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那個時代的污點證人” －－宋彬彬的符號人生 馮翔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公安部長謝富治的允許下，為毛澤東戴上了紅袖章,從此“墜入”被符號化的一生。 2014年2月11日晚上，兩個老人在爭論。 王冀豫和常砢，這對空軍大院裡一起長大的北京發小兒，根紅苗正的紅二代，現在都已經過了60歲。 他們在說幾十年前的一場打鬥。在那場打鬥——確切地講應該是“武鬥”中，16歲的王冀豫打死了一個比他大3歲的男青年。由於死者父母的寬容，他並未受到實質性的法律追究。晚年，他主動向媒體袒露自己那段往事，以“武鬥打死人，懺悔四十年的紅衛兵”而著稱。 而常砢，正是當年找他去參加那場武鬥的人。 “你不要總把那事兒當做一種沉重的負擔。”常砢試圖開解王冀豫。幾十年來，王冀豫總是想跟他討論有關武鬥、“文革”的種種話題，他總是繞開。“當時就是那種形勢，你死我活。你不打死他，他就捅死你。” “那麼是什麼讓我們你死我活呢？” 打破沉默的是王冀豫：“你看你把人家宋彬彬害的。你推她，讓她上去戴袖章，結果她背了幾十年黑鍋。” “那可不。要是我上去戴袖章，那可能沒我現在坐在這兒了。照我這種鬧法，可能‘文革’期間就被人打死了。” 這場討論的一個月前，他們共同的熟人宋彬彬——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一個67歲的喪偶老人，正在她的母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一間會議室里捧着《道歉書》一字一句地念，幾度哽咽落淚。她的面前，是數十名她當年的老師、同學，和不停拍照的媒體記者。 道歉之後，社會評論鋪天蓋地而來。或贊或詈。 “是文質彬彬的彬嗎？” 這是位瘦瘦高高的老人。樸素的白絨衣，黑外套，青絲中夾着絲絲白髮，一副高度近視鏡架在鼻梁上。面對記者們的攝像機，顯得有些手足無措。 儘管曾經聲明過“不接受採訪”，她仍然半推半就回答了一堆問題。回到母校，她似乎回到了高中時代——那時，她有個外號，“小迷糊”。 無數人通過電影、廣播、報紙得知了她的“壯舉”——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身着軍裝，出席百萬人規模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天安門城樓上，她將“紅衛兵”袖章戴在毛澤東左臂上，一躍成為紅衛兵的代表性人物，乃至十年“文革”最著名的LOGO。 而常砢，這一“壯舉”的直接導演，卻鮮為人知。 “這幾十年，我跟別人講這事兒的時間加起來都沒今天多。我父親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他總結。 這位原空軍大校身高一米八五。正因為個頭高，他這個北京師範學院附中的初三學生才能在那個上午被選拔進“代表”隊伍，登上天安門，“策劃”了向毛澤東獻袖章事件。 這一切本來都是偶發事件。 幾天前，風雲突變。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毛澤東主持下，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政治局7名常委擴大為11名，劉少奇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則上升到第二位，成為毛澤東新的接班人。同時，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將“文革”由毛澤東的個人決定上升為全黨決議，山雨欲來。 從現存的影音資料上看得到：城樓上，很多國家領導人臉色陰沉，一言不發。同天安門下狂熱高呼“毛主席萬歲”的群眾形成極大的反差。周恩來臨時決定，安排一部分中學生上城樓，以活躍氣氛。常砢和宋彬彬就是其中兩個。此前，年齡相差3歲的他們素未謀面。 常砢的父親是一位中將（常乾坤），中國空軍的締造者之一。那天也站在城樓上。 “我自己的袖章是一塊沒有字的紅布，給我爸戴上了。後來就看見宋彬彬戴着‘紅衛兵’袖章。我想，讓這些老革命尤其是主席戴上袖章，我們紅衛兵不就被承認了嗎？”常砢先是朝宋彬彬要來了她戴的袖章，想闖過去給毛澤東戴，被便衣警衛攔住。他回來，帶着宋彬彬和另外一男一女，四個學生又奔了過去。“我們倆男生把便衣抱住，她們倆就過去了。