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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中共高干的夫人以真名和笔名陆续出版了多本有关江青的传记：《江青野史》、《女皇梦——江青外传》、《江青秘传》、《无冕女皇》，其中都把徐明清污蔑成叛徒、与江青关系紧密的死党，使徐明清的声名再蒙阴影，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让晚年的徐明清再度遭受到极大伤害，被迫与那位作者对簿公堂。

那么，徐明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她早年是怎样与江青结识的？她们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数十年曲折的人生历程中，她们各自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为此，我们曾专程来到徐明清的寓所，拜访了这位历经风雨的老人，听她讲述自己那漫长坎坷的人生历程。

在“晨更工学团”初识江青

1911年5月，徐明清出生于浙江临海县山区的一户普通农家。小学毕业后，徐明清考入台州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加入共青团，后又转为共产党员。

1928年，徐明清考入了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成为陶行知门下一名得意弟子。

1930年，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当局强行查封，陶行知被迫逃亡日本。徐明清辗转于江苏、安徽和她的家乡，在各地开办小学和妇女识字班。

1932年10月，徐明清受陶行知委派，参加了“晨更工学团”的创办，并成为负责人。当时“晨更工学团”是个公开、合法的教育团体，设有幼儿园、小学、特别班，以及农民、工人、店员识字班。

当时，上海的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等组织，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是田汉的弟弟田沅。正因为田沅跟“晨更工学团”有如此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在后来的一天，他把江青安排到了这里。

徐明清记得，一天，田沅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晨更工学团”。她细高个子，穿一件蓝布旗袍，长得俊俏，性情活泼。这姑娘就是后来的江青，而当时的名字叫李鹤。

徐明清那时的名字叫徐一冰，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但政治上却比江青成熟得多。

田沅介绍说，李鹤刚从山东来上海，想在“晨更工学团”谋点事。徐明清看江青不仅识字，还会唱歌、演戏，“晨更工学团”当时正好缺教员，徐明清就把江青留了下来。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唱歌，辅导店员识字、读书。

当时“晨更工学团”里的女教员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她们三人同住在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下。小阁楼上只有一扇窗，没有床，三个姑娘在地板上铺了草席就可以睡觉。

三个女教员的关系很融洽，彼此称呼都很亲切。江青叫徐明清“一冰”，徐唤江青“小李”，而对李素贞，徐明清和江青都称呼“宁波李”。

江青的身世和来由之谜

天天生活在一起，徐明清和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很活泼，教唱歌、演戏，跟女友们相处得不错。

可是一回到小阁楼里，江青往往就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但又不便直接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完又收起来。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了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关心，她打开了这封信，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

许多年过去了，但徐明清仍记得，那封信的开头称呼是“进子”两字（江青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虽然时隔70多年，信的原文大多不记得了，但信中有一句，徐明清印象很深：“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当徐明清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也道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好言劝慰了江青一阵，要她不要过分担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当时徐明清对江青的身世和来“晨更工学团”前的经历并不清楚，后来才知晓了这些。

1914年，江青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乳名李进孩。上小学时，校长给她取名“李云鹤”。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李德文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为庶出。

1926年，江青的母亲带着12岁的女儿投奔亲戚，后随亲戚来到了济南。为了长久生计，江青在济南报考了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并学习了话剧和古典音乐等。在这里，她结识了当时颇具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赵太侔。一年多后，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济南，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

就在这时，青岛大学物理系的一个19岁男生，走进了江青的视野，他就是赵太侔的妻弟俞启威。

赵太侔之妻俞珊，是当时中国话剧界的明星，“南国社”成员。学了一段话剧表演的江青对俞珊很羡慕，经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并和他坠入了爱河。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俞启威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参加罢课、去南京请愿，成为青岛学运的领袖人物，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俞启威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这时，俞启威和江青从热恋转而同居。

此后不久，俞启威担任了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的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到上海后不久，江青便向与田汉熟识的俞珊请求拜见田汉，并投奔到田汉的门下。

在田汉家暂住了些日子后，田汉让他的弟弟田沅照顾江青。田沅向哥哥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也同意了。于是，才有了田沅陪同江青来“晨更工学团”的一幕。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来到“晨更工学团”找李老师，他就是刚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俞启威。俞启威来到上海，并从姐姐俞珊那里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径直来找江青。

