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被野蠻征服，毫無疑問是這個民族的悲劇，中國歷史上不乏這樣的時期。反過來看，如果一個民族（國家）被文明徵服呢？

有人說美國軍隊的管轄圖幾乎就是張世界地圖，在其擔任“世界警察”的過程中，攫取了無法計算的巨額財富，這樣的指責，也被很多人應用到當年的大英帝國身上。

美國用戰爭與征服的方式，在亞洲扶持了兩個民主國家：日本和伊拉克，在歐洲扶持了聯邦德國。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時間，相比之下更長。這樣的征服，究竟是文明的，還是野蠻的？

另外，本文所談及的“民主”，並非專指“多數決”的民主，而是有限政府、共和框架下的民主。

1945年，二戰失敗後的德國被美、英、法、蘇四國分區占領，根據《雅爾塔協議》，之後將舉行大選，建立新政府。但由於蘇聯控制的德國地區抵制大選，1948年，世界上出現了兩個德國：東德和西德。

冷戰開始了。冷戰的另一層意義是競賽，東德四十餘年的人口外逃史其實早早揭示了勝負。眾所周知，希特勒德國是一個納粹國家，而蘇聯控制下的東德用它四十餘年的“成就”告訴世人，集權國家的民眾生活和自由度，還不如從前。但當時，蘇聯支持下的東德更被看好，眾多預言家紛紛唱衰西德：“每個西德人每5年才能有一隻盤子，12年一雙鞋子，50年一套衣服，5個孩子中有一個能有自己的尿布。”

實際情況正好相反。西德幾年後就實現了經濟騰飛：從1950年到1966年，GDP增長兩倍，平均年增達7.1%，不僅在同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名列前茅，也大大超過本土史上增長最快時期！復原時間短到如此不可思議，西德靠的是什麼？難道真是憑藉希特勒所謂的“雅利安優等人種”？但若果真如此，東德為何做不到？

美國提供的馬歇爾計劃性輸血，是德國得以實施大規模戰後重建的基本要素。德國在二戰中工業體系全毀，貨幣體系崩潰，而馬歇爾計劃不僅是物資援助和財政借款，還有工業基礎材料等外貿讓利，以及用強大的美元信譽給德國的債務陪綁。

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本質上也屬於馬歇爾計劃，屬於“秩序”輸出，德國在此秩序基礎上開始了全面復甦。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最重要的價值，就在於確保了市場的自由競爭和有序發展，實際上，馬歇爾計劃的核心正是美國的意識形態——自由市場經濟。

西德的成功，是任何人都無法視而不見的，但至今仍有人認為，西德之所以走向與當年相背離的“另一個極端”：民主，透明，反官僚等等，是出自對納粹制度的極度敏感。其實，這不是敏感，這正是美式民主的真諦。

1945年8月，二戰失敗國日本投降，國內愁雲慘澹。盟軍最高司令部1946年初統計顯示：“日本損失了總體財富的1/3，農村生活水平降到戰前的65%，城鎮降到55%。”到處是頹敗、絕望之氣。

很快，日本被美軍占領。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不無得意地表示：“我對日本國民，事實上具有無限的權力。我是八千萬日本國民的絕對統治者！”

跟分區管理德國不一樣，從1945年8月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到1951年9月舊金山片面媾和條約簽訂，美國對日單獨占領六年，並進行了全面改造，迫使日本完成了明治維新後一直未達成的民主化改革，成為真正的現代化國家。

政治改革。在美國人心中憲法高於一切，因此首當其衝是取締充滿封建色彩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制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天皇失去實權，日本變成名副其實的君主立憲；議會改成由選舉產生的美式兩院制，內閣從天皇任命改成議會多數黨領袖組閣，內閣首腦從對天皇負責變為對議會負責；以美國的聯邦體制為藍本實施地方自治，地方首領由居民選舉產生，地方設有議會，徹底鬆動了傳統的中央集權。

麥克阿瑟離開日本，30萬日本民眾前來送行

經濟改革主要有兩塊。第一是解散財閥等壟斷資本，剷除法西斯經濟基礎；第二是農地改革，使原來依附政府生存的窮苦佃農變為有生產資料的自由農民，改革後的十年裡農產量增長60%，為日本的經濟快速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

