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陣，中國出現了一波抗議示威活動，主要以大學生為主，據說發展到百多個高校。因為示威者以舉白紙為號，美稱“白紙革命”。誇張了。比較準確的說法，或許是“白紙運動”。 在白紙運動波及中國多地多所大專院校，且溢出國界，在西方多國多地的海外華裔學生中爭先恐後展開之後。近期，中國內部的防疫政策似乎出現了鬆動的徵兆。於是，有觀察人士興奮地認定：白紙革命改變了清零政策，中國民眾走上街頭的抗議示威讓中共政府改變了極端的防疫政策。 表面上看，似乎真是這樣。甚至，習近平本人似乎也在暗示防疫政策將會發生重大變化。 形勢喜人。且慢！想一想：在中共歷史上，什麼時候這個黑幫黨派傾聽過民意？ 誰手裡都沒有水晶球。然而有人說：歷史學是最好的未來學。西方人看人看歷史也是一個道理。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政府，其歷史上形成的行為模式往往會延續下來，在類似的情形下再次起作用。 就本人對中共歷史的了解，中共只相信兩件工具：筆桿子與槍桿子。前者是宣傳，目的是洗腦；後者是暴力，目的是壓迫、鎮壓、恐怖統治。 許多人把白紙運動與六四運動相提並論。時間回到1989年的六四學運社運，我們看到：中共政權對於大規模民意的對策是什麼？宣傳，比如在《日人民報》上給學運社運貼上黑色的標籤，來為廣大民眾洗腦；暴力，圖窮匕見，調動大批軍隊來對六四參與者血腥鎮壓。 中共政權作為共產極權的本質不變的情況下，我們有什麼理由認為：他們會改變對民意的對策？ 具體到習近平，作為毛澤東的隔代傳人、小學生。他在政治上的舉措基本上就是對毛的陰謀詭計的模仿。毛在政治上是如何搞陰謀的？我們來看一看： 毛在政治上面臨巨大壓力的時候，有過以退為進，用緩兵之計，然後再變本加厲反撲的諸多例證。 比如，大躍進、人民公社餓死四五千萬中國人後，毛在黨內面臨巨大壓力，於是他宣布退居二線，讓劉少奇上；之後藉機反撲，把劉整得不得好死，把反對他的黨內勢力整得七葷八素。 再比如，57年把五十萬知識人打成“右派”，後來被批評了；毛似乎也自我批評了。然而，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變本加厲地打擊迫害中國有點文化的民眾。 海外觀察中國時政的一些觀察家們有一個常見的誤區：把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下的民意力量的邏輯套用來觀察中國政治。 西方國家對民意的尊重是建立在自由主義理念與民主選舉制度的基礎上的。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民意的虛可以借用選票的實來達到改組政府、改變法律、甚至改革社會的效果。 中國沒有民主自由制度。中共政權是一種極權主義制度，其前身是納粹德國的極權主義、蘇聯的斯大林主義。這一政治上的本質迄今未變。極權主義政治的邏輯與民主自由制度的邏輯是大相徑庭的。極權主義社會暴力至上。誰擁有政權誰就是立法者、執政者、統治者。中國的民眾沒有選舉與被選舉權，中共的執政地位是通過暴力奪取的。在這樣的歷史與現實處境下，民意基本上影響不到中共的決策。 從情緒上我理解為什麼海外華人會把“白紙運動”上升為“白紙革命”，會把中共口頭上的鬆動看作政策的根本變化，會把防疫政策的變化歸功於中國民眾的抗議運動。 然而這種一廂情願的看法實在是禁不起推敲。一個普通百姓沒有選舉權的國度，民意只不過是當權者手中的工具。手中有暴力工具的中共黑幫從來不在乎民意。而像習近平這樣的獨裁者，黑幫頭目，前有毛皇帝、鄧（半個）皇帝的榜樣、手段可學，對於反對自己專權的力量，不論是來自民間，還是來自統治階層內部，辦法從來都是無情鎮壓。 網絡上看到：中國各地沒有真正解封，或“外松內緊”、或說一套做一套。與此同時，不斷傳來參與白紙運動的學生、民眾失聯的消息（大概率被中共綁架監禁乃至殺害）。中共出名的“秋後算賬”似乎已經開始了。 白紙運動的重大意義在於喊出了推翻中共政權的口號，比三十三年前的六四運動在思想上有了質的飛躍。然而，能否成為“白紙革命”，還有待觀察。思想上台階了，行動呢？零星的抗議作用有限，沒有大規模、全國性的、涉及更多社會階層的協同行動，真正的改變不會出現。 眼下可以觀察到的是：海外的華人社群對中國的“白紙運動”有不少接力的活動，然而中國國內似乎已經偃旗息鼓了。 白紙運動在這個階段，依然停留在口號和思想層面，因此還說不上是“白紙革命”，離改變中國還有一大段距離。 白紙運動讓我們對中國民眾特別是知識人思想上的成長感到欣慰。然而，認為白紙運動達到“革命”的高度，改變了中國的清零政策，或許是一種盲目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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