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从三八二十三看中国的流氓文化 杨恒均博士说：“两天的会议最重的戏是开幕式後请于丹做主题演讲，她谈中国文化。这是我第一次听于丹演讲，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于丹的想法。”，而之前对于丹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但是，经过这次会议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她演讲起来如滔滔长江之水，唐诗宋词信口道来，旁征博引，这一讲，就是将近两个小时。也彻底破坏了我对她的看法。”原因呢？是因为：“于丹为了突出中国文化优越而对西方文化与宗教的不以为然，把中国的伦理抬出来同西方的宗教抗衡（好像西方就没有伦理似的），还有她洋洋自得地宣称自己就是看武侠小说长大，武侠里就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并以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让我听着都觉得脸红。” 更为反感的是，于丹花了很长时间讲一个禅宗的故事。杨恒均博士介绍说：“为了教育她碰到的一个不懂得高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她用大段讲述一个禅的故事。她说： 古代一位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位混混竟然以颈上人头作担保说自己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众人相持不下，于是来到小和尚的师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处，请他作主。 没想到，老和尚沉思了一会，竟然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对的。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得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高兴而去。老和尚却因此受到镇上众人的鄙视与驱逐。小和尚一路上都愤愤不平，最後还是忍不住质问老和尚为何说‘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说，你说那小混混的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 小和尚明白过来，我们大概也都能够理解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 杨先生然後这样评价于丹大师的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禅机'故事，加上于丹讲得声情并茂，成为整场演讲中的亮点。可亮点几乎马上变成污点，因为于丹说当时她对外国人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诉外国人关于中国文化的高深之处：外国人弄不懂中国文化，说我们不讲原则，是人情社会……但这故事就说明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高深和美妙之处，我们的中国文化有时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啊！” 很明显，于丹大师讲的那个“三八二十三”的禅宗故事，要表明的一个道理就是谁流氓谁胜出，谁无赖霸蛮，谁就占便宜。遵守规则是要吃亏的，守护良知是要失败的，按照常识行事的人就是愚蠢的。在这个故事里，小混混无理取闹，并且以自己头颅作赌注的小混混，靠着一点无赖与刁钻的智慧，最後不但以“三八二十三”的算法轻松霸占了人家的布匹的便宜，而且，还顺便得到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这个故事真是非常生动地演绎了中国二千多年来占尽主流的流氓的成功文化。中国二千多年来的一治一乱，从主子到奴才的不断更换，说白了就是在演绎着这个禅宗故事里的道理。从于丹大师作为儒家文化代言人前年在伦敦街头撒泼表现来看，她还真是中国文化的最好代言人，因为她比其他儒家文化大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不但完全深刻地理解了这种文化，而且还充分实践了这种文化。许多对中国传统文化迷信的学者，对于丹也是严厉批评有加，说她不具备中国儒家文化代言人的资格，说她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太浅薄之类，其实以我的眼光来看她是最得真传的，她不但能够深入理解，认真领会，而且能够充分地践行这种文化精神。其他儒家学者们对她的批评，真正原因其实是忌妒她用孔子大发其财,大曝其名,名利双收，而自己却没有捞到多少便宜而已。 其实，儒家文化养育出来的人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特别喜欢骂人训人，口言善而身行恶，特别虚伪，特别富有奴性，也特别不会尊重人，总是把自己显摆到一个高人一等的位置，高高在上，其面孔常常在“狼样”与“羊相”之间瞬息转换。