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封建礼法对胡适和鲁迅婚姻的约束
文/万湖小舟
读了格致夫博写的文章和曾慧燕博转载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两位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的婚姻，一位是胡适，另一位是鲁迅。这两篇文章都给读者带来很强的“情感共鸣”和历史回望，谢谢这两位博主的分享。本来想在文章下留言，但写的过于长了一点，就单独成文，写一个读后感吧。由于在机场候机，匆忙而就，不妥之处难免，请各位见谅。
这两位名人虽然对旧时的婚姻不满意，在外面都交女朋友，但都没有正式和原配离婚。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不能。胡适没有离婚，不全是江冬秀彪悍，吓退了胡适；朱安纤弱，鲁迅也没有离婚。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他们都还受当时封建礼法的约束。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礼法不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就能烟消云散的。
那时的封建礼法要求丈夫可以休妻要满足至少七种理由中的一条，所谓的“七出”： 1） 不顺父母 — 妻子不孝敬公婆，被视为大逆不道。 2） 无子 — 妻子未能生育子嗣（但丈夫有问题时不算）。 3） 淫 — 指妻子有不贞行为。 4） 妒— 妻子嫉妒丈夫纳妾或干涉丈夫的“多妻权”。 5） 恶疾 — 指严重疾病，尤其是被认为“不祥”的疾病。如“麻疯”病等 6） 口多言 — 多话、搬弄是非、离间家庭和睦。被视为“不守妇道”。 7） 盗窃 — 妻子有偷盗行为。
“七出”是礼法体系中“休妻”的依据，但并非绝对，因为还有“三不去”作为限制。
所谓“三不去”是指：即使符合“七出”，丈夫也不得休妻的三种情况： 1） 有所娶 无所归 妻子无娘家可归，休妻会使她无处生存。 2） 与更三年丧 妻子在丈夫父母丧期内不得被休，因为她要承担守孝义务。 3） 前贫贱 后富贵 妻子在丈夫贫困时嫁入，丈夫后来富贵了，这样不得休妻。
“三不去”体现了礼法中对弱势女性的最低限度保护，当然保护力度还非常有限。
“七出”体现的是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是“夫权”；“三不去”体现的是“礼义与宗族责任”；两者共同构成旧式婚姻制度的核心。成为维系封建社会婚姻稳定的基础。这些封建礼法既要维护宗族稳定，保障男性继嗣权，限制女性的自主权，又要以“礼”约束男性的任意休妻行为。这套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婚姻结构，也直接约束了民国初年那些大人物想休妻的作为，让他们敢想而不敢为。否则他们不仅面对宗族的压力，也会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使他们的人设扫地。民国的那些著名知识分子非常在意名声，离婚会被骂“薄德”。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提倡自由与个性解放；鲁迅更是旧礼教最犀利的批判者。讽刺的困境在于：如果他们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而休掉原配，反而会被打上“不义”、“道德败坏”的标签，甚至被保守派拿来攻击新文化运动“教坏青年、弃绝伦常”。这种“名声的枷锁”，让他们在“追求个人自由”与“承担社会公德”之间陷入了巨大的道德两难。
就算蒋介石要想要解除与原配毛福梅的婚约，也受到宗族和社会的压力。最后搞了个妥协，所谓“离婚不离家”的特殊安排。 据说这份离婚协议内容包括：毛福梅离婚，但继续住在蒋家祖宅丰镐房，她仍是蒋家“主妇”。蒋介石承担她全部生活费用，宗族仍称她“大师母” 可见这是一种罕见的“政治性离婚”。当时蒋介石需要与宋美龄结婚，宋家要求蒋必须“断绝前妻关系”但蒋氏宗族坚决反对休掉毛福梅。最终形成“公开离婚、宗族不离”的折中方案。
蒋介石尚且在婚姻问题上，不能随心所欲，更不用说，胡适和鲁迅了。
在那个包办婚姻的年代，扼杀了人们追求自由恋爱和自我幸福的权利，新文化运动的到来，要否定旧的文化和礼仪，包括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在新潮流之下，不少男人抛弃糟糠之妻，获得新欢，有了婚姻上的幸福。但在追求和实现自我心愿的同时，如能将昔日陪伴自己，或名义上的妻子妥善安置就是君子。因为过错不在这些弱女子身上。让这些弱女子也有幸福的余生，也能与自己相知的人生儿育女，就是真正铁肩担道义的男子汉。
鲁迅对朱安的态度是长期冷漠的“责任式供养”，虽然解决了朱安的温饱，文中所述朱安并不幸福，极具悲剧角色。许广平在鲁迅生后接济朱安，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一个人具有道义与责任感，有对人的同情心，有对自己爱人感情的延伸，也许是这些品质让许广平接济朱安，是难能可贵的。该抱怨的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一个做大事的男人心里装着“天下”，让弱女子没有了位子。
而胡适对于原配江冬秀并没有像鲁迅那样“无爱情尽义务”，而是“彩旗飘飘，红旗不倒” ，根本上说他还是觉得江东秀有可取之处。
当然封建礼法是阻止二人“休妻”的最大障碍。
（贾迈迈Gemini制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