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愛因斯坦永久放棄德國國籍72年後，德國決定將2005年命名為“愛因斯坦年”，將愛因斯坦的政治信條刻在政府大樓上：
“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
討論愛因斯坦的國家觀，首先要弄清愛因斯坦的國籍。人們一般認為，愛因斯坦（1879.3-1955.4）是德國人。《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有權威釋義，愛因斯坦是“德國出生的美籍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怎樣從一個德國人成為一個美國人，需要梳理有關資料。
的確，個人無法選擇出生的國家。愛因斯坦1879年出生於德國。16歲移居意大利。17歲放棄德國國籍。22歲加入了瑞士國籍。34歲重新成為德國公民。1933年納粹上台，他拒絕回到德國，從此定居美國，時年54歲。61歲年正式加入美國國籍。終其一生再未踏上祖國——德國的土地。享年76歲的愛因斯坦，辭世時只擁有瑞士和美國國籍，並非德國人。
出生烏爾姆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1879年3月14日出生於烏爾姆一個猶太人家庭。烏爾姆是符騰堡王國的小城，而符騰堡是德意志帝國西南部的一個邦國。1880年，愛因斯坦出生不久，父親偕全家遷往慕尼黑。
德國烏爾姆
移居意大利
1894年6月，愛因斯坦的父親因慕尼黑的工廠難以為繼，全家移居意大利的米蘭。父親要求15歲的愛因斯坦繼續留在慕尼黑完成高中學業。
1895年春天，愛因斯坦對德國軍國主義的教育十分不滿。他就讀的路易波爾德中學，“把學生當機器，當軍人，他們只能單調地去重複教科書上的教條，只能以服從為天職。”（《愛因斯坦傳》，聶運偉著，湖北辭書出版社，1996年，頁38。以下簡稱“聶本”）愛因斯坦認為，“一個人能夠洋洋得意地隨着軍樂隊在四列縱隊裡行進，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對他輕視。他所以長了一個大腦，只是出於誤會；單單一根骨髓就可滿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頁45。以下簡稱“文集”）在愛因斯坦看來，這種人只是白痴或者腦殘，並不是一個健全的人，或者只是一個人形動物。他接着說，“由命令而產生的勇敢行為，毫無意義的暴行，以及在愛國主義名義下一切可惡的胡鬧，所有這些都使我深惡痛絕。”（同上）實在忍無可忍，未等學業完成，不經父母同意，遂中途退學，隻身一人離開慕尼黑，去意大利米蘭與父母團聚。
放棄德國國籍
1896年1月28日，根據本人申請，符騰堡王國政府出具了愛因斯坦放棄符騰堡王國國籍的證明（《愛因斯坦全集》第一卷，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年，頁20。以下簡稱“全集”）。這意味着，愛因斯坦也放棄了德意志帝國的國籍。
加入瑞士國籍
1896年1月，愛因斯坦放棄德國國籍之後，至少有5年時間，他是一個沒有國籍的人。1899年，愛因斯坦申請瑞士國籍，“據他妹妹說，促使他下決心成為瑞士公民是由於他愛慕瑞士聯邦的政治制度。”（全集，頁217）另一個比較實際的原因是，他快要畢業了，瑞士公民的身份，可以使他在政府文職機關中獲得合適的職位。
再入德國籍
“一戰”前的德意志帝國，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他們看重愛因斯坦這個年輕科學家的聲望與潛力，專門派出兩位學者去做愛因斯坦的工作，試圖以優厚條件吸引他返回德國。一位學者以“祖國”為說辭，如此勸說愛因斯坦，“你的出生之地，你真正的祖國在等待着你。”愛因斯坦並不以為然。另一位學者則這樣說：“德國歡迎的是物理學家，相對論的創造者……”（聶本，頁136）愛因斯坦真正感興趣的正是德國方面提供的——安定的生活環境，良好的工作條件，充裕的研究時間，不受任何束縛和干擾，以全心全意研究他的相對論。1913年7月10日，在普魯士皇家科學院學部會議上，愛因斯坦以44票對2票榮膺科學院院士。1914年4月，愛因斯坦定居柏林，直到1932年12月。
國籍的爭論 1921年，愛因斯坦撰文指出，“社會或者國家不是他盲目崇拜的對象；他把社會要求個人作出犧牲的權力，完全建立在社會應當給個人的個性以和諧發展機會這一責任之上。”（文集，頁10）愛因斯坦正是從良知、人性、正義的角度看待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的。
