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1957(ZT)

钱钟书说：知识分子最大的罪过就是互相出卖。

1949年，面对改朝换代的变革，钱锺书夫妇最终选择留在国内。杨绛说：“解放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谣言传说共产党要‘杀四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凭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们‘短命死矣’，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实话实说。”“我们发现新中国并不像反苏小说中所说的。我们既然只求‘坐冷板’，端上‘金银饭碗’生活无忧，有书可读，还要求什么呢？”（吴学昭《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大公报》2010年11月7日）“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我们仨》，第12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其实早在1948年，香港大学就曾约钱锺书去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教授，朱家骅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牛津大学也约他去任Reader。但他们宁死都不愿离开大陆这片故土，以最坏的打算留在国内，以最低的要求求生于新中国，所以结果往往使他们有“始愿不及此”之感。

“有惊无险”的1957

1957年的春天，天气异常。《顾颉刚日记》4月9日记：“今日仍大雪，北风颇厉，以清明后四日而有此，为我生所未见。气候又降至零度下，如此倏寒倏暖，不知又病倒几人！”（《顾颉刚日记》第八卷，第229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京城里病毒肆意，流感流行。

杨绛说，就在这个早春时节，钱锺书被请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可能参加了3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毛决定发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鸣放是真心诚意的，感到很兴奋。钱锺书的好友傅雷参加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在给国外的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钱锺书：20世纪的人文悲歌》，第552页，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他的兴奋、激动、虔诚溢于纸面。毛的一席话就让他对其顶礼膜拜，可见讲话多么具有煽动效应。即使如此，像钱锺书这类知识分子，对形势的认识仍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和保留。费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写出了当时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顾虑：“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吃不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早春天气”，说出了许多人对形势的看法，传达了他们复杂的心绪，从一个侧面“标示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潮流中所处的‘夹缝’位置，以及他们难以把握自身命运所必然产生的复杂的思虑。”（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第23-2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初春时节，天寒料峭，钱锺书心里惦记着父亲钱基博的病。这时冒着严寒，他来到武昌。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他似有预料，在这一年写下的《赴鄂道中》诗五首最后两首中，他写道：

奕棋转烛事多端，

饮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应褪净，

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

隐隐遥空碾懑雷。

脱叶犹飞风不定，

啼鸠忽噤雨将来。

杨绛说后两首诗寄寓了钱锺书对当时情形的感受。许景渊解读后两首诗说：“‘反右’之大潮即将到来，山雨欲来，风满高楼，一时人心惴惴，诗中‘脱叶’‘啼鸠’句喻知识分子之心态也。‘邯郸无梦’‘妄膜尽褪’则言先生胸怀高旷，超然物外，妄念全消，自不致再堕尘劫矣。足徵诗人颖悟，见微知著，故能摆脱尘烦，得非所谓机动心应者乎？”（许景渊《从钱锺书先生学诗散记》，《记钱锺书先生》第9页）“脱叶”二句尤其形象地表现了“放”而将“收”前夕知识分子的惶惑心理。脱叶犹飞，风向未定；古人过此，尚有黄粱美梦可作，而他夜过邯郸，正是入梦之时，却早已妄心全息，如膜褪净，连梦都没有了······（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随笔》1988年第4期）钱锺书曾在1986年4月把这两首诗写赠与钱基博的学生吴忠匡，以纪念吴在“反右运动”里的遭遇（1957年吴被补划成右派）。

钱基博在1949年后，也选择留在大陆，一直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即华中师范大学）就职。这位著作等身、深受尊重的国学大师，对新中国充满了热情和期望。1953年（67岁）开始，他身体转差，说话有困难，不再去教室上课，而是在家帮助指导青年教师。1957年春，儿子钱锺书再次来探望他时，他已病势沉重。此前，钱锺书每年寒暑假都会来武汉探望双亲。谁也没料到，此番一别，父子竟成永诀。

4月，中共中央正式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文学所内立即组织号召鸣放。但钱锺书并不“买账”，依旧“咬紧牙关”。“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我们仨》第135页）“风和日暖，鸟语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上面一再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动员催促，请客吃饭座谈，鼓动鸣放。其中有我们的老相识，也有人是我们心目中的政客。几位老相识还亲自登门来敦劝我们鸣放；当初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是他们，这会儿号召鸣放骂党也是他们。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话都正确。钱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随声附和。’”（吴学昭《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大公报》2010年11月7日）

5月，他的叔叔钱孙卿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谈会，钱孙卿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钱锺书夫妇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钱锺书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许大雄《我与〈围城〉中的赵辛楣》，《文汇报》2010年9月11日）

就在“反右”开始之前，有出版社编辑来京向他组稿。他说，这几年自己专注于翻译，没有创作，拿不出东西来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围城》，他也婉言拒绝。编辑对他说了一些“百花齐放”一类的话，“他呢，好像早拿定了注意，只是微笑，总不点头”。（刘金《已到春暖花开时》，《记钱锺书先生》第206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