徐明清见江青和俞启威相亲相爱，又无处安身，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让出了一个房间，让她们暂时有个栖身之所。后来，俞启威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过去，但那时江青仍在“晨更工学团”教课。

兆丰公园，江青遭遇第一次被捕

1934年初，徐明清等组织“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学员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引起警方注意。俞启威很快意识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于是决定和江青一道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离开了“晨更工学团”，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俞启威和江青到北平后，曾在几所大学当旁听生。但没过多久，因生活难以维持，江青就独自返回上海来了。

江青回到上海时，徐明清已去浦东的女工夜校工作。经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在该会在小沙度路办的一个女工夜校里当教员。

正是这次在上海期间，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在和人接头时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街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

此人名叫乐于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乐”，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江青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俞启威突然被捕时，是阿乐帮助江青逃出青岛，送上船的。

他乡遇故知。形单影孤的江青见到阿乐自然非常兴奋。她当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此时阿乐担任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一家邮局的出纳员。此后，他们有了比较多的往来。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请阿乐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两人约好在兆丰公园见面。然而这时，阿乐已被特务跟踪。

兆丰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后，发觉有人跟踪，知道情况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开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进入租界，甩掉了特务。

江青没有阿乐那么幸运，被特务在另一个大门口截住，从而被捕。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过的学员，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多天即获释。江青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很快把消息告诉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后，既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被关押了两个月，警察局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遂允许保释。

当时正式出面保释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中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们出面保释，1934年冬，江青得以释放。

徐明清带出狱后不久的江青回到浙江老家，并为她看病

江青被保释出狱后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俞启威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原来俞启威从北平又回到上海，住在亲戚家里，江青也暂住那里。俞启威在信中说，江青出狱后心情一直很沉重，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并留下了他亲戚家的地址。

徐明清向组织上征求意见，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徐明清去了俞启威的亲戚家。在那里，徐明清见到了俞启威和江青。当时江青无处落脚，无奈之下只得在这里借住。

徐明清见到江青时，发现她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正在发低烧，脸色很难看，还有点神经质，说话声音忽高忽低，时快时慢。显然，她是在狱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点不大正常。因刚刚被保释，她还得定期向警察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就在这时，徐明清接到了家中的电报，母亲病重。徐明清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亲。组织上说，你把李云鹤也带上吧，避一避风头。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了上海。走的那天，俞启威到码头送她俩上船……

徐明清的父亲是位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乡，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间小屋。

江青初来时，每天仍发低烧，双颊红晕，不停地咳嗽。徐明清请父亲为江青看病，经父亲诊断，说她得了肺痨。

徐明清的父亲给江青用了一些中草药后，江青的身体渐渐有了好转。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结婚，他是北平医学院西医专业的学生，徐明清也请他为江青看病。他说江青确实得了肺痨，要徐明清到县城给江青买一些西药。就这样，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江青的身体康复很快。

在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步，晒太阳，江青闲时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还和徐明清谈起了许多她小时候的故事，也讲她学戏演戏的辛苦和趣事，还讲到了她和俞启威如何认识和热恋的。就在这样散淡娴静的日子里，江青的心情一天天开朗起来，身体也很快恢复起来。

俞启威不时给江青寄来书信，谈他的想法和打算。从信中，江青得知俞启威已去了北平。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启威的信。信中说，如果她身体精神比较好的话，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过年。江青看到这封信后很愉快，便找徐明清商量，说自己现在身体已经恢复了，想离开这里去北平找俞启威。还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当时就要过年了，母亲的病还未痊愈，因此徐明清想，还是留下来照顾母亲，并陪伴母亲过完年再说。

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县。她没有路费，俞启威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从家里给她拿了一些路费和路上吃的干粮，并一直把她送到了临海汽车站。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一个多月以后，徐明清见母亲的身体已基本康复，便也离开故乡前往上海。

因叛徒出卖，徐明清突然被捕

1935年春节后，徐明清从家乡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浦东女工夜校的工作。

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参加“教联”常委会。“教联”的负责人之一丁华告诉她：“老莫叛变了！”徐明清这才想起在“晨更工学团”时，曾跟老莫有过工作联系。

