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芨芨草-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这个陈旧的看守所，共有12间监室，每间约10平方米，原为住4个犯人设计，现在大约要关三十人左右。监室里只有靠外墙三米高处有一个很小的通气铁窗，小到把所有的铁栏杆弄断，也难容一个人爬出去；地面是水泥地面，非常潮湿，特别是春夏之交，一发“水南风”，墙上、地上均是湿淋淋，伸手一摸全是水珠。只要在看守所里住上一年的人，手脚都会患上关节炎。县广播站站长唐厚文是一个文人，文革初被打成“小邓拓”关了进来(文革初期道县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比照着北京的模式进行的，全国各地也基本如此，北京揪出一个大邓拓，道县就要挑一个小邓拓；北京揪出一个大彭真，道县就要揪出一个小彭真；北京揪出一个大刘少奇，道县就要揪出一个小刘少奇……)，在里面坐了不到一年，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膝盖肿得很大，白天、黑夜“哎呦”地叫个不停，吵得众“牢友”无法入睡。牢房里面又潮湿又阴暗，白天黑夜都要开灯。每天“放风”的时间只有五分钟，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看到天日，看到太阳从云层中洒下的金光。放风的时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呼吸，抓紧时间、集中一切精力拼命地呼吸。唐厚文已经痛得走出去放风的能力都没有了，众人可怜唐厚文，每到放风时，便分头搀扶他到外面去见点阳光，吸吸新鲜空气。

犯人们睡的床，是四边用砖头砌有一尺高的一圈，中间搭上几根木料，用长木板并排钉成的一个大统铺。犯人进来从外面依次挨着睡，像摆咸鱼条子一样，床的对面有50公分宽的空间，供犯人上下床和通行，里面的档头放了一个大便通，前面的床位被先进来的老犯人占上了，最后进来的只有靠里边睡，脑袋边上就是便桶。刚进来的人，不说别的，光是便桶浓烈的臭味就能让你马上晕倒过去。

因为每天只有五分钟放风时间，而且是一个号子（监室）一个号子地轮流放风，放完一个号子，关好了，再放第二号子，所以必须跑步前进才能解完大便，即使没有解完，五分钟时间一到，武装看守铃声一响，就马上必须提上裤子拼命地往回跑，稍有迟缓，就要在外面的地上罚跪。夏天不管太阳有多毒，冬天不怕下雪下雨有多冷，露天中一跪就是一两个小时。所有的人都特别害怕，不敢有丝毫迟延。

由于号子空气龌龊，卫生条件十分恶劣，每天都有几个犯人“拉稀”，没有办法，只能屙在便桶里，在那个窄小的空间里，那个臭气可想而知。黄义大刚进去的几天，闻到那种熏天臭气，就想呕吐，头昏脑胀，根本吃不进任何东西，送进的囚饭甚至一连几天不碰，眼睁睁地看着别的犯人狼吞虎咽地把它吃个精光。

对于每天放风上厕所，他也非常难以适应。当县长时，坐办公桌的日子长了，习惯了慢条斯理地上厕所，从从容容地方便，像很多搞脑力劳动的人一样，把上厕所看成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时间。为了适应这种崭新的方便程序，他真的没有少吃苦头。

号子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新进来的犯人首先要先倒7天便桶。就是在放风时，负责把便桶里的屎尿到进厕所。黄义大住进的那间监室，共关了31个人，黄义大一进号子，就有人说：“哎呀，义大书记，黄县长，你也进来了？”经他一说，大家都知道了这位新进的犯人的身份，因着这个特殊的身份，加之一看，双手捆得发紫，连筷子都提不起来，于是决定法外施恩，免了他7天倒便桶的“规矩”。