1922年，愛因斯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在從日本回國的船上得到了獲獎消息。按要求，在授獎儀式上，獲獎人員要由所在國家的代表陪同；如果獲獎人不能親自領獎，可由所在國家的代表代領。愛因斯坦出國未歸，誰能代他領獎呢？德國和瑞士的大臣都聲稱有此特權。德國稱：“愛因斯坦是德國人。”瑞士說，愛因斯坦是用瑞士護照旅行的。德國作證，1920年7月1日，愛因斯坦曾向德國憲法宣誓，他在柏林科學院任職即為“間接的國家官員”，因而屬於德國公民。瑞士稱，愛因斯坦1901年就已加入瑞士國籍。愛因斯坦適時返回，特別對國籍問題作出兩點澄清，一是在加入柏林科學院時曾經聲明，“不要改變我的國籍”；二是不反對“獲得德國公民權”的說法。（《愛因斯坦傳（下）》，弗爾辛著，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571、573）
1930年，愛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觀》一文中，從哲學和政治學上系統闡述了他的國家觀。在政治上，他崇尚民主而反對專制。他指出，“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義。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文集，頁43）
在哲學上，他認為：國家並不是最重要的，人是高於國家的，人本身才是國家存在的目的。“在人生的豐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覺得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是人格；只有個人才能創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東西。”（同上）
1931年11月22日，愛因斯坦發表了《主權的限制》一文。這篇文章精闢地闡述了他的國家觀。他指出，“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我認為國家的最高使命是保護個人，並且使他們有可能發展成為有創造才能的人。……國家應當是我們的勤務員；而我們不應當是國家的奴隸。”（文集，頁82）
永不回德國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當上德國總理，他無法容忍愛因斯坦這位享有國際聲譽的猶太科學家對國家事務的評論。1933年春天，希特勒的衝鋒隊衝進愛因斯坦在柏林的住宅，將他所有值錢的東西，洗劫一空。愛因斯坦的夏季別墅也被收歸國有。愛因斯坦只因此時在美國講學而逃脫毒手。
3月10日，愛因斯坦在美國發表不回德國的聲明稱，“只要我還能有所選擇，我就只想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裡，這個國家中所實行的是：公民自由、寬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們有用言語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寬容意味着尊重別人的無論哪種可能有的信念。這些條件目前在德國都不存在。”（文集，頁106）
3月28日，愛因斯坦回國搭乘的客輪到達比利時安特衛普港，受到了比利時王室的保護。不久，愛因斯坦乘車到布魯塞爾，他把德國外交部簽發的護照放在德國大使面前，正式聲明放棄德國國籍。為躲避德國納粹的暗殺，愛因斯坦從英國直接返回美國，從此再也不曾踏上德國的土地。
中國文化似乎難以理解愛因斯坦的選擇。這種選擇，是應當解釋為歐洲人淡漠的國家觀念呢？還是應當歸結為愛因斯坦追求“世界公民”的個性？其實，在中國人的精神血脈中也存在這樣的基因。孔子被一些人視為中國的精神領袖，在其政治理想與政治實踐中，也可以看到與愛因斯坦相似的一面。孔子是魯國人，很難說他是魯國的愛國主義者。孔子一生顛沛流離，周遊列國，目的是向各國輸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意識形態。他在各國到處碰壁之後，有些灰心地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主張行不通了，我想坐個木筏到海外去）。”（《論語譯註》，楊伯峻著，中華書局，1980年，P44）孔子曾經向其弟子們灌輸這樣的生存法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現），無道則隱（不進入危險的國家，不居住禍亂的國家。天下太平，就出來工作，不太平，就隱居）。”（同上書，P82）在他眼裡，生活在哪個國家，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選擇的；這種選擇是有條件的，“無道”的可以不伺候。如此看來，愛因斯坦的決定，與孔子當年的信條相比，說明東西文化確有相通之處。