钱锺书从武汉回京后，“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们仨》第136页）没想到担心什么来什么。重病之中的钱基博被成功“引蛇出洞”。这一年，年届古稀、身已患疾、担任政协委员的钱基博，响应中共“鸣放”号召，抱着切实帮助执政党整风的态度，“本着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良好愿望”，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后被人称为“万言书”的信。信中，他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敞开胸襟，提出了很多事关党和国家建设大计的真知灼见。

6月，“反右”开始。钱锺书的众多师友和亲属纷纷落网。文学界的冯雪峰、周勃、陈涌、何直等相继落马。家人中钱孙卿、许景渊、钱锺汉、钱锺毅都被划为“右派”，钱基博受到批判。

钱基博的“上书”震惊湖北省委。省委当即将这封信转交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要求学校组织对其批判。1957年夏，华师校园内开始出现揭发与批判钱基博的大字报。7月初，钱锺书有“突击任务外调工作”，未能请假探亲。（罗厚《钱锺书书札书钞续一》，《记钱锺书先生》第329页）在父亲因言获罪后，组织上派人来京就此事“征询”他的意见，他回话说：“他年岁大了，你们认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王武子《关于六“不”说之说》，《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1月27日）虽不说饶其一劫，只是提醒人家自己父亲年事已高，何必追究；也深知大势所在，难左右大局，露出不尽无奈。9月26日至29日，历史系和中文系组织教师连续几次对钱基博进行了批判。夏天过后，钱基博的病情急转直下。1957年11月31日，在病痛的折磨下，在极度的压抑与忧郁中，钱基博溘然长逝。在这个批斗的过程中，以及去世后，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

文学研究所内形势复杂，人心浮动，此时已展开了激烈的鸣放、辩论和批判，如从12月10日至27日，历时17日，文学所内大小辩论会开了无数次，在所内形成了三大派别：系统派、当前派和并重派。这时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已脱稿，并在这一年发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诗人短论》和《序言》，虽然他在1957年6月写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书照样受到批判。后来他在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余英时认为“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的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化昆仑》第207页）其实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好评，如上层胡乔木和周扬当时都有称赞的话。好在小川环树的评论，很快扭转了批评的方向。

对于反右派运动，钱锺书夫妇本以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足为奇，直到运动结束，才知道右派的严重。据杨绛说，运动总结时，他们“很正确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我们仨》第136页）不知此话对何人总结？在当时的特殊气候下，以他两人的个性，敢对组织承认右派言论吗？

总的来说，钱锺书有惊无险的度过了1957年，并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钱锺书何以能逃过此劫

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与晚年杨绛关系密切的吴学昭曾撰有《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杨先生的文字（实际上就是转达杨的观点）。杨绛说：

“钱锺书凭什么应该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鸣大放，他没说一句错话，说的全都正确，却也不是违心之谈，凭什么该是右派呢？无非凭那份黑材料，认定他是‘全国最反动的知识分子’，还有别的理由吗？”“我们也见到共产党确为人民办了好事。经过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直以为人都变得没有人性了，心上害怕。看了大字报，原来一点没变。只要知道人性未改，我们就很称心。”“我们从未参加过‘大合唱’，鸣放也是‘大合唱’，这回是大合唱骂共产党。我们不参与‘大合唱’，完全是自然的。”（类似表述亦见《我们仨》）

钱锺书能避过“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对时事的认知有先见之明呢？杨绛也回答说：“哪有什么先见之明。钱锺书和我都‘脱离政治’，历次运动都不积极。”“我们只是‘不靠拢’，从来未表示过入党之求。不爱开会，勉强应景。对一切运动存戒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极端，一切运动都运动过头。”“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经过长期策划的手段，使我们想起来都后怕，对‘政治’更加悚然畏惧。所幸我们当时虽对右派言论思想上有种共鸣，却没有发表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逃过了厄运。”（《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钱锺书的不说确实保护了自己。解放后，他最明智之处也就在于，很多事他看在眼里，思在心里，绝不说、不写，因为他知道，“祸从口出”。这和解放前比变化很大。吴学昭认为：“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锺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他说过：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ience.多少年来，他保持沉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但也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2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钱锺书不说不代表没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文人士子，以文字笔墨曲笔含沙者并不少见，钱锺书也不例外。李慎之回忆说，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读到《宋诗选注》时，曾为书中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捏一把汗，还说乔冠华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邓绍基《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光明日报》2003年10月15日）这种曲笔言志的写法，在文革后推出的《管锥编》中更为常见。今者有人批评钱锺书的“默默无言”，缺少“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蒋寅《在学术的边缘上》，《钱锺书评说七十年》第15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这是缺乏历史体验、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无知妄语，他们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储安平那样，言人所不敢言。钱锺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现，没有洞悉政治本质的远见，没有坚守个人独立人格的决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钱锺书“黑材料”中“污蔑领袖著作”等言论，我想不是毫无来由的，它符合钱氏说话的风格。