一會兒宋彬彬回來跟我說：戴上了！” 在毛澤東身邊，宋彬彬遇上另一道防線——公安部長謝富治。謝富治認識她，問：“幹什麼？”“給毛主席戴袖章。” 她的運氣出奇地好。接下來的半年內，毛澤東又接見了7次紅衛兵，總人數達1200萬人次。這7次接見已被“正規化”，獻袖章這樣的自發舉動不再被允許。 被戴上袖章的不僅是常砢的父親和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無數中學生在城樓上尋找着國家領導人，給他們戴上字跡、規格、型號各異的袖章。只有劉少奇予以了拒絕。另外一個男生想給毛澤東的右臂戴上“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袖章，也被拒絕。兩人採取的方式一模一樣，都是一言不發，用手往下擼。 現場，一個女播音員（是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畫外音）用播音腔複述了毛澤東和宋彬彬在城樓上的即興對話：“你叫什麼名字？” “叫宋彬彬。” “是文質彬彬的彬嗎？” “對。” “要武嘛。” 梳着兩條小辮，戴一副白色塑料框近視眼鏡的宋彬彬雙手握住毛澤東的大手，咧着嘴笑，激動得話都說不出來。 她沒有料到，這幾句話改變了她的一生。 升起又墜落的政治明星 2014年1月12日上午的那間會議室里，道歉、鞠躬、落淚的還有另外一位老人。 不同的是，她道歉的對象還包括了宋彬彬。 “„„對不起我的同班同學宋彬彬，是我讓你和我一起貼大字報，‘八一八’是我作為總領隊派你帶領同學上天安門城樓，而影響了你的人生。” 矮一些但身板壯實的劉進同樣頭髮花白，戴着眼鏡。她是這場道歉會的核心組織者。當年，她是學校的頭號政治明星。 “我那時候就跟農村來的土丫頭似的。對學校的做法很不滿意，工農子弟太少，太注重升學率，存在明顯的‘驕嬌二氣’„„”劉進也是高乾子女，她父親劉仰嶠曾任河南、湖北省委書記，最後調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她跟着轉學到北京，馬上與環境迎頭相撞。女附中不滿意她的考試成績，硬是給她留了一級。（若不留這一級，文革開始時應是大一學生。少去多少煩惱。） 女附中——當年的實驗中學，全稱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只招女生。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學這一頭銜，它當之無愧。1965年高考，清華某專業在北京只給三個女生名額，全部被女附中奪走。毛澤東、林彪、鄧小平、劉少奇等一大批最高領導人、大知識分子、社會名流的女兒都從這裡畢業。 進入女附中的劉進很快成為學校大力表彰的模範學生，給全校做報告“怎樣克服驕嬌二氣”，第二年就入了黨。每天6點多她就到校，帶領同學長跑、做60個仰臥起坐、俯臥撐。參加勞動，兩個女生抬一筐土，她一個人挑兩筐。愛用笛子吹《豐收歌》的宋彬彬很快成了她的跟班。 幾十年後，一個同學對她說，劉進，你那時候太左，對我們壓力太大。我有一次穿了一條新的淺黃色褲子，你看到了，說：“這顏色這麼漂亮。”結果我再也不敢穿了。 1966年6月2日早上，正在跑步的劉進聽到喇叭里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深受啟發：原來我們也可以這樣！隨後她找到宋彬彬：願不願意一起寫大字報，給學校提意見？宋彬彬同意了。這張大字報，開啟了女附中的“文革”歷程。 也因為這張大字報，劉進由高三3班的民兵排長，一躍成為統管全校學生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宋彬彬成為四個副主席之一。 “你當過學生會文體部長，認識的人多，你挑40個人帶上去吧。”1966年8月18日當天凌晨，劉進帶領全校上千名學生出發赴天安門，參加毛澤東接見。早上，她聽到城樓上高音喇叭喊道：北大附中，上來40個；女附中，上來40個„„就喊來了宋彬彬。“宋要武”由此誕生。而原先的政治明星劉進，則融入了普羅大眾。 兩天後的8月20日，《光明日報》刊發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今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拿人名開玩笑是毛澤東幾十年的習慣，從彭德懷、尼克松，到身邊工作人員都被他調侃過。他有時意有所指，有時不過隨口一說。