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爾吉·克萊納曼（Sergiu Klainerman）是普林斯頓大學Higgins數學教授，麥克阿瑟獎獲得者，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法國科學院的外國院士。 約翰·隆德里根（John Londregan）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與國際事務教授。7月16日他們在《National Review》上發表了一篇 “取消文化的邏輯把‘民主黨’扔進歷史垃圾桶”的文章批評取消文化和改名運動，揭示民主黨種族歧視的歷史。編譯如下：美國社會正陷入自我鞭打和自我否認的破壞性歇斯底里。 美國的象徵和偉人成為前所未有的清洗對象。 新的一輪每年重複的拆除南方邦聯領導人雕像的呼籲，已演變成對華盛頓，傑斐遜和林肯等美國偶像的高聲譴責。華盛頓特區的林肯紀念堂被污損，各地的哥倫布雕像被推倒，甚至廢奴主義者和偉大的北軍將軍尤利西斯·格蘭特的雕像也不能倖免於難。撰寫本文時，又傳來取消音樂劇《漢密爾頓》的呼籲，因為進步主義者對歷史的漢密爾頓的某些舉動不再感到滿意。名字也不能倖免。全國各地的抗議者要求一些歷史人物冠名的機構改名，這些人按當今標準被認為是不完善的。普林斯頓大學已將伍德羅·威爾遜學校改名，一些人正在敦促耶魯大學擺脫與奴隸販子伊萊胡·耶魯的聯繫。那麼哥倫比亞大學呢？也許“華盛頓”和“哥倫比亞特區”都需要從美國首都的名稱中除掉？這一切將走多遠？我們還要更改月份的名稱嗎？比如七月得名於以朱利葉斯·凱撒（Julius Caesar），他對高盧人實行了以今天的標準定義的種族滅絕。還有八月得名於奧古斯都，一個結束羅馬共和國的皇帝。兩者自己都是奴隸主並且是奴隸制帝國的領袖。以目前的敏感度，又該如何評價Amerigo Vespucci？他比哥倫布好多少？也許我們也應該更改美國的名稱（America）？在所有這些瘋狂的改名中，一個罪魁禍首明顯地失蹤了。直到1960年代，民主黨一直是奴隸制政黨，例如吉姆·克勞法，種族隔離，3K黨，私刑，人頭稅和選舉文盲測試。第一屆南方邦聯國會大部分是前民主黨人。儘管有人可能會爭辯說這些民主黨人脫離他們的國家時就離開了自己的政黨，但他們的政黨仍在支持他們：為了換取聯邦從南方撤軍，在爭議的1876年總統選舉中，民主黨人允許共和黨人盧瑟福·海斯就職，儘管他們自己的候選人塞繆爾·提爾登呼聲更高。這項交易結束了南方重建，迎來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民主黨在南方政治中占主導地位，和殘酷的種族隔離制度。民主黨人並不急於改變種族主義。當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1913年成為16年來首位占領白宮的民主黨人時，他毫不猶豫地在公共服務中實行種族隔離。次年，他的政府要求就業申請必須包括應聘者的照片，從而大大促進了就業歧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頭幾個月中，民主黨在種族主義壓迫方面表現非凡。當時民主黨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的建議下，下令將日裔美國人關進集中營，在那裡他們作為奴隸出租給農民。日裔美國人擁有的商店和農場以近乎白送的價格拍賣。當在舊金山被捕並被驅逐到猶他州托帕茲的弗雷德·是松（Fred Korematsu）上訴到最高法院時，羅斯福提名的六位大法官都投票支持羅斯福的種族主義命令。由臭名昭著的反天主教偏執者，前3K黨成員民主黨人雨果·布萊克（Hugo Black）簽署判決意見。只有共和黨人歐文·羅伯茨（Owen Roberts）強烈反對，指出是松被“基於他的血統，僅僅是因為他的血統而被囚禁在一個集中營里”。民主黨對種族歧視的維護一直持續到太空時代：1963年6月11日，民主黨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站在阿拉巴馬大學福斯特禮堂門口，阻止非裔美國人維維安·馬龍（Vivian Malone）和詹姆斯·胡德（James Hood）進入。 1964年3月26日，投票反對《民權法案》的19名參議員中有18名是民主黨人。民主黨一次又一次地竭力阻止或逆轉民權的進步。然而，該黨繼續使用其聲名狼藉的名字。如果我們按照取消文化的標準來重新命名其他機構，則民主黨也不應該被豁免。民主黨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能夠重新定義自己，成為少數族裔的擁護者。但是，當民主黨掌權時，他們常常以身份認同政治代替健全有效的政策。他們的政治野心驅動他們在種族，族裔，性別和性取向方面的分而治之策略損害了美國統一的座右銘“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矛盾的是，民主黨人對身份認同政治的痴迷使這個政黨回到了開始狀態，造成了美國社會不可挽回的的種族分裂：在他們統治的城市中，民主黨為少數族裔社區擴大教育機會和減少貧困的努力結果令人失望。 他們基於種族的身份認同政治引發了分裂和不滿，產生了與馬丁·路德·金呼籲的“根據性格而非膚色來評判人們”完全相反的效果。特別令人驚愕的是，幾乎所有最近發生的警察虐待事件都發生在民主黨人統治了數十年的城市中。儘管如此，在主流媒體的幫助下，無能的和不負責任的現任官員將政治對手指責為種族主義，為自己的失敗甩鍋。系統種族主義成為社會正義勇士和煽動者的藉口，因為系統種族主義可以不用特定歧視行為（可以識別，衡量和治癒）來定義，而是定義為不平等結果的表現。任何形式的差異（無論是收入，教育還是預期壽命）都被定義為系統性種族歧視。用這種方式表示的種族主義類似於共產黨對階級的陳腐定義，這隻有通過集體主義才能治癒，包括大規模的“再教育”，對對立觀點的大規模審查以及對異見者的懲罰。這一表述為民選官員提供了方便的藉口；當他們不能提供公共服務時，他們將責任歸咎於無法控制的種族主義制度。當然，所有這些都完全與美國傳統的個人責任感，言論自由和寬容價值觀相違背。我們都知道共產黨在東歐的實驗是如何進行的。共產黨認為，他們可以通過在中小學， 大學，工作場所以及社會上幾乎所有地方部署的大量的，前所未有的教育和“再教育”工具，來實現消除不平等的既定目標。那些反抗的人被送到監獄、勞教所或乾脆殺死。但是，共產黨設想的“新人”並沒有產生。相反，它導致了廣泛的冷漠，怨恨，裝假，犬儒主義和虛偽。在壓力下，人們選擇假裝順從，同時自由思考，對抗公開宣傳的整體觀點。當東歐共產主義垮台後，這些地區經歷了民族和種族暴力的嚴重痙攣，這些政策的徹底失敗十分痛苦。讓我們為下三代美國人免除一個這樣的實驗吧。無論如何，我們不認為對歷史機構重新命名是正確的路。我們只是想闡明“取消文化”倡導者的虛偽，他們扭曲的邏輯失敗了。我們希望並祈禱人們反思取消文化的潛在危險-極端社會正義勇士及其煽動性盟友所倡導的做法正在使我們的國家瀕臨崩潰的邊緣。如果這種狂熱依然存在，那麼民主黨的下一個行動應該把自己的名字扔進歷史垃圾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