其他範疇內，教育改革全面而徹底，禁止傳授封建倫理，確立九年義務教育，確保青少年都能接受新式教育；廢除宗教團體法，禁止在公開場合宣傳神道教、政府不得支持神道教，鼓勵信仰基督教，使得基督教成為日本較有影響力的信仰之一；作為現代法治國家的代表，美國通過電視節目、好萊塢電影、暢銷書和自身強大的實力，引入自由、民主、平等等觀念，幫助日本人逐漸建立了現代價值觀。

改造是按照美國民主發展的道路進行的，起初雖具強迫性，但結果是成功的，不僅削弱了法西斯力量，更為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肅清了障礙。 20年的軍事管制和民主改造，使當年被炸成月球表面的東京成為世界最大的現代都市群，日本從廢墟中重新崛起！

海灣戰爭讓我們認識了伊拉克，美伊戰爭讓我們了解了薩達姆。冷戰結束後，美國和伊拉克一共打了兩場仗：第一場遏制了伊拉克的擴張野心，第二場推翻了薩達姆的殘酷統治。

伊拉克同日本的相同之處，在於被占後一夜間從極權國家過度到民主制度。2003年9月，由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政治重建正式開始，美國的槍炮，讓伊拉克少走了一些國家用一百年還沒有走完的民主之路。

然而，專制突然垮台，民主不可能一夜之間建起，尤其是民主理念，連西方國家都經過了上百年的啟蒙，幾千年的專制哈里發國家伊拉克（古稱巴比倫），必然會經歷一場場甚至長期的撕裂之痛。

這也是伊拉克民主被很多人詬病的重要原因所在。媒體和多數人認為，自從薩達姆被推翻後，伊拉克的恐怖事件層出不窮，而這在薩達姆時代是看不到的。表面看的確如此，但很多人不曾考慮：襲擊事件是看得到的恐怖，而薩達姆時代那些看不見的恐怖---鎮壓，其頻率和規模比這要殘暴得多，薩達姆才是最大的恐怖組織頭目。當年薩達姆政府嚴重侵犯了庫爾德人利益，該地區的反抗最終導致所有的庫爾德村莊都被碾平！南方什葉派的反抗被血腥鎮壓後，連電都不給提供---即使民眾有其他聲音，誰敢說出來，誰又能聽到呢？

其實，後薩達姆時代的諸多問題，與美軍過早撤出伊拉克不無關係。大多數恐怖襲擊製造者來自國外，而全球至今沒有反恐的真正有效手段，這是美軍駐守八年才撤的原因---前提是伊拉克已有能力自己打反恐戰。但在2011年美軍撤離時，這個結論尚存爭議，但反對意見沒被採納，隨後危機真的出現了：2006年，納粹之後最大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境內建立。伊斯蘭國的暴行，使美國不得不於2014年重返伊拉克，打擊IS武裝分子，幫助新政府軍收復失地。

更重要的一點，推翻薩達姆後，美國並沒有為伊拉克親自立憲和重組權力機構，例如伊拉克憲法仍然規定政教合一。倘若美國像重建日本一樣重建伊拉克，很多悲劇就有可能避免。

伊拉克的戰後到底如何？事實上，薩達姆倒台後，伊拉克民眾的生活水準一直處於提升狀態，且進展迅速。央視2016年7月24日報道：“自2003年伊戰結束以來，伊拉克經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人均收入得到顯著提高。”據世界銀行統計，2004年伊拉克的GDP就超過了2002年水平，至2013年，比戰前增長了87%，其他各項生活指標也都明顯改善。今天伊拉克的真實現狀是：伊拉克多數民眾對推翻薩達姆是歡迎的，對民主進程和人民享有的民主權力是基本滿意的！

根據法新社最新消息，12月9日伊拉克政府軍宣布，被“伊斯蘭國”占領的所有領土已全部被解放。相信伊拉克今後的民主之路會越走越順暢。

印度的民主直接傳承於英國議會制度，很多人因此認為，其成敗得失可以對民主的普遍價值進行錯對判斷。而在其中某些人眼中，通過印度，民主已經和貧窮、混亂、低效劃上了等號。