宋彬彬至今否認《光明日報》那篇文章出自她手。但名字引發的後果，卻是災難性的。（毛曾開玩笑說民主人士趙超構是宋高宗趙構的哥哥。） 它給蔓延大江南北的“文革”暴力火上澆油。陳毅之子、當時北京八中的學生領袖陳小魯感嘆地回憶：“這句話真是要命啊„„他們認為這是個號召，所以武鬥控制不住了。人家說，毛主席都講了‘要武’嘛！”幾天後，八中黨支部書記（華錦）不堪被學生毆打，自殺身亡。在“破四舊”高潮期的1966年8、9兩個月，僅北京就有1772人被打死。 而“要武”的直接承擔者，當然是宋彬彬本人。在她給毛澤東戴上袖章的13天前——1966年8月5日，女附中的黨支部書記、副校長卞仲耘死於該校女生的一次揪斗，成為北京最早殉難的教育工作者之一，年僅五十歲。史稱“八五事件”。幾十年後，為了辯白自己與“宋要武”、與“八五事件”、與校長之死的關係，晚年的宋彬彬搞到心力交瘁。 1966年下半年，隨着“武鬥”斗遍全國，“宋要武”的暴力LOGO地位日益凸顯。女附中學生葉維麗去南方，發現到處貼着傳單：“宋要武”親手打死了六七個人。關於她參加“殺人競賽”的種種流言在各地流傳。宋彬彬本人到外地串聯，在火車上遇見鄰座幾個人痛斥“宋要武”，生怕被人認出來，趕快把眼鏡摘下來，跟着一起罵。 另一個上天安門城樓的女附中學生劉沂倫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當年10月，她在學校發現門口的收信箱裡有許多寫給“宋要武”的信，沒人動過，就拆開看。一半是“向宋要武致敬、向宋要武學習”，另一類是請“宋要武”去“支援”他們。 當時，從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都已陷入大亂。全國都有中學、小學改名“要武中學”、“要武小學”，各地政治勢力紛紛聲稱，“宋要武”在當地支持他們。越來越多的人來到學校，要找“宋要武”。 不堪其擾的宋彬彬決定改名。在同學建議下，她改名為“宋岩”。寫給“宋要武”的信，她從來沒有拆過一封。另外一名女附中學生苑秀琴看見她被一群女生圍在當中：“你應該叫宋要武了”。她說：“那不是我的名字。” 而她的父親——開國上將、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不久也被打倒，成為“東北最大的走資派”。 1969年，被軟禁的宋彬彬從東北逃到劉進插隊的內蒙古。人還沒到，當地人已經聽說“宋要武”殺人放火甚至強姦婦女，不敢按普通的插隊知青收留她。她得不到口糧，全靠一些北京知青收留才活了下來。 與此相關的是，至今沒有任何人能提供出宋彬彬在“文革”中參與打人、抄家的可信證據。 “那是女附中的校恥！” “宋彬彬到底有沒有打人？” 第一個在官方層面提出這個問題的，是中共中央組織部調查組。1980年代，在美國留學的宋彬彬被人告了。 1980年，宋彬彬去了美國，就讀于波士頓學院地球化學專業。就在這期間，有中國留學生舉報她：“宋要武”怎麼來上學了？她是個殺人狂！中國大使館很緊張，要求中組部調查。 他們得到的回答是：沒有看見。 說這句話的人，是時任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教導主任的王本中。 戴着一副黑框眼鏡，總是給人溫文爾雅印象的王本中已74歲。他在這所學校工作了40年，甚至“實驗中學”這個名字也是他的創意。當年，他是名年輕的數學教師。“八五”那天，他戰慄不已。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會上，他發言：“那是女附中的校恥。” 有了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證明，宋彬彬才得以完成學業，1989年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的第一位來自中國的地球化學女博士。她很感激學校。 她又一個沒想到：多年後，“宋要武”與“校長之死”再次進入公眾視線，攪動民間塵封的“文革”傷痛，實驗中學亦是始作俑者。 卞仲耘之死是實驗中學的一個避諱話題。她死後幾十年，學校再沒人提起卞仲耘這個名字。直到1980年代，才有一名目睹其事的女生寫了一篇相關文章，《女性的野蠻》。文中還原了那場揪斗的發起過程：“„„一天下午，這一派的一些同學在教室里開會，‘我們要堅持鬥爭的大方向’，‘走，打黑幫去！’” 文章的作者王友琴，從此也與宋彬彬的名字連在了一起。 時為高一3班學生的王友琴在女附中連跳兩級，在班裡年紀最小，給人以羞澀、很少說話的印象。