15歲那年，愛因斯坦堅決地放棄了德國國籍，是不滿德國奉行的軍國主義。人到中年，他作為聞名世界的科學家，為了曾經的祖國，他毅然宣誓做德國公民。而當德國與時代潮流倒行逆施，成為世界人民的公敵，德國再次籠罩在軍國主義的陰影里，愛因斯坦不顧生命安危，再次拒絕了祖國。在這裡，中國人奉行的“人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的猥瑣的人生哲學，“沒有了祖國，你什麼都不是”的荒謬說教，對於這位偉大的科學家，沒有任何意義。
4月5日，愛因斯坦從比利時致信普魯士科學院，“我打算辭去我在科學院中的職位，並且放棄我的普魯士公民權。我所以要採取這些措施，是因為我不願生活在個人享受不到法律上的平等，也享受不到言論和教學自由的國家裡。”（文集，頁107）在他看來，平等和自由的理念高於國家的藩籬。
1940年10月1日，愛因斯坦正式宣誓成為美國公民。
（愛因斯坦在白宮）
促美研製核彈
很多年後仍然有人認為，愛因斯坦的一個行為是不可饒恕的，那就是在“二戰”期間，他竟上書美國總統羅斯福，建議美國加快原子能研究，讓美國人以原子彈對付自己的祖國。事實上，美國確實搶在德國前面率先掌握了原子技術。在國人眼光里，這大約應屬十惡不赦的“賣國”或“德奸”行為。
1939年8月2日，愛因斯坦致信美國總統羅斯福，“已經有幾分把握地知道，在大量的鈾中建立起原子核的鏈式反應會成為可能，由此，會產生出巨大的能量和大量像鐳一樣的元素。……這種新現象也可以用來製造炸彈，並且能夠想象——儘管還很不確定——由此可以製造出極有威力的新型炸彈來。”因此，建議美國“加速實驗工作。”（文集，頁177）這封信未能及時引起羅斯福的重視。9月3日，納粹德國向波蘭發動進攻，“二戰”驟然爆發。羅斯福這才意識到這封信的重要性，隨即決定，“我們應當跑在納粹德國的前頭，否則他們將我們炸得粉碎，……”（聶本，頁328）並於1941年12月6日建立了研製原子彈的秘密的“曼哈頓工程”。法西斯德國未等原子彈派上用場就土崩瓦解了。1945年8月，美國為避免在日本本土作戰中大量軍人的陣亡，美軍向日本投擲了兩顆原子彈，日本被迫宣布投降，戰爭提前結束。
有人開始把愛因斯坦叫做“原子彈之父”，因為他的公式 E＝MC2，奠定了原子彈的理論基礎；因為他寫給羅斯福總統的那封信，加快了原子彈研究和製造的進程。
1952年9月20日，日本《改造》雜誌就原子彈問題向愛因斯坦提問。作為唯一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國家，日本人的提問顯然帶有責難性質。愛因斯坦的回答斬釘截鐵，“我卻感到非採取這一步驟不可，因為（當時）看來很可能德國人也會抱着完全成功的希望在同一問題上進行工作。我看，我那時只能這樣做，再無其他可以選擇的餘地，……”（文集，頁306）1953年2月22日，愛因斯坦回復另一封日本來信時也強調，“我的確相信，我們必須防止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萬一會單獨占有這種武器的可能性。在當時，這是真正的危險。”（文集，頁313）遏制“祖國”發展經濟與遏制“祖國”禍滅人類，兩者性質迥異，愛因斯坦選擇的是後者，這兩封回信，都強調了法西斯威脅之下的別無選擇，反映的都是：愛因斯坦開闊的正義胸懷而非狹隘的愛國主義。
懲罰整個德國
愛因斯坦不是一個庸俗的國家主義者，他也不是一個狹隘的愛國主義者。基於法西斯德國給整個人類造成的巨大災難，愛因斯坦作為一個向來主張寬容和解的科學家，對德國民族幾乎作了整體的否定。
1944年，他說：“德國人作為整個世界的一個民族，是要對這些大規模屠殺負責的，並且必須作為一個民族而受到懲罰，……”愛因斯坦不承認“人民永遠不會犯錯”的邏輯，他指出，“站在納粹黨的背後的是德國人民，在希特勒已經在他的書中和演講中把他的可恥意圖說得一清二楚而沒有一點可能發生誤解之後，他們把他選舉出來。德國人是唯一沒有做過任何認真的抵抗來保護無辜的受害者的民族。”（聶本，頁281）這就是國人在指責民主弊端時常用的例證，希特勒是德國人民主選舉上台的，德國人當然要為自己的錯誤選擇承擔責任。在愛因斯坦看來，罪犯不是希特勒，不是納粹黨的領導，不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而是整個德國國家。1944年，他在《華沙猶太人居留區英雄們的訃告》中寫道：“整個德國國家應該為這次大規模的屠殺負責，如果世界上還存在正義的話，德國作為整個國家應該受到懲罰。”（文集，頁198）
愛因斯坦永久放棄德國國籍72年後，德國這個當初被愛因斯坦拋棄的國家，決定將2005年命名為“愛因斯坦年”，並決定將愛因斯坦的政治信條刻在政府大樓上：“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
來源：貓眼看人
歐美看點 2018.06.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