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延安朝聖記(二) 金嗩吶2011-8-27 導遊小姐講起紅色黨史來真是不含糊,人家可不是照本宣科,不僅內容翔實、形式活潑,裡面還夾雜了不少野史趣聞、八卦傳說,把我們的宣傳部長、馬列教研室主任激動的要請人家去大學裡開講座。而且人家也不是盡拍共產黨毛主席的馬屁,偶爾也來點“異見”。比如路過延河的時候,她就指着河水說,“據老人們講,當年延安整風的時候這裡面比煮餃子還熱鬧,儘是跳河自殺的。”說起南泥灣,她也承認說紅軍剛到陝北時條件艱苦,靠着種糧食棉花根本養活不了那麼多人,所以頭兩年種的是鴉片,不過紅軍自己從來不碰,邊區人民也不抽,把這些糖衣炮彈全都打到敵人那裡換錢去了。以後紅軍站穩了腳跟後,再也沒種過那玩意兒。 尤其是提到劉志丹的時候,她小人家簡直就是義憤填膺,氣不打一處來,代表延安人民說了不少掏心窩子的話。據她說,黨中央毛主席是有愧於延安人民的。如果沒有劉志丹,什麼中央紅軍毛主席,早他媽的完蛋了。可毛主席這廝可真不夠意思,站穩腳跟後就把老劉給做掉了。劉志丹死後當地老百姓把屍體抬回家,發現子彈是從後面打來的,與敵人無關。“為啥咯毛主席在解放後回韶山回井岡山而就是不敢回延安?就是怕俄們(陝北話,我們)延安老百姓為老劉的事兒問他要說法!”這又是P話,毛主席真要是回延安看看,延安的漢子婆姨們磕頭喊萬歲還來不及,還敢要說法?鬼才相信。 別以為老區人民樸實憨厚,實際一接觸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我去過不少紅色旅遊景點,那裡的人民宰起人來,刀子一點不比其它地方鈍。就拿這延安來說,剛一下車導遊就告訴大家路邊的野花不能采,路邊的大棗不能買。那些大棗看上去飽滿光鮮,可實際上都是經過浸泡染色處理的,跟當年領美國救濟麵粉一樣,“吃下去肚子會痛的”(注1)。而且信誓旦旦地給大家打保票,意思是請同志們相信俄,俄是土生土長的延安人,是吃延安的狗頭棗和小米長大的,延安的土特產“誰個劣,誰個不列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要買,誰個要砍價,婆姨俺都有極明白的計算,失誤的時候極少。”(注2),並說明要帶同志們去一個正宗國營商店,東西又好又便宜。 導遊走一路說一路,只要看到有人買東西就上前一說二勸三恐嚇,生怕大家把錢花在了路邊。最後把我們領進一家旅遊定點商店,忽悠着一車人大包小包買了七八千元的禮品,把導遊樂得嘴巴都快裂到耳跟子上了。因為據說按常規操作,導遊本人將會有有20-30%的提成。等以後進了延安的超市一看,一模一樣的東西竟然貴了百分之二三十!路邊那些頭包白毛巾的小販也不含糊,同志們中有一砍價高手,生生把價錢砍下一半,可五斤大棗回去一稱只有四斤多一點。從此該同志自信心嚴重受挫,算是從理論到實踐,真正明白了什麼叫“從南京到北京,買的不如賣的精”。 對於我黨來說,延安十年無論怎樣評價也不過分。按照官方的說法就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從此脫穎而出,我黨也因此進入了成熟期。具體說,就是確立了毛主席的絕對權威,真正的做到了“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步伐、統一行動”,從根本上解決了“共產黨里到底誰說了算”的問題。毛主席也徹底告別了朱毛紅軍、三人團成員時代,再也不是“朱毛朱毛,就是豬身上的毛”,成了我黨唯一的、鐵打的、終身的、任何人無法撼動的領袖(按照故宮博物館館長的說法,“撼”在這裡顯得厚重)。我感覺延安這地界也確實不同凡響,一下火車就隱隱感到有某種氣場存在。讓人覺得心潮澎湃、狗血沸騰。 第一天早飯,我們是在楊家坪附近的一個定點餐廳吃的自助餐。說起來怪了,本來是普普通通的小米粥,好像還有一股陳穀子味,可同志們卻喝得津津有味,居然還吸溜得吱吱作響,而且餐廳里到處可以聽到類似這樣的對話: “延安的小米,可要多吃點呦!” “我已經喝了三碗,還要再盛一碗呢!” “延安的小米真香啊!” “那是,延河水煮出來的就是不一樣!” 若以為紅色景點旅遊都是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組織的公費旅遊,那就大錯特錯了,套用一句官話,就是“低估了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感情”。據我觀察,遊客里確實還有部分是個人掏腰包來的,花的是自家的銀子,老中青都有,以老年人居多。也有私營公司老闆帶隊來的,沒人要求他們這樣做,完全是出於自願。那些唯利是圖、一毛不拔的資本家照樣肯為下屬出錢接受革命教育。據說延安現在每年紅色旅遊的收入一個多億,官員們的公款旅遊當然是大頭,自費掏腰包或者私營公司組織來的也有,而且有不少還是回頭客,有的甚至是定期來朝聖的常客。 這次我在延安就碰到過一群這樣的“常客”。大概有三四十人,女多男少,面色凝重,目不斜視,不像是來旅遊,而是來完成一個重要的使命。他們的穿戴樸素但不大方,皮膚又黑又糙,手指關節粗大,一看就知道是那種出大力流大汗、靠着出賣體力討飯吃的群體。