1979年，她以全國高考文科狀元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後赴美留學，成為芝加哥大學中文教師。幾十年間，她回國做了大量有關“文革”受難者的採訪工作，成為有影響的海外“文革”研究者，被民間稱為“有良知的歷史義工”。由於她的文章，“八五”才進入公眾視野。 當年目睹校長被自己教出來的女學生毆打、侮辱乃至死亡過程的女生們，也都開始撰寫回憶文章。連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在其所著的《紅色家族檔案》中都提及了此事。 影響最大的還是王友琴。除了先前幾篇文章外，她記錄659名“文革”死難者故事的專著《文革受難者》於2004年出版，對卞仲耘之死的描寫有兩萬餘字。 然而，她關於此事的文章，逐漸引來了海內外“文革”研究者越來越大的爭議。有人指責她用“蒙太奇”手法歪曲事實。 在多篇文章中，王友琴對宋彬彬使用的稱呼是“紅衛兵負責人”。實際上，在卞仲耘之死的當天，北師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紅衛兵”，都是一個問題。 類似的問題還有一連串。 “‘宋要武’害了宋彬彬” 第一個提出這些問題的人，也是當年的女附中學生——在串聯中發現“宋要武打死了六七個人”傳單的葉維麗。 “文革”後，葉維麗也赴美留學，做到馬薩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歷史系的終身教授。她父母跟卞仲耘是熟人。那段往事隨她一起漂洋過海，不時出現在她的噩夢中。 2002年，她回國休假，開始調查“八五”。她先走訪了幾個同學，又參加了北師大實驗中學的85周年校慶。她發現學校做了一份宣傳材料，《女附中歷史大事記》從1917年到2002年，這份材料有兩段空白。 抗戰時期是八年空白——實際上那八年，學校在日偽統治下並未停課；“文革”十年也是基本空白，只提到，學校的校名由“附屬女子中學”改為“附屬實驗中學”。 不過，這份材料上印了一批國家領導人的照片。他們的女兒畢業於此。 一雙親切的大眼睛，一頭幹練的短髮自然向後盤起，白淨圓潤的鵝蛋臉掛着笑容。卞仲耘的容貌還跟葉維麗記憶中一樣，永遠停留在幾十年前。她和歷屆校長的照片擺在操場上。葉維麗在照片前站了15分鐘。沒有一個人有興趣問過，幾十年前，這位校長被自己親手教出來的學生打死在校園裡。 不久，葉維麗就找到劉進採訪。劉進發現，自己對當年好多事情都記不清了。這種刺激讓她啟動了自己的調查。 對校長之死，劉進也是刻骨銘心。1980年代初清查“三種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時，劉進曾被有關部門調查過。她說：“校長被打死，我是學生代表會主席，我有責任，要抓我坐牢我就去。” 這位當年的政治明星為“理想主義”付出了巨大代價。在內蒙古插隊時她直言不諱，就此喪失了像宋彬彬一樣上大學的機會；回北京後她曾在中組部工作，當着部長和眾人的面大聲提意見，把局長急得直冒汗。最後她主動離開，做了一名出版社編輯直到退休。 葉維麗去拜訪了卞仲耘丈夫、八十多歲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研究員王晶垚。發現他手中有些手寫的“八五”相關材料和法律文書，字跡已經難以辨認。怎樣把這批材料搶救出來？她找到另一位女附中畢業生於羚。 “我不能忘，不會忘，我也不敢忘。”於羚這樣形容自己記憶中的“八五”。那一天，她親眼看到了瀕臨死亡的校長。“我義無反顧。”於是，她每天坐公交車穿越半個北京，去王晶垚家幫忙整理材料。她從頭學習電腦打字，整整用了三年時間，終於全部整理完畢。 幾年後，葉維麗先後發表數篇關於“八五”的學術論文：《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從細節到結論，她與王友琴的文章都截然不同。 她的核心結論之一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八一八”之後，宋彬彬在全國人民心中變成了欽定的“宋要武”。還有什麼比“要武”二字更能精煉地概括暴力橫行天下的“文革”恐怖？而“宋要武”正好來自剛剛打死了校長的學校。“八一八”就這樣改寫了“八五”。 海內外的一批“文革”研究者、受害者對這些文章迅速作出反應。葉維麗成了被攻擊和斥罵的對象。 宋彬彬於2003年回國定居。她也參加了劉進的調查。理由很簡單：說清自己和“八五”校長之死、“宋要武”的關係。 “你哭什麼？只要我們沒做過虧心事，心裡就是平靜的„„”丈夫靳劍生比她先回國十幾年，已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他堅決反對她拋頭露面。 宋彬彬很聽話。多年來，她始終拒絕一切媒體採訪，也不理網絡上關於“宋要武”的種種傳言。直到回國定居的前一年，美國有朋友告訴她：一本在世界知名大學和圖書館裡都能找到的嚴肅書籍《中國女性與中國男性》也提到了“宋要武”，邏輯正是出自王友琴的文章：紅衛兵打死了卞仲耘校長，“宋要武”是紅衛兵的負責人；她給毛澤東戴了紅袖章，她父親得到了提拔„„ 她這才發現：輿論的“陣地”，她已經失去得太久了。搜索一下“宋彬彬”三個字，第一個跳出來的自動搜索選項是“宋彬彬殺人照片”。 把鮮花和寫着詩的紙放在校長的照片下面 “王先生那時其實並不恨宋彬彬，只是覺得她有部分領導責任。後來„„” 於羚已經幾年沒有見過王晶垚了。有人罵她是“奴才紅衛兵”、“宋彬彬團隊”派到王家的“臥底”。常年的“委屈”，加重了她的心理負擔。 2006年，她和葉維麗陪着劉進，一起去了王晶垚家。宋彬彬沒去，她怕自己“宋要武”的身份刺激到當時已經八十幾歲高齡的王晶垚。 氣氛很和諧，王晶垚非要留幾個人吃飯。雙方都沒有談卞仲耘之死，宋彬彬應該負什麼責任的問題。從王家出來，劉進長出一口氣：“總算完成多年的心願啦。”之後，王晶垚還把他和劉進的合影交給《炎黃春秋》雜誌發表。 對宋彬彬來說，這無疑是卸下心靈重擔的一個好消息。 不到一年，形勢急轉直下，還沒等到宋彬彬親自去，她已經成為王晶垚發公開信痛斥的對象。劉進、葉維麗、於羚„„全都成了老人口中的“壞人”。 惡化的緣由，是2007年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90周年校慶搞的“知名校友”評選。 實驗中學成立了“校慶辦”，策劃出一個活動：從畢業生中評選90名“知名校友”，後改稱為“榮譽校友”。 宋彬彬就這樣進入了校方視野。通過劉進，他們聯繫到她，傳達了這樣一條信息：“校長認為：在實驗中學的歷史上，宋彬彬的事情是一件全國人民都知道的事，實驗中學不可能不記載。”這次活動非常高調，在人民大會堂舉辦慶典的消息早早就放了出去。 宋彬彬猶豫起來，聽到“知名”二字隱約覺得害怕。她身邊親友迅速分成了兩派。一派是“你評這個幹嘛，安安靜靜待着得了”；另一派——以她丈夫為代表，則慫恿她參加。“你一直沒有說話的機會，可能這輩子也不會有說話的機會了，這次不用你自己說話，只要學校把你評為‘知名校友’，就等於替你澄清了文革初期的歷史問題，你何樂而不為？” 後一條意見說服了劉進。她覺得這是個證明的好機會，可以幫自己的好朋友卸下“宋要武”和校長之死這樣沉重的心靈負擔。 “難道是因為她戴了紅袖章嗎？”面對同學會上的質疑，劉進硬着回答，“推薦她不是因為‘八一八’，是因為彬彬是麻省理工地球行星科學系的第一位大陸女博士。”數年後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她很後悔。“我有時候幹事比較愣，考慮問題可能不全面。” 校長之死並未被徹底遺忘。在實驗中學的“校慶90周年志願者會”上，比宋彬彬低一屆的女校友羅治當眾發問：“學校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人民大會堂開會，這都很好。但是不能忘掉8月5日那個黑暗的一幕，為什麼學生打死老師？這個應該總結。” 會後，一群校友把她圍住：“羅治，你可真敢說話！”她驚愕：都2007年了，為什麼不敢說？ 羅治專門找了實驗中學的時任負責人——五十出頭的女校長袁愛俊，向她提出三個要求：不許宋彬彬當“知名校友”；開一個關於卞仲耘校長的追思會；校慶時必須紀念“八五”。 袁愛俊說：卞校長應該紀念。正好海外有兩個校友提出，要給卞校長建造一座銅像。你們一起做算了。對其他要求，她未置可否。 隨着“知名校友”候選人名單正式公布，社會上質疑聲四起。用王本中的話說：“給人的感覺像是評了一些官二代，本身又做了官的。” 這份名單裡，有詩人汪國真、主持人陳魯豫、社會學家李銀河。但更顯眼的名字是：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兒媳邵華，鄧小平的妹妹鄧先群、女兒鄧楠，陳雲的女兒陳偉力、陳偉華，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彭德懷的侄女彭鋼，聶榮臻的女兒聶力，左權的女兒左太北，陶鑄的女兒陶斯亮„„另外一個不那麼和諧的名字並未進入候選人名單，但呼聲很高：王友琴。 