这间监房的三十多人，有因“派性斗争”遭报复抓进来的；有参与宗族械斗的头子和基层干部；有因长期外出云南、新疆等地区搞副业谋生的所谓“流窜犯”；也有个别偷摸扒窃的人；还有在外面打死人杀了人的刑事犯。这些从农村被关进来的人，最难受的是吃不饱、饿得发慌。有一些关得时间长了的人，因为肚子里一点油水也没有了，更是饿到了贪馋的程度。每人每餐十六两一斤的秤，只有二两八钱米（按规定是三两米，因为每人要抽出二钱米的饭加给在外面挑水或搞其它劳动的人吃），饭菜分别用两个小木桶送进来，每人一个铝制钵子，大家推选出两个分饭菜分得均匀的人来分饭菜，饭菜分好以后，统一摆在那里，喊了钓（号）再依次按顺序拿。菜里根本看不到一点油，吃的主要是萝卜、白菜，早餐就是几块酸萝卜。喝的水每个间子一天一桶子，大约二十斤，每人只分得一小口杯，天气再热，渴得难受，也只能留着这点水润润喉咙，从来不敢大口喝水；一身再臭，不到一月，不得放你出来洗一次澡。大家只好每天早上送进的那十来斤水，各人用自己的洗脸巾浸湿拧干，擦一下脸，余下的水按每天三人轮流擦擦澡或洗洗短裤。所以凡进来的人，都希望早一点判刑到劳改场去，不管怎么样，劳改场总可以吃得饱一点，活动面也宽一些，宁愿判重一点，也不愿意关在看守所里，受这个阎王罪。

刘香喜也被关进了这个看守所，他受的折磨比黄义大只多不少，可以说整个看守所三、四百号犯人中，第一个遭罪的就是刘香喜，黄义大只能屈居第二。比别人稍有不同的是，他从关进这张铁门的那一刻起就下定了必死的决心，这也是性格的使然，他对自己说：“进来了就别想着活着出去，出去了就要把这帮‘杀人犯’送进来！”他的这种态度，理所当然地使他遭到比别人更多的打击。对于自己的牢狱生活，刘香喜写了一首刘氏七律《死牢》：

春来大地鸟无声，

铁窗惊梦桔花闻；

勒索捆打催人命，

老君炉里整七年。

后来成了“告状油子”的李念德也在这前后，被送进了这个看守所，他没有和刘香喜关在一个号子，也没有和黄义大关在一个号子里，而是关在劳动号子里，这里关的都是罪行稍轻的犯人。

显而易见，李念德对于牢狱生活比黄义大、比刘香喜这些人适应多了。首先关在劳动号子这边本身就要轻松很多，而且还可以见天日，每天还可以多吃得几两米。即便是不安排劳动，关在号子里的日子，李念德也显得游刃有余。仅以放风为例，每天铃声一响，他第一个走出号子，到院子里溜一圈，伸伸腿，吸吸气，然后慢腾腾地走进厕所，解完手，系好裤子，走出来，晃晃悠悠朝监房里走，收监的铃声一响，他的一只脚正好踏进号子里，什么都不耽搁，时间一点都不浪费。他年轻，身体壮，劳动力好，做事又机灵，为人又强霸，当时牢里面也是“阶级斗争为纲”，不像后来有牢头、牢霸这些现象，若不然很可能成为一个牢头或者牢霸。

李念德的这个号子关了也有将近30人，其中有两个重要人物，都与杀人事件有些牵连，一个是“红联”副政委贺霞，一个是“革联”司令张福山。

贺霞的主要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对于一贯认为自己“根正苗红”的贺霞，这一点打击最大，试想一下，一个阶级立场最坚定，阶级斗争觉悟最高的人，突然一下变成了“阶级敌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贺霞就像受了宫刑一样，身体的损伤说不上很大，但在心灵上比死还难受。但即便是在号子里面，他还是很坚决地与身边的这些人划清界限，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监督身边这些“阶级敌人”的活动。据李念德说：“这个人最喜欢打小报告了。”而李念德也确实是一个不老实的角色，不老实的人到什么地方都不老实，李念德在号子里面经常干一点点违反“监规”的事情，大错误不犯，小动作不断。这一天，李念德又做了一点违反监规的小动作，被贺霞汇报了上去。结果，从号子里拖出，跪到坪子里足足晒了两个多钟头的太阳。这是李念德自进牢房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平日挨骂、挨打、挨跪、挨罚，都是别人的事，从来没有搞到他身上过。他跪在坪子里被火辣辣的太阳把脑筋晒出了毛病，心想：屌你老母亲个“阶级异己分子”，比起老子还要低人两等(在李念德的心中是这样分等级的，四类分子子女在四类分子之上，四类分子在“阶级异己分子”之上。)，敢打老子的小报告，老子不活了，老子跟你拼了。

体罚结束以后，回到号子里，李念德走到贺霞面前：“你这个畜牲养的，敢打老子的小报告！”“我没有……”贺霞刚要辩解，李念德的双手已经卡住了他的脖子，这双拿惯了锄头把子的手，铁钳一样，掐得贺霞脸也涨红了，眼也翻白了，嘴巴张得老大地拼命抽气……监室里的人看到要出人命了，喊了起来：“报告武装……”