的確，相比於某些國家，印度的很多“硬指標”（比如GDP）還有差距，但縱向來看，印度真正打開自由市場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從這個角度看，印度的發展還是相當快的。例如，世界銀行提供的印度平均壽命數據，1983年是56歲，2013年已經提高到66歲；三十年前印度的死亡率高達12‰，近年來則下降到8‰，可見其在醫療衛生方面的長足進步。全民享受免費醫療，從幼兒園到高中教育全部免費，這都是足以讓印度人感到驕傲的巨大成就！

更明顯和更重要的，是英國對印度進行民主改造前後的反差。1858至1947年間，整個印度次大陸都是英國的殖民區。1880年的印度鐵路全長7000英里，1939年時是4.1萬，六十年增長7倍。不止鐵路的增長，文教事業更是巨星閃耀，加爾各答大學、馬德拉斯大學、孟買大學這三所印度歷史最悠久的名校，都是在1857年仿倫敦大學而建。畢業於馬德拉斯大學的溫卡塔·拉曼因發現拉曼效應，榮獲193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擅長英文寫作的泰戈爾，1913年成為諾貝爾文學獎亞洲第一人。就連獨立鬥士甘地和尼赫魯，也都是英式教育薰陶出來的。

社會變革同樣引人注目。寡婦殉死是印度習俗，1818年僅孟加拉管區就有800個寡婦殉死。這種習俗根深蒂固，但是，1829年，總督班廷克勳爵還是頂着印度社會的巨大壓力，成功廢除。某些山地盛行人身祭祀，總督哈定勳爵採取強有力措施予以了禁止。而力圖革除諸如禁止寡婦再婚、寡婦殉夫、戮嬰等習俗，熱心修鐵路、興水利、設學校的總督大賀胥勳爵，在印度獨立後，還被印度史學家稱為'非常刻苦的行政官''心腸仁慈的統治者'。

古老的印度等級森嚴，在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這四個等級之外，還存在一個賤民階層，處境悲慘，連利用公共設施的權利都沒有。1923年，孟買當局通過決議，不向拒絕賤民子弟入學的學校撥款。從這時起，賤民學生才正式得以入學上課。1925年，馬德拉斯管區又通過法令，宣布不可接觸者和其他種姓一樣，擁有使用道路、水井、池塘等公共設施的權利。

變革道路上最頑固的阻力，常常來自印度人自己。也正因此，在印度憲法之父安培德卡爾看來，英國的統治不僅給印度帶來了自由、平等、法治等觀念，也實實在在地帶來了鐵路、郵政等物質方面的進步。可以肯定地說，自從英國獲得這片大陸的統治權以來，印度的整體進步，比其歷史上任何其他時期都更巨大。

八十多年後的今天，印度民主收穫了更加巨大的成果。比如，印度從未發生過軍事政變，政權交替一直都是通過選舉和平進行，而印度的選舉具有相當的權威性，最近二十多年來沒有出現過任何結果不被承認的爭議性事件。印度不是通過革命對等級社會予以改造，而是通過憲法規定廢除種姓制度，選舉政治也使低等級民眾逐漸認識到選票的力量，以致政壇出現一批代表他們的政黨和政治家，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1997年，“賤民”成員納拉亞南當選印度總統，雖然沒有什麼實權，但不失為印度民主的象徵性成果。而在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時，印度輿論還曾熱議：今後印度有無可能由一位'賤民'出任總理？

固然，今天的印度民主依然存在諸多問題，依然深受種姓制度及宗教問題的影響等等，但正如美國哲學家杜威所說：“民主有病時，加重民主成分便藥到病除。”民主制度本身，就是提高民主質量的最佳途徑。無論是堅決同英國決裂的甘地，還是模仿蘇聯體制的尼赫魯，他們的相同點是同為民主的忠實倡導者，英國民主對今日印度的深刻影響可見一斑。而印度民眾對尼赫魯—甘地家族權威的傳統崇拜，正在多黨競爭中逐漸淡化，正是民主依靠民主本身持續前行的鮮明一例！

對德國和日本的民主改造，是美國對整個人類巨大的貢獻，隨着兩個專制國家走上民主化道路，兩個戰爭策源地被以一種和平的方式消除。而上世紀八十年代東西德的差距，今天南北韓的差距，儘管是同一民族的不同遭遇，但也清晰預示了伊拉克和印度等國家的轉型必然！如何看待文明對野蠻的征服？也許，被征服者的美好生活，才是最靠譜的答案。

來源： 不讀平凡書 2018.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