾乎呈現一片真空地帶,從而造就了他們“我的地盤我做主”。 這裡有幾個坊間流傳的段子,戲謔中展現了縣級官場的真實生態:“縣委書記絕對真理、縣長相對真理、常委服從真理、其他班子成員沒有真理。”“一把手說一不二,二把手說二不一,三把手說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六、七、八、九把手,光做筆記不張口。”“一千個副手,抵不過一個正手。”許多落馬縣委書記都坦言,以前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內,他們的話都是“絕對真理”。一把手的核心權力就是對人、財、物、事的拍板權。四川一位落馬縣委書記說,在他擔任縣委書記的4年間,從來沒有人在他拍板時提不同意見,唱反調的更沒有,“在縣域內,我有絕對權力,這種權力用不用,什麼時候用,怎麼用,都是我說了算。”一個地方和單位的領導班子,最可怕的是無“雜音”。當今許多縣委班子變得鴉雀無聲。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區原區委書記楊毓培封殺“雜音”還創立了一套“理論”。楊毫不掩飾地說:“作為‘一把手’,自然而然是‘一號’,是‘老闆’,要擁有絕對權力,說了作數,定了算數,以我說的為準,以我定的為準,說的就是政策,必須無條件執行。”河南省盧氏縣原縣委書記杜保乾就公開宣揚過“就是論”,他多次強調:“和縣委保持一致就是和縣委書記保持一致,在盧氏縣就是縣委書記說了算。”這些“一號”們,常常以“不准發雜音”為由,大樹個人權威,把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高壓推行一言堂,從而導致眾人閉口、空氣沉悶、萬馬齊喑。 由於縣委書記左右着幹部的烏紗帽,連公、檢、法大都仰書記大人鼻息,惟書記“最高指示”是瞻,這讓他們更加為所欲為。安徽省定遠縣原縣委書記陳兆豐抓權斂財的所作所為,可謂眾多腐敗的縣委書記中的一個縮影。陳兆豐深諳“要想富,動幹部”之道,通過死死抓住權柄不放,達到聚斂錢財的目的。縣委組織部將鄉鎮換屆幹部調整方案交給陳兆豐審閱時,陳把方案扔到一邊說:“都是你組織部說了算,還要我這個書記幹什麼?”於是他自己鼓搗出一份長達5頁紙、寫有多達幾百人名字的“名單”,交組織部門去“按程序”考核。湖南省株洲縣縣委書記龍國華在即將調離之際,突擊提拔調整100多名幹部,因此被當地群眾稱為“賣官書記”。由於權力的失控,一些地方就出現了官場亂象:比如三陪小姐當宣傳部副部長;除了性別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團委副書記等。由於縣委書記有絕對的拍板權,有了諸多權力尋租的機會,從而成了腐敗的重災區。一些地方的縣委政府大樓建成了“白宮”與“天安門”,這是因為這些縣委書記有領袖情節。2011年4月,一個名為《縣委書記》的MV在微博上廣為流傳。這個MV的內容是歌頌河北省張北縣縣委書記李雪榮的,還配了一首主題歌,將其喻為“紅太陽”。有意思的是李雪榮離任張北縣委書記赴任張家口市副市長,張北上萬群眾為其送行,並打出“常回家看看”、“無論到哪裡,保重身體”等感人條幅,李雪榮被感動得淚流滿面,現場和群眾久久地握手道別後踏上離任的大巴車。其場面比總書記視察場面還熱烈。縣委書記這個群體“集權度”高、容易滋生腐敗現象已成不爭的事實。 重慶不雅照也說明了縣委書記權力失控的問題。不雅照讓雷政富倒台了,還讓九龍坡區委書記彭智勇、璧山縣委書記范明文、長壽區委副書記、區長韓樹明、石柱土家族自治縣委副書記、縣長艾東倒台了。應該說,雷政富的倒,是倒在縣委書記的位子上。2002年12月至2006年12月,雷政富任墊江縣委書記。墊江縣土石方工程大都由其弟雷政奎承包。此外,墊江縣的路燈、綠化等工程也全部由雷政奎承攬。而那些建築商只能吃雷政奎的“剩飯”,或者到雷政奎門口“討飯”吃,這就激起了建築商們對雷政富的仇恨。於是建築商招募美女,訓練好美女進行“公關”,只要有了不雅視頻,就能從雷政富手上拿到工程。“相對鈔票來說,更喜歡美女”的雷政富,果然經不起美女的誘惑,成了又一個倒在裙子下的官員。有人說,雷政富是被人設陷害的,這個設陷者就是重慶永煌集團創始人肖燁。肖燁利用不雅照獲得建設工程,僅3年資產從一百萬元奇蹟般地串到幾億元。