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32)

谭合成

卷四

第三十二章 杀了也不嫁

蚣坝圩位于道县东南部的泡水（蚣坝河）之滨，距县城约20公里，有一条砂石公路通到那里。圩场本身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它太普通了，就像大多数湘南地区的农村集市一样，一条里把长的主街，两边起了几百栋房屋，还有几块空坪，用于牲猪、耕牛，以及其他一些大宗农副产品的交易。平时冷冷清清，一到赶圩的日子，四乡八里的农民担着担子，推着车子前来赶圩，一家伙把个圩场挤得满满当当，还真有点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的味道。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蚣坝圩前横跨泡水的那座木桥。木桥长约50米，宽约1米，全部木质结构，河中松木打桩置柱，上串横梁，梁上盖有杉树圆木，相互连结，构成桥面，很有特色。该桥始建于何年何月，笔者无从考证，当时也无心考证，从风雨侵蚀的程度看，估计应有百年历史了。每次从桥上过，看着脚下泡水从容流淌，听着脚步踏在桥面发出巩巩的声音，我总会感到血在血管里流动得如此湍急。朱贤厚就是手指这座木桥告诉笔者，他70岁的老母亲在这座桥上被活活地扔进河里。

这座木桥所在地的蚣坝公社蚣坝大队有三个女孩子，当时都只有17岁，是叔伯姐妹，名字分别叫：涂月华、涂梅珠、涂秋蕾。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场灾难，对于她们和她们的家人，就像走在马路的人行道上被后面开来的汽车追上来压死一样突如其来。当时正是“双抢”大忙季节，她们一天到晚在人民公社的田野里挥汗如雨，累得两头不见天，每天除了干活、吃饭、睡觉，第二天再干活、吃饭、睡觉之外，什么都不想，也没功夫想。北京发生了什么事，长沙发生了什么事，道县发生了什么事，她们通通不知道，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不干活就没有饭吃，干活不卖力就会受批判。

（67年）8月24日那一天晚上，大队突然召开群众大会，捆打批斗了十几个人，活埋了3个“调皮捣蛋，罪大恶极”的家伙：一个50多岁的地主分子，一个17岁的富农子弟，还有一个就是涂梅珠的母亲、43岁的“地主婆”黄仁凤。黄仁凤当时怀有7、8个月身孕，挺着个大肚子，仗着娘家是贫农，竟敢顶嘴，被打得皮开肉绽。据说前一天（8月23日）下午大队开会讨论杀人名单时，定了3个人，其中并没有黄仁凤，而是她的丈夫涂宏昌，但涂宏昌“畏罪潜逃”了，只好将黄仁凤拉来顶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笔者一直没有能够弄清它的来龙去脉。24日这天杀人的时候，还有几个人也一起下到了窖里，后来又用绳子拽上来“宽大处理”了。是不是应当这样理解，蚣坝大队实行的是“杀一儆百”的战略方针，并没有准备大开杀戒，而是像上级指示的那样，把“调皮捣蛋的杀他一、两个”给猴子看。可是为什么第二天突然又召开群众大会，一家伙杀了22个，其中包括昨天已经“宽大处理”了的，这中间有何玄机？笔者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他们回答说：“当事人中有好几个已经死了，其他人都把责任往他们身上推，说是他们决定的。说他们说杀3个人太少，革命不彻底，还要多杀几个才行。死人又不会说话，我们也没有办法。”

第二天，8月25日正逢蚣坝圩日，圩场上人流如织。蚣坝大队支书李自桂、大队长周时珪、贫协主席蒋绍黄、治保主任朱贤儒、民兵营长蒋学金（已故）、大队“红联”头头蒋启念（已故）等人赶着这个人多的时候在蚣坝圩场上，以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召开宣判大会，把全大队的四类分子及子女不论老少通通地捆了来，当即宣布了涂宏光等22人的死刑，并立即拖到圩场边上的两口废红薯窖边执行。其中有个叫周德有的中农，因为与周时珪等人有私人意见，周时珪等人乘着这个机会，把他和他的老婆、儿子也搭在地富一起顺便消灭了。因为这一次“下窖”的人较多，为了不出问题，没有采取前一天那个活埋的办法，下窖之前都先杀一刀，然后丢进窖里，再填土掩埋。大队领导宣布：“看谁的刀快，杀得多的有奖！”