为防万一，徐明清将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党的关系作了移交，并把一些进步书籍转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里，准备随后转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转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带着上海市警察局的人来到徐明清的住处。就这样，徐明清被押走了。

徐明清被押解到警察局后，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党员，徐明清矢口否认，并大骂老莫陷害好人。说到气愤处，竟扑过去与老莫厮打，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顿。

在陶行知及组织的大力营救下，1936年6月，徐明清被释放出狱。但由于在关押期间受到严重摧残，她的身体极度虚弱，全身出现浮肿，组织上允许她回家乡治病休养。两个多月后，徐明清病愈后再次回到上海。

这次回上海，徐明清先见了“教联”和地下党的负责人丁华和王洞若。他们告诉徐明清，现在西安的地下党东北军工委急需加强力量，上海工委已决定派四名同志前往那里工作，徐明清也在其中。

徐明清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临离开上海前夕，徐明清决定去看看江青。因为她听说，自1935年春天江青第三次来上海后，化名蓝苹，因演《娜拉》一炮走红，后跟电影名编剧、剧评家唐纳恋爱、结婚，成了上海演艺圈的明星，名气陡增。而过了一段时间，俞启威回到上海后，她与俞启威相见后又旧情复发，感觉十分内疚和苦闷，遂与唐纳闹起了离婚。她离沪北上追随俞启威，唐纳追到济南，以自杀殉情，后被救。江青在此之后返回济南，两人遂携手返回上海。

因为不断看到有关江青的传闻，徐明清很是困惑：“一年多没见，难道江青的生活真的变得如此快？”

那天，徐明清来到了江青的家。她来时碰巧江青不在，是唐纳接待了她。

徐明清告诉唐纳，她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如果蓝苹有空，约她明天到火车站见一面。说完，她还给江青留下了一张字条。

第二天，在上海火车站，一辆即将开往西安的火车停靠在月台上，徐明清正在和前来送行的浦东女工夜校的学员们话别。但徐明清期待的江青却一直没有露面。也许“名演员”太忙了吧，徐明清想着。

直到火车快开时，才见急匆匆跑过来一个女人。徐明清仔细一看，认出她就是江青。可江青此时的样子和徐明清想象中的相去甚远，她非常瘦，而且脸色蜡黄，根本不像一个正走红的明星。

“一冰，你上哪儿？”江青问道。

“我去西北。这一去，不知何时再见面了！”徐明清回答。看着江青那副黄瘦的模样，徐明清随后特意叮嘱她要多注意身体。

谁知江青听了她的话后，长叹了一口气，只说了一句：“真是一言难尽啊！”

博古批准了江青去延安

徐明清到了西安后，才得知她所要接头的那位同志已经被捕。她只好先通过自己的关系，暂且安顿下来。接着，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园长。这时，她不再叫“徐一冰”了，改名“徐明”。

西安事变后，徐明清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任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负责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因此，她与当时在办事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成为同事。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女子。她拎着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从房间走出来，见来人后不禁吃了一惊，原来来者正是江青。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徐明清遂让江青先在幼稚园住下，并询问她将来的打算。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

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由于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徐明清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里面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来，嘱咐她不要着急。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到了办事处后，徐明清看到邓颖超正在办公，便把江青介绍给邓颖超。江青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他便答应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仍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她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夫人朱仲芷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

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写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

按组织要求，徐明清为江青写证明材料

1937年9月中旬，就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也离开西安，和10多位干部一道，步行了10多天，到达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第二天，徐明清去报到时，遇到了阔别多年的同乡王观澜。当时他担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由于同乡之情，又志同道合，两人经常交往谈心，越走越近。1937年底，徐明清和王观澜在延安结婚。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等应邀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很简单，只是请客人们在延安的“合作社”吃了顿饭。

结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徐明清说，有的书中说她是和江青一起改名，一道混入延安的，那真是无稽之谈。她来延安是组织调动的，来延安时介绍信上的名字还写的是徐明，只是因为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同班有个重名的男学员，她才改名“徐明清”的。