對這樣的評選結果，校方承受了多大的社會責難，外人無從得知。一位校友打電話給袁愛俊，強烈抗議學校把宋彬彬評為“知名校友”：“等校慶那天，我要去人民大會堂沖你們的主席台！”袁愛俊說：“你們班級我不給票！不讓你進！”兩人吵了一個多小時。最後，這位專門從美國回來參加活動的校友沒有去。 校慶前一周，袁愛俊找了已經退休的王本中，請他去試探一下宋彬彬的意見：現在社會上和校友反對的聲音都很強，能不能„„退出評選？ 這次，宋彬彬卻異常堅決。她和丈夫去學校與王本中、袁愛俊面談，提出一個理由：當初參加評選，就是為證明她沒在“文革”中打人、殺人。現在，她已被評為“知名校友”候選人，如果再被拿下，不就正好說明她有問題嗎？ 這一意見實際上來自一位官至副部級的同班同學。事後有人評價：她身居高位，根本不了解“文革”給社會造成的傷痕有多麼深重。 劉進也心虛。她多次向校方提出要求：不許提及宋彬彬的“文革”往事尤其是“八一八”；如果拿掉王友琴，就必須把宋彬彬一起拿下。她沒料到，這兩條都沒有被學校採納。 2007年9月8日下午兩點，實驗中學90周年校慶“光榮與夢想”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王本中剛進會堂就看見一人多高的巨型照片：“八一八”，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紅袖章。“„„怎麼這麼蠢！”一同來參加的劉進、宋彬彬全傻了。 “袁愛俊是個很有社會活動能力的人。她在任期間，學校在新校舍建設等方面進步很大。可是„„”數年後，王本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也認為宋彬彬不適合做這個“知名校友”。 人民大會堂里並沒有人騷動和鬧事。但後果已無可挽回。 當天夜裡，八十幾歲的王晶垚一宿沒睡。他還有最後一絲期望：學校會不會也捎帶紀念一下卞仲耘？ 第二天早上，他發現自己走不動了，打電話：“你替我去祭奠一下吧。”接下這個任務的，是退休女教師徐小棣，一個受王友琴的文章影響，開始關注“文革”的讀者。 她買了一束鮮花，帶着王晶垚寫的一首紀念卞仲耘的詩，去了實驗中學。這一天是“校友返校日”，校園裡到處熙熙攘攘歡樂的大合唱，沒有人搭理她，卞仲耘的照片也和學校的歷屆校長排在一起，沒有任何紀念的痕跡。宋彬彬的“八一八”那張照片，放大了豎在校園裡。 她氣哭了。把鮮花和寫着詩的紙放在校長的照片下面。 “你可千萬別那麼干” 在一個個論壇、一篇篇評論文章中，北師大實驗中學的90周年校慶被稱為“無恥的校慶”，宋彬彬成了“拒絕懺悔的人”、“文革惡之花”。甚至有人從海外發言：以後，捐款只給北京四中，決不捐給實驗中學！ 這次校慶撕裂了很多東西。劉進、宋彬彬所在的66屆高三3班有個集體博客，名為“6633”，每個人用自己的學號登錄，發些懷念過去的文章。校慶後，這個博客也成了攻擊的目標。她們前些年同學聚會，端着紅葡萄酒慶祝的照片被說成“喝着校長的血”。 每個人的學號都被網友一一破解成真實姓名，指名道姓追着罵，管理員刪評論刪到手軟。此後，她們這個集體回憶的角落就只發發各人的旅遊經歷，迅速轉冷。最後徹底死了。 數月後，王晶垚在網上發表了一封給袁愛俊的公開信：“„„強烈要求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黨組織，嚴格按照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精神，對上述事件做出明智的處理，撤銷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榮譽稱號，並將處理結果通報海內外校友和在校師生員工；組織全體在校師生，尤其是要組織學生認真學習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讓青年學生認清文革曾經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承受巨大精神壓力的袁愛俊沒有回應。 校慶也帶來了一些宋彬彬想不到的效應。更多的校友因此開始關注她和校長之死。 比她低三屆的馮敬蘭是平民子弟，當年在學校里飽受孤立和歧視，最終成為一名作家。1996年，她曾寫過一篇回憶校長之死的散文，《記憶的瘡疤》。這次校慶讓她再次發現了宋彬彬。 “宋彬彬是十惡不赦的殺人惡魔？”她覺得太離譜了。 2007年12月13日，她寫了一篇文章《請放開宋彬彬》，“放開宋彬彬，讓她有空間、有機會面對真實的自己，讓她開口說出自己的故事。” 