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见的一位日本孤儿

万湖小舟

记得少年时期一天放学回家看见家里坐着一位陌生人(文中简称他为A先生)在和我父亲谈着什么。少年时代我特别喜欢听大人之间的谈话，觉得很长知识。所以和陌生人问过好后，我就远远的坐在一边，听他们讲话。

陌生人时而低声细语，时而慷慨激昂。有时说到日本公使，一会儿又谈到日本报纸。总之我觉得我不明白他在讲什么。突然他开始和我父亲讲起了日语。我父亲多数时候笑而不语，偶尔也用日语回复他两句。

这是什么人?  什么内容需要保密，为了不让我知道要讲日语?  当时社会上，学校里满满都是阶级斗争。我心里有些困惑和害怕。这人会不会是特务? 怎么来接近我父亲? 越想越怕，等母亲回来要赶紧对母亲讲，不能让父亲上当受骗。

接下来他们到底谈什么，我都听不进去了。对这位陌生人抱有高度的警惕。

等这位陌生人走了后，我迫不及待地问父亲，这是什么人? 不会是特务吧? 父亲听我问完话笑着说，不是，他是日本人，是位遗华日侨，日本孤儿。

日本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为了长期的侵略和占领中国，在二战期间鼓励日本国民前往满洲、内蒙古、华北等地区移民，所谓“满蒙开拓团”。那时日本移民的数量在中国超过150万人。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强制性遣返日本侨民。新中国成立时日本侨民在中国的数量还剩有几万人，其中大约4000人是在战争中失去了双亲被中国养父母收养的孤儿。此后几年新中国通过中日红十字协会等民间组织继续组织遣返剩余日侨。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仍然有人数不足一万的日本人在中国居住和生活。那些日本孤儿也跟随着新中国成长，长大，就业和成家生子，被视为了中国人。

父亲告诉我这位日本孤儿A先生是来请父亲为他写份申诉材料。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进一步促成了包括日本孤儿在内的日本在华遗留者返回日本。可是这位孤儿的返日过程却颇有些周折。

A先生告诉父亲，按当时日本政府规定日本孤儿要返回日本，首先要证明其日侨身份。要日本孤儿提供在日本亲属的信息，得到日本亲属的认可和担保后才能申请返回日本。可是A先生的父母早就在战火中故去，他虽然知道父母的姓名，以及个别在日本亲属的姓名，但他和这些亲属从来没有联系过，不知道这些亲属在日本的联系地址，也不知道当时这些亲属是否还健在。所以他的日本人身份的认可环节有些麻烦。他找到了日本大使馆，使馆给他出主意，让他在日本的报纸上刊登广告。把亲属的姓名，自己父母的姓名以及自己的情况在报纸上登出来，看看有没有日本的亲属能来认领他。

登报三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人来认领他。日本一位驻华公使约他见面了解情况。那天他和我父亲讲日语，就是在复述公使和他见面时两人的对话和谈话内容。

日本人身份认证不能马上确定，办这些事还需要请假，去有关单位也需要单位介绍信，所在单位要重新安排他的工作等等。那时左的路线还盛行，单位听说他要申请返回日本并不很配合，常和他为难。还给他说作为一名新中国的公民比去当日本军国主义的国民要光荣的多。听父亲介绍A先生57年还被该单位划为右派，一直不得志。所以不管单位怎么给他做工作，他回日本的决心已定。当然是举家返回，带上中国的妻子和孩子们。

为此他想让我父亲为他写申诉材料让有关方面和他的单位谈谈解除对他的关，卡，压。

A先生以后的结局如何，我没有跟进，但我相信他一定成功了。听了他的故事，我开始关注日本孤儿返回日本后的情况。

曾经有报纸报导说由于这些日本孤儿在中国长大，语言，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等都和日本社会格格不入。特别是语言能力使得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和日本亲属之间多有隔阂和嚼齿。不少返回日本的遗华日侨在日本不得不接受日本政府的贫困救济和补贴，生活在日本社会底层。

也有一些日本孤儿返回日本后通过拼搏站稳了脚跟，他们没有忘记中国的养父母，也常返回中国来看望他们，并在中日之间做友好使者，传为佳话。

我想如果A先生还健在也在耄耋之年了。他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自己也深受其害。希望A先生的故事不再重演，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