徐明清到延安后不久，江青来组织部招待所找过她。当时组织上派江青到农村搞调查，她从农村调查回来后，还给徐明清念过一首打油诗：“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蚊子虱子成了王。”以此来形容当时延安生活条件之艰苦。江青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来到生活艰苦的延安，并下到农村锻炼，表现还算不错。

后来，江青要求到抗大学习。她在自己写的材料中说明，她本人于1933年在青岛加入共产党。但她却没有党的组织介绍关系和证明人材料。因此，组织上要对她作进一步审查。

当时，中央组织部为证实江青的党籍问题，要求接触过她的人写出证明材料。组织上曾找过徐明清和其他人，请他们各自写出证实江青情况的材料。徐明清说，她是当时为江青写证明材料的人员之一。

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与江青的认识和接触情况，如实地写了一份材料。这个证明材料证明了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证明她曾参加过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证明她参加过共青团，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剧联”和“教联”。但在徐明清和江青接触时，并没有人告诉过她江青是中共党员，所以她的这份材料中根本没有提及江青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是一名有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之类的文字。

这份材料被存入了江青的档案。没想到若干年后，这份材料竟成了指控徐明清包庇江青混入延安、混入党内的凭据，并因此让她坐了两年多的冤狱。

那么江青在延安何以恢复了党籍，这其中又有什么内情呢？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入党介绍人是黄敬（即俞启威）。于是，党的组织部门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的。黄敬是江青入党的第一权威证明人，而且黄敬当时已成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他的证明材料，应是很有分量的。

王观澜夫妇受邀参加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

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最终得以解决，她本人也于1937年11月进入抗大学习。

在抗大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来作客。很快，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胫而走。

据徐明清回忆，就在那一阶段，组织上又一次找到徐明清，向她了解江青的情况。这次了解的重点，是江青在上海时各方面的表现。徐明清根据当时的传闻推测，这大概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

徐明清向组织交谈的内容，与她为江青写过的证明材料大体上相差不多，但她还是实事求是地讲了自己所听说的江青在上海时的那些事。

1938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江青从抗大调到了鲁艺，在那里担任戏剧教师。1938年8月，江青又接到一个重要调令，调她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这以后，她和毛泽东就生活在一起了。

由于当时处在战争年代，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并没有举行比较正式的仪式。

据叶子龙回忆，1938年的一天，贺龙来延安，在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对毛泽东说：“主席，结婚大喜，也不请我们喝酒？”毛泽东随即对身边的叶子龙说：“子龙，你办两桌饭，让他们吃一吃。”

叶子龙随即筹办好了酒菜，毛泽东邀请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

叶子龙后来向笔者讲述这件事时，说毛泽东因结婚请吃饭共有两次。在贺龙等之后，又请了一次，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在第二次被邀请者之列。

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建国后，江青一直以领袖夫人自居，养病赋闲，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王观澜夫妇再不能像延安时那样，可以经常出入毛泽东、江青的住处，一起聊天谈心了。

1966年“文革”爆发，江青一跃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成为政治舞台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而徐明清则因在1935年4月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成了“审查对象”，不容她阐明、申辩。1972年，徐明清被定为“叛徒”，开除出党。此后，她多次向上级反映实情，但都被指斥为态度不老实。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徐明清想到，江青此时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很大的影响力，她对自己被捕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于是，她在1973年6月2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她写道：“30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的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是了解的。”她希望江青能如实作证，推倒扣在她身上的叛徒罪名。

第一封信没有回音，徐明清想是江青没收到，于6月19日又写了一封，但依然石沉大海。到了11月份，徐明清再次提起笔，给江青写了第三封信，恳请她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自己的历史作证。

然而，徐明清的希望还是破灭了，江青对她的请求根本未置一词。徐明清的家人说，以当年徐明清曾照顾过落魄时的江青这种关系，如果江青看到了那几封信，却不予理睬的话，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结果，在“文革”那一段惨痛的日子里，徐明清始终过着挨斗、受批的生活。

江青档案里的证明材料，成了徐明清入冤狱的祸根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

然而，让徐明清万万没有想到，她竟会于此际突遇大祸，蒙受了一场更为不堪的冤屈。

中央专案组开始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时，从江青的档案材料中发现：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晨更工学团”时，徐明清曾是江青的领导，两人有过一段来往；1937年在延安时，徐明清还为江青写过一份证明她在上海参加过革命活动、表现进步的材料。