馮敬蘭認為：自己該做的，就是推動劉進、宋彬彬勇敢地站出來，幫她們尋找機會和平台，公開說出自己的“文革”經歷。她主持了宋彬彬、劉進等人回憶往事的座談會，記錄發表在電子刊物《記憶》上。 “我是一個猶太人，為什麼要為雅利安人說話？”馮敬蘭如此表示。“當年我們冷漠地看着校長被殘害致死，後來又以同樣的冷漠任憑同學宋彬彬被妖魔化。”她同樣陷入輿論狂潮中，被罵得狗血噴頭。但她毫不改變。 “認識了宋彬彬，我才知道：她不但性格隨和，而且想法很單純。”馮敬蘭透露：校慶風波後，宋彬彬想發表一封對社會表示道歉的信，先找了幾個校友開會，把信念給她們聽。聽完之後大家都提意見，她就不知道怎麼辦了。 更何況，丈夫和一些親友還堅決反對。他一方面勸她說，清者自清，讓歷史證明吧。一方面去找劉進說：求求你們放了彬彬吧！劉進反問：到底是誰不放過彬彬？宋彬彬歷經數年寫了一篇文章，《40多年來我想說的話》，丈夫一直不讓她發。2011年12月，丈夫因癌症去世，宋彬彬剛處理完喪事，就把文章發在了《記憶》上。 2009年，羅治和那兩名海外校友發起的“為卞仲耘校長集資塑像”活動徵集到了500位校友捐款，為卞仲耘塑了一尊銅像，安放在一間會議室里。袁愛俊也參加了安放儀式。不久前，已離開實驗中學多年的她拒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採訪。 這次捐款令更多的校友參與進來。北大法學院的副教授李紅雲那年是初二學生，他們班只有她一個人捐了款。班裡有個網上論壇，有人問：“文革死了那麼多人，為什麼要給她捐？”“我又沒打人，我為什麼要捐款？”她感覺不解，從此，一直專心研究海洋法的她也開始了對“八五”的歷史考證。 在李紅雲的辦公室，劉進和短暫回國的王友琴有過一次會面。劉進質問：我才是當時的學生代表會主席，你為什麼總是揪住宋彬彬不放？我覺得這完全是你想出來的邏輯鏈。 “那你是公眾人物嗎？”王友琴反駁。 “這是誰？我不認識她！”塑像落成後，於羚去看王晶垚，他把網上傳出來的卞仲耘銅像照片打印下來，舉在空中質問她。 為卞仲耘銅像舉行安放儀式那天，校友們集體決議不請王晶垚。理由是怕他情緒過於激動，身體承受不了。“實際上我覺得，是怕他來了說什麼話，我們承受不了。”於羚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晚年的宋彬彬始終擺脫不了“符號”意義，無論是從哪一種政治立場而言。 2010年，歷史教師袁騰飛的講課視頻在網上火爆起來，點擊達三千多萬人次。其中有一段提到了“宋要武”：“文革當中宋要武親手打死了七個人。文革一結束就跑美國去了，據說現在皈依佛門懺悔呢。” 有人找到宋彬彬，慫恿她起訴袁騰飛。劉沂倫聽說了，趕快給她發郵件：“你可千萬別那麼干，不然就真成了代言人了。不但是文革的符號，還是極左的符號！”（徐有漁對污衊宋彬彬公開認錯了，但袁騰飛不認。他們所依據的都是千家駒的構陷。） 劉進牽頭的女附中“文革”往事調查報告於2010年最終定稿。這份調查了整整八年時間的報告，註明“走訪老師16人，同學96人”。不少接受過她訪問的歷史見證人如今已經去世。 這次調查讓她們飽嘗了世態炎涼。當年的同類——幹部家庭出身的同學極少有人支持她們這樣做，要麼婉言相勸，“過去的事情不要提了”；要麼乾脆拒絕，甚至反問：“你要幹什麼？！”反倒是當年在班級里的平民子弟和受歧視的“黑五類”同學們大力配合。 她們這才知道，原來“文革”的受難者遠不止卞仲耘校長一人。在1968年的另一場政治運動“清理階級隊伍”中，就有數位老師被逼自殺。 《我所了解的卞仲耘老師之死》是劉進調查報告中頗為重點的一章。這一章，她詳盡地描述了當年那場置卞仲耘於死地的“揪斗”，從前因到後果。但沒有提到任何一名發起揪斗、參與毆打的學生名字。 對那些參與了毆打校長的人——十個左右，她沒有找。想“自省是個人的事情”，等她們自己站出來。但很遺憾，一個也沒有。 這份兩萬餘字的報告，她除了送給一些老師、校友，惟一的發布途徑，就是交給了北師大實驗中學。“我跟他們說，你們如果要把這份報告拿出來（發表），最好跟我說一下。”劉進說，這主要是她個人的意見。“我可能始終是個心中有‘組織’的人。” 快四年了，她從沒接到這樣的電話。 “讓她永遠成為符號”？ 2013年10月7日，陳小魯舉行了一場“道歉會”，在當年就讀的母校北京八中，向被“文革”傷害的老師道歉。他以當年學生領袖、校“革委會”負責人的身份，向老師們鞠躬。 這場道歉會，是三個月後宋彬彬道歉會的直接誘發因素。陳小魯受到的社會讚譽，給了她們勇氣。 但這勇氣並未達到能邀請王晶垚的程度。