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研究生的第一年的暑假，在一个小型的软件公司里实习。公司老板是学校的终身教授，研究生课的主导老师，但一学期只给我们上一两次课，其它时间都在外面给他的软件公司跑钱。我跟他的博士生，也是那门课的助教，混的比较熟，是助教推荐的我。公司很小，50号人不到，三分之一华人，三分之二印度人，还有两三个当地的白人小姐姐做前台接待和办公室助理。

老板跑来的钱多的时候，办公室的走廊上呼啦啦涌进一堆新面孔。小小的饭厅中午吃饭的人多，一张桌子坐着一群印度人，印度人做软件构架，是公司的核心部门。一张桌子坐华人，我们在核心软件上开发应用程序。华人少，台湾移民来美的刘大明，David，做技术经理，对华人手下还算照顾。

我是老板钱多的时候雇进去的。跟我前后脚来的还有三，四个华人面孔，一看脸上的道子和身材，就知道资历老，工作经验丰富。这些老同事们愿意屈尊俯就，来这么小的公司，除了工资高，还有公司上市发一笔的打算。那两年互联网技术还在萌芽阶段，软件市场活跃，新公司层出不穷，软件公司上市的消息时有耳闻。

中午，公司的老中，小印们大都自己带饭。有时也一起出去吃，出去吃分两拨，老中一拨，小印一拨，去不同的餐厅，不混。我们这一群老中里只有一位从来不跟我们一起下馆子，中餐馆也不去。我们都叫他Dong, 其实他的中文名字是Weidong(卫东）。

他来我们公司以前，曾在世界500强做软件开发，公司里跟他年龄相仿的老中大部分是从那个世界500强招来的。公司的印度老板兼教授很会做销售，跑钱，招人，经常唬人唬的一楞一楞的，单纯为钱也能谈出理想和情怀。

中午在公司围桌吃饭的时候，Dong也参与聊天，人随和，谁都能聊上几句，只是不跟我们出去吃。

有一次，我带了一个苹果当午餐。很平常的Red Delicious，大陆叫红元帅, 台湾同胞叫五爪苹果，底部有明显的五个点，像五个爪子。高桩，颜色红艳。红透了，皮厚，吃起来粉粉的，一口一口的啃，不香，也不脆，有点干。Dong看了我一眼，头扭向一边，一手抱着肩，一手指着我的苹果，

”这个让我一看见就害怕”。

”哦，我的苹果让你看着害怕？” 我心说这是个什么情况？

 “知道不，我曾经啃了两个星期的苹果，除了吃苹果，喝水，两个星期里没吃别。” 

“噢，为减肥吗？我听说过有人吃苹果当减肥餐的。” 我心里寻思您”老人家”这身材，确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不是，不是。” 他很坚决地摇头。

“那时我还在大陆，单位派我出国去意大利出差两个星期。我在意大利的两个星期里，买了一大袋子苹果，每天早一个，中午一个，晚上一个，吃了14天。”

“啊，只吃苹果，苹果当三餐，意大利的苹果特别好吃吗？”

“不是，不是。跟你吃的这个一样，皮厚，没味儿。”

“每天都吃这个，那怎么吃的下去，还不得吃吐了？”

“就是快吃吐了。我公费出差去罗马和威尼斯，单位有补助，每天三十美金。除了公干，别的地方没舍得自己去玩。我记得在威尼斯，只需要相当于两角五分美金就能坐一次贡朵拉，我没舍得坐。

从罗马坐火车只要几块美金，就一个多小时，可以去那个什么什么很著名景点，我也没舍得去。

为了多省点儿补助，哪儿也没去。我吃苹果吃怕了，彻底跟苹果绝缘了。” 他用手掌把平头上的头发茬儿压压，往脑后撸撸，顺手捋了捋脖子。

“所以，您去了意大利，没顺便吃点儿意大利美食，像正宗的意大利面，冰淇淋什么的？”

“没有，很可惜。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不该那么不舍得花钱。”

我看着他，心里叹了口气，露出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三口两口，赶紧把苹果吃完。

后来在办公室的走廊上又见到这位老兄几次，点头微笑，错身而过。见面的次数多了，慢慢地熟络起来，大家中午常约着在公司的饭厅里围一桌，消灭各自带的饭菜。Dong还是不跟我们下馆子。只有一次他经不住两三个人不住地劝说，总算点头同意了。第二天，到了饭点，大家组车出发的时候，Dong却没影儿了。工位上没有，会议室没有，卫生间也没有。等我们回来再见到他，他说吃过了。

时间过的挺快，转眼几个月过去了。暑期实习完，我回学校上课，同时在公司做半工。

公司的核心软件还是有很多问题，一直无法正式上线。年前签的几张大单，公司没能按期交付，老板的钱烧的差不多了，有一些短期从印度来写码的回了印度，空出一些工位来。办公室里慌慌的，大家没心思干活，不知道裁员的那把刀什么时候会砍到自己的头上。

公司饭厅华人中午的聚会停止。大家一起出去下馆子的次数更多了，都希望在饭桌上，从技术经理刘大明的嘴里撬点儿货。他跟上头的关系近，也许有些小道消息。

有些日子在办公室的走廊上没见到Dong了，听刘大明说公司已经让他走路了。

”看见了那个名单，我想过要保他的，但对他我一无所知，不知道从何谈起啊。” 刘大明看着盘子里的核桃虾仁，用筷子夹起一块放进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