武装看守听到喊声，跑过来，把贺霞解救出来，又把李念德用铐子铐上，关了整整四十天的小号子。

张福山的罪名是“反动组织坏头头，打砸抢分子”。他入狱以后非常紧张，表现得极度惶恐不安，对自己的前途非常悲观，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差。李念德看在眼里，对他很同情，利用自己身强力壮的优势经常帮助他，慢慢地两人成了朋友。在李念德准备出狱的前一个晚上，张福山趴在李念德身边悄悄地告诉他：“小李，我求你办个事，我有一本材料，关于杀人的事的，放在我老婆手上，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都是证据。我自己保管不了啦，放在我老婆那里也不安全，你出去以后，到盐业公司找到我老婆……就说我叫你来取的。你千万要把它保管好，这个东西迟早是有用的……”

李念德出狱之后，信守诺言从张妻处拿到了这本材料，这本材料就是“揭盖子学习班”的材料汇总，李念德一看，知道是朋友的生死相托，连忙带回去找到一个妥当的地方藏了起来。后因生活漂泊动荡，又先后换了10个地方保管，直至1982年才拿出来。李念德写给邓小平的“告状信”就是根据这份材料写成。

关于黄义大的牢狱生活，笔者想用黄义大本人写的一段申诉材料说明之，非亲身经历者无论如何写不出这样入木三分的文字。

把我拘留审查以后，对我的人生摧残，那就更残酷了，因为这个牢房是（县）武装部军管的，他们把我看成了不共戴天的大仇人，认为他们杀“四类分子”是“革命”行动，我身为一个共产党员，当时又是道县的县长，跑到省里去四十七军和省革筹的领导汇报，是为“四类分子”说话，是道县“牛鬼蛇神”的总后台，是“阶级异己分子”。他们依此上报了我与刘香喜两人的死刑（刘香喜：复退专业干部、群众组织负责人，原县革委会常委，坚决反对杀人，并为此而斗争），而且已经得到零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即原零陵军分区的批准同意，并盖上了大印上报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求处以死刑。因为我当时是省管干部，地区还没有权处死。后来，据说是华国锋同志知道了此事，说：“这个人我知道，道县大屠杀时他到长沙来找过我，为解决道县的严重问题出了力，做了很多工作，有什么问题叫他检讨检讨就行了……”判死刑省里没有批，我这才从死亡线上幸存下来。

但是像我这样手中掌握了他们杀人证据，而且又准备清算他们罪恶的人，倘若不能除掉，岂不是要留下无穷的后患吗？他们岂能轻易放过我呢？因此他们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手段，企图把我关死在牢中。

他们摧残我的第一个手段是，严格禁闭，不准我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同我关在一起的人，他们的亲属，甚至已判死刑犯的亲属，都可以送点吃的东西进来，而我则不行。我们把我爱人孙美姣（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流放到僻远的小甲公社，几个小孩也不准在县城念书。把我的家庭搞得支离破碎。当时是低工资制，我每月工资90元，在县一级来说还是比较高的，爱人工资每月40多元，由于物价低，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每月有一百多元钱，养活四个小孩，只要节俭一点，一般还可以过得去。把我抓去坐牢以后，他们把我的工资也停发了，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还要扣出9元钱交坐牢的伙食费，剩给家里的只有21元，爱人以及帮我带着四个孩子的大姨，六口人，每个月只有60多元钱，生活非常困难。几个孩子每天向妈妈闹着说：“吃不饱，饿得作难！”我爱人只能是含着眼泪，无法解释。大姨这时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见着这个情况就带着我的大孩子（年仅12岁）每天去挖土方卖，小女孩子年仅10岁，就去检一点铁矿砂卖……弄几个钱维持生计……