把这22个人下窖以后，剩下来四十多个妇女和儿童像牲口一样被关进了公社供销社的仓库里。血腥的恐怖已达到了极点，人们的神经早已麻木，就连小孩子也不会哭了，已经完全丧失了失去父母亲人的痛苦。他们就那么木然地蹲在地上，目光无神地一片沉默，静静等候着“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一声令下，把他们也送上屠场。

8月27日中午，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剩下的这四十来个“阶级敌人”斩草除根。

一行人被拖出来押送刑场。

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叫，其中一个小男孩因为被捆得太紧，痛得一边走一边跳，把裤子都跳脱了，也不做声。

这时，区里一位领导(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这位领导是时任蚣坝区区长的欧日福。欧日福是蚣坝区文革杀人事件重要责任人之一。)路过这里，看到人堆里那么多小孩、女孩，就问什么事。押送的民兵说，都是“地主崽子”，拉去“斩草除根”。该领导说：“大老虎杀掉那是罪有应得，小孩子就不要杀了嘛。一定要杀，必须等中央的指示精神下来后才能处理。”

没想到，就这么轻轻巧巧一句话，竟然救下了几十个小孩和女人，其中就有涂氏三姐妹。真是阿弥陀佛，功德无量!

几个大队干部一商量，觉得还是上级领导有水平，站得高，看得远，小老虎留着继续改造，蛆婆子拱得磨子翻？刀把子抓在自己手上，阶级敌人什么时候翻天，就什么时候专政也不迟。再说还有那么多女人，杀了太可惜，大队上还有好多阶级兄弟没有老婆，就是生产队干部里还有几个单身公，正缺女人哩。于是她们又被押送回大队。父母亲人被杀，房子被没收，财产被分，不过还是给出路，留下一栋房子给涂氏三姐妹带着几个更小的妹妹们居住。这时，大队党支部已经开始考虑给她们“改成份”的事了，大队贫协主席下达命令，指名道姓要她们嫁给本大队的三个单身公，其中一个是傻子，另外两个褛水得没法提。在大队贫协看来，这无论如何都是给她们最好的出路，既解决了今后的生活问题，又改了成分，获得了新生。然而三姐妹的回答却大大出人意料，竟没有一个愿意嫁。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人火了：“不嫁就杀了你们！”

她们异口同声回答：“杀了也不嫁！”

也许是在鬼门关上走过一圈的人，对生和死的问题想得比较清楚了，或者说对死的恐惧已不那么强烈了，三姐妹想：爸爸妈妈死得，为什么我们就死不得？

看到几个地主崽子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思想，大队贫协十分恼火，早知如此，上次就不该放了她们，有心搞掉算了呢，上面又下了通知，不准再乱杀人了。再说杀了她们，三个阶级兄弟没有老婆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就把她们捆起来，一顿暴打，戴上高帽子批判斗争，没想到三个家伙还是不肯就范。

硬的不行，来软的，又派人来做她们的思想工作：“女人家生下来就是别家的人，哪个女人不嫁人呢？嫁过去，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了，成份也变成了贫农了，该有多好！”

可是三姐妹认死理：既然那么好，你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不嫁他呢？当然不敢说出口来，只敢在心里想。

后来，三姐妹中涂月华、涂秋蕾冒着被杀的危险逃走了，留下涂梅珠带着三个年幼的妹妹没处逃，只好留下来拿命顶。

可是没想到，你嫌别人打牌赌钱、好吃懒做、智力有问题，人家还怕政治上受你牵连，坏了三代贫农的根，指定涂梅珠嫁的那个男人的哥哥从部队上写信回来，嫌她成份太差，怕影响了他在部队上的前途，坚决反对，事情这才作罢。

然而，在农村，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要养活自己和三个年幼的妹妹，其中艰难可想而知。后来，东门公社水南大队一个家庭出身贫农的青年，因为家穷娶不起老婆，愿意娶她为妻，并答应帮她一起养大三个妹妹，涂梅珠这才嫁了过去。她的丈夫原是大队团支部书记，为此受了处分，撤了团支记的职。

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三姐妹的深深敬意。这三位文化水平都很低的女孩子，在死亡和尊严面前，勇敢地选择了后者，（尊严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无论如何是沉沉暗夜里的一线光亮，她足以让我们在回首那段疯狂而血腥的日子时不至于愧然失语，也让我们有勇气作为人继续好好地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