其中七八個人手裡提着個籃子,裡面放着水果、雞蛋和饅頭,饅頭上面還“鑲嵌”個大棗,這在農村過節時常見,象徵着喜慶吉祥。據他們說這些貢品都不是買的,水果是自己種的、雞蛋是自家的雞下的、饅頭是頭天晚上用新茬麥子磨麵蒸的。 這幫人每到一個重要的景點,如楊家嶺毛主席紀念館、棗園紀念館,根本不進屋看,而是首先由領頭的長者手提貢品放在前面,然後齊刷刷地在院子裡跪下,眼睛半睜半閉,口中念念有詞,說什麼我也聽不清楚,好像是方言,而且是自己編的詞,只是語調跟“臘月十五廟門開,人頭馬臉站兩排,閻王老爺台上坐,大鬼小鬼莫進來。”差不多(注3),給人一種咒語的感覺。他們(主要為她們)念什麼雖然我聽不清楚,我認為很可能他們想表達類似“革命山門次第開,革命左派站兩排,偉大領袖台上坐,貪官污吏滾下台”。可跟他們一起朝拜的、為他們叫好喝彩的不都是些貪官污吏麼?再說,毛時代也不准農民隨便進城啊,那叫什麼?“‘盲流’!你聽聽,還盲流呢,離流氓不遠了”(宋丹丹《超生游擊隊》台詞) 念完咒語後全體起立高歌一曲,儘管個個五音不全,但細聽還是聽得出來,是那首“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與其說是唱,不如說是扯着脖子在喊。如果我是組織者的話,我會選那首《想念恩人毛主席》,歌詞就三句:“遠飛的大雁請你快快飛,捎封信兒到北京啊,翻身的農奴想念恩人毛主席”(注4)。這首歌我認為是一首藏傳佛教音樂風格的歌曲,簡單易學不說,重要的是不會跑調,只是當年被紅衛兵唱成了高亢抒情味道。其實完全可以唱得平和緩慢,演唱時每人再發個木魚,一邊唱一遍敲打木魚,效果一定會很好。 唱完頌歌後人家拂去膝蓋上的泥土,仍然是面色凝重,目不斜視,奔到下一個景點去繼續重複這些動作。這種虔誠和執着,現在除了在革命聖地,大概只有在傳銷組織裡面可以看到。 早飯時在餐廳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發現了有近二十幾位同志,穿着舉止很是不同凡響。一般出來玩穿得都比較隨便,可他們這一行人都是一樣的服裝,一看就是強調團隊精神的公司職員:白襯衣黑領帶,下面是灰色的西服褲,腳踏一雙擦得鋥亮的黑皮鞋,左胸前別着一枚毛主席像章,位置也都差不多。佩戴毛主席像章在紅色旅遊景點極為常見,我們這個團一上車導遊就給每人發了一枚,只不過是有些人戴,有些人揣在了兜里。吃飯也不像我們坐的那樣散,而是集中在兩個大桌子旁,有兩個老總模樣的人坐在那裡不動,交代給下屬去打飯。 “我也曾差人去打聽,打聽得老闆領兵往西行”(注5)原來這是一家國內沿海地區小有名氣的私營公司,老闆帶着中層幹部,前來學習延安精神。這家公司的情況我聽說過一些,它的發家史和國內很多私營企業都差不多,先是把一家國營工廠巧取豪奪變成了自己的財產,然後四零五零買斷工齡讓那些沒有競爭力的工人下崗滾蛋,再靠着坑蒙拐騙、偷稅漏稅、污染環境、行賄官員、壓榨工人把同行擠垮,現在開始大肆提倡文明辦廠、誠信經商、公平競爭,據說老闆現在的家產已經有十個億。他們已經不是第一次來了,來的目的是為了學習不怕困難、不怕失敗、百折不撓的延安精神,提高企業凝聚力。 他NND我就不明白了!毛主席為之奮鬥了幾十年、並犧牲了九位親人,不就是為了把私有制乾淨徹底的消滅掉麼?“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徹底舒服”(注6)我看那老闆也是五六十歲的人了,難道這些他會不知道?他聽到毛主席三個字,應該渾身發抖(或者滿腔仇恨)才對,怎麼會那麼虔誠地來延安朝聖?而且不但自己來,還帶着下屬來,生怕下面的人不知道“剝削有罪”“造反有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後來我問了一下導遊,說這種情況在延安並不少見。我看到的只是“小巫”,不過只有二十來個人。她接待過的“大巫”有幾百人的,黑心資本家帶着賬房先生、工頭,以及被壓榨被剝削的包身工一起來,一下子租了五六輛旅遊車,非常壯觀。 貪官污吏、資本家、黑包工頭、反動學術權威,以及底層受壓迫受剝削的工農群眾都主動跑到延安來朝聖,這不是見鬼了嗎?難道這就是中國人所特有的生存智慧——難得糊塗? 【注釋】 注1:摘自《毛主席語錄》:嗟來之食,吃下去要肚痛的。 注2:篡改自《毛主席語錄》: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 注3:“大鬼小鬼莫進來”的版本很多,比如“門神門神掛起來,大鬼小鬼莫進來”、“門神門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莫進來”等 注4:文革歌曲《想念恩人毛主席》 注5:篡改自京劇《空城計》唱腔:我正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城外亂紛紛。旌旗招展空泛影,卻原來是司馬發來的兵。我也曾差人去打聽,打聽得司馬領兵往西行。 注6:摘自《毛主席語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