2013年，她們曾經把卞仲耘銅像安放儀式的光盤送給他，王晶垚當面接受了，半個月後又退回了。 到場的有23名老師，31名校友和11名記者。沒有王晶垚。這成為道歉會遭諷刺的一個緣由：你們對着卞仲耘的銅像鞠躬，卻不請“苦主”，算什麼呢？ “我們一開始就想到要把可能找到的‘文革’受害校領導和老師的親屬都找來。考慮到王先生已93歲高齡，因臨近春節，又是三九寒天，我們就沒有直接請王先生。”發起塑像行動的羅治在會上的發言，同樣登在了電子雜誌《記憶》上。她們找了王晶垚的大女兒王學。後者回電錶示支持，但”因為可以理解的原因，她和弟妹不能參加”。 “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我相信這是大家的願望。我要再次說聲，對不起！”道歉書最後，宋彬彬說。 第二天，宋彬彬們對着卞仲耘銅像鞠躬的照片上了《新京報》。王晶垚給徐小棣打了個電話，叫她過去一趟。“你幫我辨認一下，報紙上這幾個鞠躬的人是誰。” “這是錯誤嗎？這是罪！對罪犯能寬容嗎？”王晶垚提高了嗓門，臉色因盛怒而漲紅。家裡的電話鈴聲此起彼落，都是記者。 宋彬彬的道歉，比陳小魯道歉激起的社會反響複雜得多。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翰發表了充滿讚譽的評論《善待“文革人”道歉》，知名學者徐友漁專門撰文，為曾在自己研究“文革”的專著《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的“駭人聽聞但沒有根據”的說法，向宋彬彬道歉。 徐友漁這篇文章名為《“文革”只有宋彬彬們道歉不夠》。文中寫道：最應該道歉的，不是這些響應號召、捲入“文革”的普通人。 也有意見指出，這次道歉還需要某種程度上的突破。文史學者丁東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調查了又不說兇手姓名，是劉進、宋彬彬道歉的“死結”。“你總說你不是兇手，那麼兇手是誰？你不說兇手姓名，道歉有多大的用？人家把球傳給你了，球還在你們手裡呢。”（因為是高一3班打的，該班王友琴最有講出兇手的責任和義務。但她不講。） 但更大的反應，是來自網絡的攻擊與戾氣。宋彬彬再一次成為“文革”的代表性符號，被政治傾向截然相反的兩派同時痛罵。有人罵“紅衛兵罪責難逃”，更有人罵她“唯恐中國不亂”。宋彬彬本人一度沮喪。一些親友責難她：你看你，不老實待着，現在挨罵了吧？ 
道歉會後，宋彬彬（右三）、劉進（右四）向卞仲耘校長的銅像鞠躬。這次道歉會並沒有邀請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這也成為道歉會後來被諷刺的緣由之一。
“你想想，是2007年校慶那時候更好，還是你現在更好？連徐友漁都向你道歉了。要在從前可能嗎？”馮敬蘭開導她，“他們就是想讓你一輩子替他們背着這個黑鍋。” 《記憶》主編啟之評價：“一些批判‘文革’的人，也想讓宋彬彬永遠成為符號——以前是文革暴力的符號，現在是紅衛兵篡改歷史的符號。由於在這份電子雜誌上發表了相關的文革史料和宋彬彬等人的文章，這些年他也挨了不少罵。說他“為老紅衛兵翻案”，“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錢？” “現在左右兩派都在罵宋彬彬，他媽的有病啊？尤其是紅二代。她這麼多年在幫你們紅二代背黑鍋，現在又在代表整個紅二代道歉。”王冀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常砢、宋彬彬，我們都是那個時代的污點證人。”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他向社會公布自己“武鬥”中的殺人（打死人）經歷，並表示懺悔後，不久就接待了死者家屬派來的律師，被要求不得再公布死者姓名，以免刺激家屬，生成新傷痛。這位律師在“我以個人身份向你表示佩服”後，轉達了家屬的話：“我們不可能原諒你，因為我們家人死了。” 同樣的命運很快降臨到宋彬彬身上。2014年1月27日，93歲的王晶垚在網上發表一份《關於宋彬彬劉進虛偽道歉的聲明》：“„„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我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南方周末2014-03-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