钱锺书自己分析，他能轻易逃过关，主要是他非共产党员，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记钱锺书先生》第183页）这显然是书生看法。其实“反右”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辜的，都没有说错什么话，都没有理由被划为“右派”。仅仅因为自己的谨言慎行就能免于浩劫，这是天真的认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已被传闻说过“反动言论”的钱锺书，能免于被划为“右派”，应该不仅仅像杨绛说的这么简单。

除了谨言慎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钱锺书的“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使其身罩保护伞。在1957年之前，“毛选翻译”，“外事翻译”，这些经历一度让海外盛传他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钱锺书曾对夏志清苦笑着说，他非共产党员，怎么会有资格去当毛的秘书？（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记钱锺书先生》第180页）海外之所以会有他担任过毛的秘书的传闻，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和胡乔木等中央高层都曾因外事顾问过钱锺书。（陆纬《清华狂才子当代一鸿儒》，《文化昆仑》第256页）有人说，钱锺书翻译毛选，“此事具有明显而光荣的政治意义。不论钱、杨主观上是否有不问政治、甚至有意疏远政治、清高超脱的倾向，但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柳鸣九《君子之泽，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锺书、杨绛》，《“翰林院”内外》第8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不仅如此，高层中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都是他的同学。夏志清猜测说：“在大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无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钱自称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并不这样简单。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让当代第一博学鸿儒卷入无谓的斗争之中。”（《重会钱锺书纪实》，《记钱锺书先生》第183页）尤其作为毛的秘书的胡乔木，从“文革”后他主动为钱锺书分配房子一事，就能看出他对钱的重视。胡乔木直接负责了1950年和1951年的整风，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也是通过他的笔第一次公布于世的。1957年的运动前后，胡乔木都是紧紧迎合毛的思想，为运动推波助澜的，他还不清楚这场运动的走向吗？“文革”中曾与钱锺书夫妇大打出手的林非、肖凤夫妇撰文称，在他们两家打架之后的第二天，单位的领导就找他谈话，“训斥他怎么敢跟大有后台的钱锺书吵架，说是他已将我们告到他的一位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那里”；“这对夫妇用心真是凶狠，竟要搬动这么大的后台来压垮和摧毁我们”；“幸亏那位当时的高官与我们素不相识，无仇无怨，所以并未听信一面之词，将林非置于死地”。（肖凤《林非被打真相》，《作品与争鸣》2000年第4期）但是杨绛似乎有意撇清他们与胡乔木的关系。《听杨绛谈往事》：“‘文革’前，胡乔木对钱锺书比较冷淡，而‘文革’后却十分亲厚，关心照顾，先后判若两人。钱锺书也不明白什么缘故。”（《听杨绛谈往事》第314页）揣测“二乔”在钱锺书1957年命运中的影响，这种世俗的眼光，也许是对他的不敬，但很多事在特殊环境下是撇不了关系的。

“反右”从开始到尾声，钱锺书目睹了知识分子之间相互揭发、甚至诋毁的丑态，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提防、冷漠。可他对在“反右”中受伤害的人与迫害他人的人态度非常鲜明，是非分辨得很清楚，从未失却自己一贯做人的本心。郑朝宗1957年因言获咎，困顿三年。钱锺书听到他“归队”的消息后，第一个写信给他表示关怀，嘱咐他要读书养气，勿因受挫而从此消沉。（郑朝宗《怀旧》，《不一样的记忆》第115页）萧乾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被送到柏各庄农场劳动。一次回京，路遇钱锺书，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并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头与之交谈一刻钟。文洁若说，那年月要是让哪个急于立功的“积极分子”撞见了，马上就会给汇报到人事部门去，成为日后挨整的资料，然而钱锺书先生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文洁若《与钱锺书先生邂逅街头》，《北京晚报》1999年1月5日）同样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吴兴华，那时也是有意回避亲友，以免连累别人，但钱锺书见面还是主动和他打招呼，态度一如既往，并无敬鬼神而远之的意思。（谢蔚英《和钱锺书做邻居的日子》，《北京晚报》1999年2月26日）而在1979年出访美国时，有人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锺书忽然对着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化昆仑》第208页）他对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倾轧深恶痛绝，这一点与乃父钱基博有相似之处。胡志德分析说：“钱氏认为，就文人打破社会等级和背叛自己阶级地位所达到的程度而言，他们知识分子间的互相斥责，甚于国家在他们的不利处境中起的作用。依钱氏看来，最大的罪过就是trahhison des clercs，即知识分子互相出卖。”（《钱锺书》第14页）

1957年过去了，顾颉刚在年终日记中写道：“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苏联贡献最多，有人造卫星，有星际火箭，有北极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阳能之发现。中国方面，以完成长江大桥为最显著之成功，而发动反右派斗争，使人知物质建设必须赖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间路线，亦促进觉悟之大事，有划时代之意义者也。”（《顾颉刚日记》第八卷，第359页）言语间依然无觉醒之意。如果说意义，这一年在中共执政以后的政治转型过程中无疑具有标志意义，让中国知识分子实实在在经历了一次心灵与肉体的考验。但对于钱锺书以及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反右”还只是一场悲剧的开始，还有一场更大的文化浩劫在不远的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