在伦敦，于丹大师的翻译这样说她：“此作家真是让我开了眼，我对其变脸的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头一分钟还张牙舞爪对中国人呵斥，另一分钟马上笑逐颜开面对镜头和记者。”（《于丹伦敦街头撒泼记》）其实那个翻译犯了一个错误，以为儒家文化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而应该像英国绅士淑女一样，待人接物都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其实她是在用英国文化来检验于丹，才会感觉那是开眼界的事情，感觉很失落。也许这个翻译久不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成长，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过于陌生了吧。其实，在国内像于丹这样的人与事，比比皆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这样的做派又不是于丹一个人，于古，于近，于今，都不乏其人。 其实儒家文化的祖师爷孔子本人就是这样的，如果一些人太过于健忘，我不妨再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录下孔子当时在见不同人的时候的不同做派吧：“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然；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这段《论语》里对孔子见不同的人的不同表现的描写，其实已经充分说明，孔子对于不同的人是明显有不同的态度的。见到比自己低的“下大夫”，那是“侃侃而谈”，唾沫乱飞，那种居高临下，神采飞扬，不可一世的样子，非常生动形象。而见到比自己高的“上大夫”，也就是比自己官位权力大的人呢，自然是另一幅嘴脸，那就是大气不敢出的“訚訚如也”，一幅谨小慎微，谨言慎行的样子。而见到了君主更不得了，吓得脸色苍白（色勃如也），口吐白沫，手脚痉挛，手脚无措，张口结舌，口不能言，头不能抬，连站都站不直，大气不敢出，就差点大小便失禁，要尿裤子了。一幅活脱脱的奴才相。说实在的，于丹在伦敦街头对自己的翻译与随从人员撒泼，不到一分钟又对外国记者笑脸相迎，这点功夫不正是得孔子真传吗？ 什么叫流氓？流氓就是不讲规则，欺软怕硬，为非作歹，见狼现羊样，见羊现狼样的人，他们见硬的就让，见软的就欺，见到强者，他就是一个奴才，见到弱者他就要充当主子。这样的人就是流氓。从这一点来看，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一直是流氓文化。中国的主流文化，是由中国儒表法里，互相配合而成的流氓文化，是由法家的政治与儒家的道德合成的。这种文化的性质特征，谭嗣同在其《仁学.二九》中概括得非常到位,是这样说的：“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其实法家的祖师荀子，也是孔子思想流派的，儒法的真正祖师爷，都是孔子。只是孟子继承孔子取性善论为其立论基础，而荀子继承孔子取性恶论为其立论基础。中国二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的皇帝几乎都是流氓，特别是开国皇帝，几乎没有不流氓的。刘邦本身就是市井流氓出身，做皇帝之後，流氓的本性只会发扬光大，而不可能就会变得高贵。朱玩璋也是流氓，以流氓的手法夺取天下，再以流氓的方法进行统治。整个明王朝，发展到後来，完全是靠流氓手法来维持统治。二千多年来的中国，谁流氓谁胜出，谁如果还保持一些人性的光辉，谁就会惨遭失败。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不仅政治领域，而且在中国的各个领域，都是遵循流氓统治，流氓胜利法则。于丹、余秋雨等儒家大师活学活用，作为今天儒家文化的代言人是最合适不过了。 朱大可先生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文化研究之後得出的结论，颇为令人胆寒，那就是中国二千多年的所谓主流文化其实就是“流氓的盛宴”，一直遵循着流氓统治的原则。今天于丹大师被这种流氓文化隆重推出来，那也不是偶然的。一种文化自然会选出最适合他的代表，于丹大师、余秋雨大师在今天走红大江南北，那会是偶然的吗？不要再说什么我泱泱十四亿中华大国，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完全不懂得尊重人的街头泼妇当成中国儒家文化大使、形象代言人了，因为对于儒家文化，于丹才有最深刻的理解，并且她最有才能，最能够用自己的言行举止，生动形象地将中国儒家文化给予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的唯一合适人选，在这一点上连余秋雨大师都还不够格。 附录 小笑话：三八二十一 两人大吵。一说三八二十四。一说三八二十一。吵了一天，相持不下，告到县衙大堂。县官听罢一拍惊堂木，大喝一声：“把说三八二十四的拖下去打二十大板”。说三八二十四的大惊：明明他蠢，如何打我？县官答：蠢到和说三八二十一的人吵一天，不打你打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