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爱人听说我在牢房里身体很不好，千方百计省下一点钱来，在乡下买了一些药，并买了一点猪肉，煮好后送到看守所。当时不准她请假，她顶着风浪，硬着头皮送回来。没有钱买车票，只能一个人走几十里山路，徒步赶到看守所。她到了看守所，找到老所长欧春林同志，将东西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对老所长说：“老黄已关了这么久了，身上又患有多种疾病，听说他近来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我这里给他送了点吃的东西和一点药来，你行行好，给我转交一下吧！”老所长说：“老孙啊，不行啊！武装部对他看管得很严，每天都死死盯着他，军管小组也经常给我们打招呼，不准他出来搞劳动，不准他与外界接触，坚决不准接受他亲属送来的东西。我怎能给他送进去呢？万一被武装看守人员知道了，他会被整死，我也下不了台。他们说黄义大是反革命……现在只有慢慢地熬，看以后怎么样吧。”我爱人没办法好想只有含着眼泪，拿起那些东西，痛苦地回去……

开始进牢房半年多，我不怎么觉得饿，甚至吃不下东西，半年以后肚子里的油水没有了，饥饿成了一个让人难受的恶魔。我感到胃在痉挛、在萎缩，但有一只手从里面伸出来，伸到喉咙口，想要向里面抓东西。再脏再臭的东西，吃到嘴里都又香又甜。在这种近乎贪婪的食欲面前，人的尊严几乎都丧失完了。牢里一年到头只有春节的大年三十，每人才能吃三、五点像螺丝肉般大小的肉丁和一点点粉丝，汤里可以见到一点油星子；平时的菜里是尝不到油味的。

1969年的春节，也是我到看守所以后的第二个春节。我心里盘算着，今年的春节怎么过？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可求的，因为这里天天饿得慌，就想过年这一天非要吃一顿饱饭不可。于是，在春节前七天，我就开始作准备，每天从我分得的老秤2两八钱饭里留下手指大小的一坨饭，储存在口杯里（冬天不会馊），准备大年三十晚上吃一餐饱饭！我想在这三百多犯人的看守所里，也只有我一人有这个创造和发明。谁知过年的头一天，又开始“清笼”了。“清笼”就是清理监房。这一天乌云密布，北风刺骨，整个看守所戒备森严；武装看守、军管小组的人员全部出动，一个一个监房清理，清到哪个监房，监房里的所有被关押人员带着自己的衣物用具，全部站到监房门口的坪子上，一个个地进行搜身检查，裤子上有皮带的一律脱了丢了。到检查我的时候，武装部的科长、军管小组成员，还有看守所的武装人员全部围拢过来，特别凶象，一件件的衣服要我脱下，被子抖了又抖，一个个衣服口袋翻了又翻，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这时他们突然看到我的口杯里有些剩饭，武装部的一名科长高声叫道：“黄义大，你这饭是怎么来的？”我说：“是我昨天不舒服，不想吃，又舍不得倒掉留下来的。”他们把眼睛鼓鼓地看着我没说什么。可另一个军管小组的人走上来说：“他妈的，简直扯淡，牢里还有饭剩？跪下！交代你究竟搞什么鬼！”一脚将口杯踢起，滚出好几步远。我处心积累的过年饭，被他们踢得撒了一地。多么痛心啊！叫我跪，我偏不跪，我昂首挺胸地站在原地。这时欧所长过来低声地说了一句：“你捡起杯子进去吧 !”待我进去以后，他“咣”的一声将门锁上了，我才没有吃更大的亏。

第二天，大年三十，下午六点钟，各个监房的门锁均在响动，送饭的人来了，大家分完了饭菜，都在不声不息地各自吃着。这时外面的爆竹声响彻云霄，我家离看守所也就是200米远，我将饭菜放在床头，心里想着：我的小孩子是最喜欢放鞭炮的，他们今年还会放鞭炮吗？我爱人带他们回家过年来了吗？他们能吃些什么呢？大年三十讲的是过年团圆，可他们的爸爸却不能同他们坐在一起过年，他们能吃得下吗？我爱人这时会不会哭？我希望她不要当着孩子们的面哭，无论如何要带着孩子们好好地过一个年，告诉他们爸爸是无辜的，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的……一旁的牢友，见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有的过来劝我，给我端起饭说：“老黄，吃吧，等一会饭菜都凉了……”第三天是大年初一。我从小在家，爸爸妈妈每次过年都要说，这一天是新年的开头，一言一行都关系着全年的吉凶祸福，小孩子不得乱说话，要讲也得讲那些吉利得福的话。可以说，人们对大年初一这一天是很迷信的。我一早起来，从监房的小窗户往外一看，白皑皑地下了一地雪，感到很兴奋，随口就念起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恰好看守“武装”就在外面，被他听见了，大喊一声：“黄义大！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没说什么，念了一下毛主席的诗词。”他说：“什么诗词不诗词的，你就是故意捣乱！出来！”把监房门打开，把我叫了出去，命令我跪下。我说：“我又没有违反监规，跪什么？”他更凶恶了：“你跪不跪？再不跪下，我拿根绳子来捆死你！”这些人是说得出做得到的，捆人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是受上司指使，特意躲在我的监房门口监听，等着要找我的麻烦，我真怕在这个“大吉大利”的大年初一里，就被他们死死地勒一绳子。只好在雪地里跪了一个多钟头。其它监房的人看到这个情况，都在悄悄地说：“黄义大一大早就被弄出来拜年了，我们可千万小心点。”