由此可見縣委書記權力是多麼具有神奇的力量。 說起縣委書記,不能不說遼寧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因為他是派人進京抓記者第一人。《法制日報》主辦的雜誌《法人》刊發了記者朱文娜《遼寧西豐:一場官商較量》的文章。文章報道了遼寧西豐女商人趙俊萍因不滿縣政府對其所擁有的一加油站拆遷補償處理,編發短信諷刺縣委書記張志國,被判誹謗罪。隨後西豐縣公安局又以“涉嫌誹謗罪”為由對記者朱文娜進行立案調查,派多名幹警趕到法制日報社抓捕記者。膽敢在“天子腳下”抓記者,在我看來,不是法治意識淡薄,而是為所欲為慣了。《法制日報》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機關報,如果張志國不是為所欲為慣了,敢掐中央政法委的喉嚨? 不久前媒體報道,山西省蒲縣有位官員老闆(縣安監局長),家產3個多億,惹得縣委書記眼紅,要他給5000萬被拒絕後,這位官員老闆最後被送進了牢獄。判處有期徒刑20年,是以逃稅、非法買賣爆炸物、貪污、挪用公款罪,並處罰金8500萬元;其妻,原蒲縣民政局副局長於香婷,犯逃稅、非法買賣爆炸物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並處罰金8500萬元;其妻弟於小紅犯逃稅、非法買賣爆炸物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並處罰金5600萬;他們所經營的成南嶺煤業有限公司,因逃稅、非法買賣爆炸物,被追繳逃稅額1871.85374萬元,處罰金人民幣9860萬元。以上累計,僅罰金一項就高達3.2億之多,創下山西各級法院判處的罰金刑最高記錄。也就是他們家3人不僅要坐牢,其財產也被罰沒光了。這種判法,顯然不公,不說縣委書記索賄是真,但得罪了縣委書記是可以信以為真的。 本來縣委書記權力就失控,還要來個“高配”,還要省管縣,這就讓縣委書記的權力更加失控。對於省管縣,我一直是持反對意見的。省管縣後,縣委書記將更加失控。一個省近百個縣,省委管得過來嗎?很顯然“上級監督太遠”的問題顯然將更加突出,“山高皇帝遠”之下的縣委書記權力失控的風險也必將大大增加。至於“高配”縣委書記,提拔為副廳級甚至為正廳級,我就更加反對,縣委書記“高配”副廳級,而其他縣級班子成員的級別保持不變,將意味着,縣委書記不僅仍是本級班子的“一把手”,而且事實上還將成為他們的“上級”——如比原先同級的縣長高半級。黨政分開,是為了權力的均衡,本來縣委書記和縣長都是正處級,這樣一來,這個功能就殆然失盡。再說縣紀委書記,是副處級,如今縣委書記是上級領導,同級監督本來就軟肋,縣紀委書記的監督的權力就更加沒有了。如此一來,縣委書記的官級完全凌駕於班子成員之上,“集體領導”的難度增加,“同級監督太難”的痼疾就倍增。 孟德斯鳩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但他又說:“防止權力濫用的辦法,就是用權力來制約權力。權力不受制約必然產生腐敗。”縣委書記的權力很難受到制約,因此他們成了當今中國最腐敗的一群人。 縣委書記的權力失控,最根本的是權力過大而又缺乏有效監督。在現行體制下,縣委書記擁有的權力既齊全又強大,不僅掌管着全縣一切資源——決策權、人事權、財政權,甚至涉及公安檢察法院的司法權——堪稱一方“諸候”。絕對的權力沒有監督,往往如脫韁的野馬,無拘無束,無法無天。我們不能忘記甕安、孟連等群體事件的發生。 “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著作,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即權力)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裡的夢想。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裡向你們講話”,這是小布什2005年再次當選總統演講時說的一段很經典的話。在中國,縣委書記權力失控,就是他們沒有站在籠子裡,從而權力過分集中,滋生腐敗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