于是，专案组通过公安部找到了徐明清，要她揭发江青的罪行。徐明清记得，在那几天里，一位副部长带着一个书记员，每天乘一辆灰色吉姆车来王观澜家，一谈就是一上午，非常严肃，连口水也不喝。他们要求徐明清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

但徐明清认为自己并不知晓江青的历史问题，无法作出揭发。她的态度是，无论对待什么人，都应该实事求是，自己不知道的不能乱说，不能不顾事实去造谣捏造。

就此，有关方面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给江青写过信，长期包庇江青”的罪名，将徐明清正式逮捕，关押在一个至今她和她的家人都弄不清楚的地点。

徐明清写下的材料，被审讯人员认为是“客观主义”，不老实，总也通不过。每次谈完话，那些人都放下几张纸，让她继续写。几轮下来，他们仍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些人急了，大声训斥徐明清：“你这个人，不吃敬酒吃罚酒。让你写江青怎么叛变的，你写了不就没问题了嘛，不就可以放你回家了嘛！”

徐明清说道：“江青被捕和我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并不清楚她被捕后是否叛变，更不知道她叛变的细节，我怎么能写呢？我也写不出来啊！”

于是，审讯人员对徐明清实行“车轮战”，一天提审数次，白天黑夜不让她睡觉。如此的精神和肉体摧残，巨大的政治压力，折磨得徐明清头脑晕痛，握笔颤抖，几乎神经错乱。

1977年1月8日，徐明清被迫写下了一份交代材料。

徐明清万万没料到，两个多月后，她写的那份材料竟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即《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之中，并于1977年3月6日印发全国。文件的按语中说：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正是这样的一份中央文件，让徐明清的名誉扫地，蒙受冤狱，而且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14年后，徐明清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部分了解徐明清历史的老同志不断为徐明清鸣冤。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后，着手清理冤假错案，他在一次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四人帮”粉碎后，我们还在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快放。他一口气说了20多个被乱抓的人名，其中就提及了徐明清。

不过，徐明清一案，直接涉及“四人帮”首犯江青，且她所写的材料还上了“红头”文件，所以她的冤案的平反不仅要由中央组织部重新进行仔细调查，而且要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

在胡耀邦领导下，中央组织部对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抓得很紧，他们委托农业部党组对徐明清的历史结论作复查。农业部党组组织专人作了大量的内调外查，历经半年多时间，终于搞清了历史真相，推翻了江青专案组用非正常手段整出来的所谓口供材料。

1980年3月10日，农业部党组经中央组织部审批后正式向徐明清本人和其亲属宣布：撤销“文革”中于1972年错定徐明清为叛徒的决定；恢复她的党组织生活和行政十级的待遇；恢复名誉。

1982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1号上，特别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

《复查结果》指出：“徐明清同志和江青的关系问题，经中央组织部核实，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她自由的当时，即申明推翻了。”

《复查结果》还说：“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7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1981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

就此，徐明清的冤案终于彻底得到了平反，从“文革”中抓“叛徒”开始，直到因江青问题蒙冤，徐明清度过了14年漫长的艰难日子。

在采访中，徐明清很坦率地谈到了对江青的看法。她说，最初，江青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道路。她到上海“晨更工学团”工作时，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表现可以。而后来，江青进入上海戏剧、电影界，明显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和生活问题……再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致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人是会变的，江青的一生也有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回顾徐明清所经的磨难，让笔者深切感到：为实事求是，许多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徐明清老人心怀坦荡，一身清白，坚持说真话，不跟风，即使在监狱里，哪怕是对有罪的江青，也是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编造，表现出了极其难得、极其少见的高贵品质和人格力量。她是值得人们尊敬和钦佩的。

1982年，在徐明清的丈夫王观澜患病去世前，胡耀邦曾亲自到医院，拉着徐明清的手对她说：“不要难过，这几年让你受苦了！”徐明清与胡耀邦紧紧握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胡耀邦又安慰道：“这事过去了，过去了。你要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