我们对我狠下毒手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对我进行死捆狠勒，这对我的身体摧残是最严重的。我自1968年10月被抓入牢房后，以批斗为名，对我进行勒捆不下百次。每次都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大体盘算了一下，批斗会开了一百多场，一般是我和刘香喜同志二人一起去的。每次把我们两人喊出去，先弄到看守所的一间小房子里，早有六、七个拿着绳子的人等在那里，我们一进去，就叫我两跪在地上，然后他们就用新棕绳将我们的双手反捆到背后，又在我们的身后放一张木凳椅，他们一只脚站在木凳椅上，一只脚踩在我们肩背上，双手用力拼命地勒，拼命地往上提，勒得绳子“咯咯”发响，有时新棕索经不起力勒断了，又重新换一根接着勒，捆得我们双手乌紫，血在手指头上变成乌黑，心脏“咚咚”地跳到嘴里，最后不知疼痛昏厥过去才放手。就这样先在看守所内死死地勒捆以后，再“五花大绑”拉去批斗会场。到了台上，又是一阵凶狠的捆勒，加以手脚上的“动作”，整得死去活来。上午从看守所拉出去，折腾一整天，傍晚才能回到看守所，那时已经是面目全非、不成人样了。双臂红肿紫胀，浑身疼痛难耐，脸也肿了，嘴唇却干渴得裂开了口子，眼皮像铅一样沉重，麻辣火烧，像有人拿着烧红的煤球烤着我的眼睛。走进监房，同监的牢友都围到我身边，问今天怎么样？我只有摇摇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他们把分给我的那一份已经凉了的饭菜端来给我，我尝了尝，哪里吃得下啊！有时吃几口，吞咽的痉挛使喉咙像刀割一样难受，只好躺下不吃了。就这么被折磨得饥不能食、寝不能安。可是一到第二天黎明，牢门一响，照例又来了几个手持绳索的暴徒，一边吼叫着我的名字，一边架着我出去，拉到斗争会场上，昨天做的一切今天又重新来一次……如此循环反复地拉到各乡、镇、场和一些重点村去进行批斗，使我的血管、肋骨均受到了严重的内创，把我这样一个过去身体很棒的人，摧残得左手残废不能提重东西，以及心血管病、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缠身。现在一到冬春之际，浑身的骨骼均痛得难受，常常是夜不能眠。

特别是1969年春，在道县一中大礼堂，有武装部的刘××副部长和周××科长以及县革委副主任王安生等人主持召开的以乡、镇、场、厂的武装部长为骨干、全县每个村民兵营长参加的一次所谓的“贫下中农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打算不把我整死，也要把我整成一个废人。这一天，整个看守所的早饭比平时提前一个小时送来，监房里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有的人预测，今天准有大事了，可能是要召开枪毙人的宣判大会啦！大家均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等待着，突然七号监房的门响了，我的心“咯噔”一跳，难道今天是我要大难临头了？果然是把我喊了出去。接着九号监房的门也响了，把刘香喜同志也喊了出来。仍是像往常一样，先把我们两人拉到看守所的那一间小房子里，照例又是他们站在板凳上，将我们两人死死地捆勒一阵以后，给我们训话说：“今天你们两个在会上要老实一点，否则要你们的命！”上午八点钟，我们两人被拉进了大会场，在一阵呐喊声中，把我们架到了台上。根本还没有人发言批判，就上来一群人就对我们紧勒死捆，把我们捆得脸青手紫。这时候台上有人提出，要把我们的衣服脱光了再捆。从会场的气氛和指挥这场斗争会的主持人的情况看，我感到今天的事态特别严重，是一场生与死的博斗。当时我想，我死不足惜，没有什么可怕的，但那数以千计含冤被杀的无辜生命，没能得到平反昭雪，那些指挥杀人的犯罪分子还没能清算，我不能这样不清不白地被他们整死！我一定要爱惜自己生命，保卫自己的生命，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这时有十多个人围着我，按头扯头发，用脚踢要害部位，剥我的衣服……这天外面阴雨绵绵，室内很寒冷，他们我的棉衣扣子全部撕脱了，毛衣扯烂了，扯着衣领“哗哗”地往下拉。我口喊着“暴徒！暴徒！”双手紧紧箍住衣服，护住胸膛，躺在地上不停地滚动。他们则拼命得拳打脚踢剥衣服……他们把我踩在地下毒打的时候，我已经没有疼痛的感觉，只觉得天黑了，一个巨大的声浪在我身边滚来滚去，当时我好像只有一个意识还存在着：我还没死，我还没死，我还没死，没死……这时候台下有的人站起来高喊：“不能这么搞！黄义大犯了什么罪？你们干脆拉出去枪毙他算了……”台上的人则高呼：“打倒保黄派！保黄有罪！罪该万死！”台下的人也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主持会议的那几个人，原来装着什么都没看见，现在看到这种混乱局面，对着麦克风大声喊道：“大家不要乱动，一切行动听指挥。”但是整个会场大乱了，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斗争会显然无法开下去了，他们只好宣布散会，把我和刘香喜押出会场送回看守所。途中经过我家门口时，我看到我爱人流着泪站在那里。她见我一身衣服撕得稀烂，被打得鼻青脸肿、嘴角流血，气愤地跑到县武装部，找到了新调来的政委兼革委会主任陈凤国同志质问：“黄义大究竟犯了什么罪？是不是构成了死罪？即使构成了死罪也要依法判决才能执行！怎么能这样把人家整得死不死、活不活的呢？今天在一中的批斗会上，就是想把它的手搞脱，刚才拉起从街上经过，镇上的人哪个不议论纷纷，根本看不下去，今后就是要劳动改造也要有一双好手嘛！”陈政委听后说：“今天的事我不知道，我再查一查吧！”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拉我们出去批斗。

他们摧残我的第三个手法是企图把我关死在牢中。

关在看守所，比在劳改场更受罪。每天吃不饱，见不到阳光，空气污浊，整天要你坐在窄窄的木板床上，不准下地走动，不准与人交谈，有一段时间就连在监房内解小便均要事先喊一声：“报告武装，解小便。”才能下床，否则也要拉出去罚跪挨打。

我在看守所内，睡的地方只有2尺1寸宽？每天喝的水只有不到1市斤。

我从1968年11月14日入牢起，到1972年4月1日止，四十个月的牢狱生活，等于下了一次长时间的地狱。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一个人来找过我问话和提审；也没有要我写什么交待材料。我曾两次向道县军管小组写信，质问他们：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不经任何手续，也没有逮捕证和拘留证，我本人从未在任何一个证件上签过名，画过押，就将我关押这么久？我要求你们当面审讯我，最好是公开得审讯我，有罪就判刑，无罪就释放。

1972年4月，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这一伙杀人的指挥者，感到再也无法一手遮天了，才与1972年4月1日，将我从看守所放了出来，押送到距县城30多公里的一个叫做洞尾煤矿软禁起来。此后我开始过着比看守所稍好一点的软禁生活。军管小组专门派了两个人跟着我，并给我划定了活动范围，规定“四不准”：不准接见外人；不准接见家属；不准寄信、打电话等任何形式与外联络；除劳动和吃饭，不准离开反省室。

王安生这时已当上了县革委副主任、军管小组组长，他亲口指示看守我的两个人和洞尾煤矿矿长周××同志，要我下煤井去挖煤。周矿长见我身体已极度虚弱，又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不用说下矿井去挖煤，恐怕走不到矿井底下就会摔死。他跑到县城，找到武装部政委兼县革委主任陈凤国同志说：“根据黄义大目前的身体状况，绝对不能让他去下井，如果一下井，马上就会出事故。”陈政委答复说：“那就安排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给他干吧，不能下井，就不要勉强了。”以后才改为养猪和种菜。

在洞尾煤矿的软禁生活，整整过了一年，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深入揭露，很多问题逐步清楚，我才被宣布恢复自由，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1981年5月，中共道县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黄义大问题进行复查，经零陵地委和湖南省委批准，推翻所有诬陷不实之词，予以平反并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