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浩劫》（4）

第一章 破四舊：幾多文物付之一炬（4）

“橫掃”民間文學

湖南江永縣有一種僅為婦女懂得的文字，人稱“女書”。雖流傳已近千年，因為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傳，從未與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新疆說唱文學《江格爾傳》是民族文學的奇葩，德國近二百年前就翻譯出版，俄文版問世也有一百多年。如今中國的《江格爾傳》卻被抄盡燒光。說唱《江格爾傳》藝人“江格爾齊”無一不被鬥爭，有的甚至被拔了牙，無法再唱！

西藏民間故事《格薩爾》，是世界少有的長篇巨製，一百五十萬行，一千二百萬字，以藝人說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傳了一千多年。文革後，藏族民間說唱《格薩爾王傳》的藝人都被鬥爭、禁止說唱。他們收藏的手抄本則一律沒收銷毀。座落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囊謙縣的嶺國寺里當年格薩爾王用過的寶劍、長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幾十部用金字書寫的有關嶺國（今玉樹藏族自治州一帶）歷史人物的傳記，全都沒有逃過這場災劫。

文革前，青海省文聯收集整理《格薩爾》，已編譯了八百萬字。現在，這成了青海文聯“文藝黑線”的罪證。在“破四舊”中，“焚燒了已編印和從老藝人口中記錄的大量資料，三十四本漢譯紙型全部被送入造紙廠。”幸虧青海文聯“一位同志倉促搶救出《格薩爾》手抄本珍貴資料，藏入地洞。一部份珍貴資料才被保存下來。”【漢譯本於一九八一年出版】

文革前貴州文聯“已編印的貴州二十多個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間文學資料，幾乎蕩然無存。”一九五○年成立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十七年中經廣大群眾着集的大量民間文學原稿，大都被送進造紙廠，倖存者很少。”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屬“砸爛單位”。“一九七二年，在處理所謂‘砸爛單位’中，民研會所有庫存的自建會以來編印的各種民間文藝書籍、刊物、內部資料，全部被當作廢紙送進造紙廠。”

民間音樂屬“封”。福建省文聯“花了三年多時間採集的可連續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時的一式兩套民間音樂和地方戲曲唱段，全部被毀。”

文稿史料大災劫

許多珍貴書稿、史料未及出版就被焚毀，損失無法計量。

河南修武縣有個出生於祖傳世家的老獸醫李蔭香，年近七旬了。從醫五十年，救治牲畜無數，有“活馬王爺”之稱。他積幾十年心血總結、創製的驗方及親手抄錄的藥書全被付之一炬，氣得他當場暈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辭世。

《人民文學》主編秦兆陽在戰爭年代作了十幾年筆記，約一百萬字，在行軍打仗最艱苦的日子裡，曾托老鄉埋在地下，保存下來。而今他是“大右派”，文稿全被抄走，一把火成了灰燼。

法學教授徐恭典退休後，在家鄉浙江常山縣潛心著書，十年間寫的文稿全被燒毀。小說《紅旗譜》的作者梁斌被關進了“牛棚”，其小說《戰寇圖》的手稿從此下落不明。人民出版社編輯牛汀曾被打成“胡風分子”，是當然的抄家對象。他的一部長篇小說、一部中篇小說的書稿被抄走，就此失蹤。

中國科學史專家胡道靜專攻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科學著作、宋人沈括的《夢溪筆談》。日本同行推他為“當今中國研究《夢溪筆談》的第一人”。日人翻譯此書時就以他的《夢溪筆談校證》和《新校證夢溪筆談》為參考依據。六六年春，他的新作《夢溪筆談補證》已寫成四十多萬字，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為之題了封面、寫了序。可是未及出版，那本書稿就被燒成了灰燼。

中國新聞事業的先驅邵飄萍一九一八年創辦《京報》時，是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的導師。青年毛澤東曾數次登門拜訪，並接受過邵氏金錢上的接濟。因《京報》言論開罪軍閥，邵於一九二六年被奉系軍閥殺害。如今革命革到邵飄萍，《京報》館舊址和邵氏住宅內的藏書、手稿、資料圖片，全部被抄走。邵的髮妻湯修慧則按當時“地、富、反、壞、右”遣送回籍的原則，被趕回浙江金華。直到第二年湯女士致書毛澤東、毛批示同意後，她才獲准回到北京。

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二六年退出後長期在國民黨政府擔任要職、包括駐蘇聯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古董字畫被燒毀砸爛不說，他的尚未出版的《使蘇日記》的文稿也抄走。該書稿記錄了當年國民政府與斯大林、蘇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辛，佚失後再也無處尋覓。

江蘇省如皋縣中學的學生從老師俞竹筠的家中抄出四封作家老舍給俞竹筠的信。那是十年前俞在揚州中學讀書時將自己的習作寄給老舍請教後老舍的回信。那四封他一直珍藏着的老舍信札，如今成了學生的戰利品，被一一撕得粉碎。

中山大學老教授粱宗岱二三十年代在詩壇風雲一時，曾被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稱為“天才的中國青年詩人”。他珍藏了二十多封羅曼．羅蘭和瓦來里寫給他的信，如今被抄家者發現，全部被毀。

一九五五年入獄的潘漢年是中共歷史上一個不尋常的人物。一九三○年三月，他主持成立左翼作家同盟。一九三三年底，他作為中共的代表與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第十九路軍談判。紅軍長征時他是紅軍總政治部的宣傳部長。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後，他到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一九三七年初，他陪周恩來到杭州，與蔣介石秘密談判。抗日戰爭後期，他奉命與日本、汪偽集團秘密談判反蔣事宜。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主持工作，將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秘密送到中共控制的地區。他腦子裡存有大量中共的史料。文革開始時，他已寫了幾十萬字的自傳。可是審訊者說他寫的自傳是“變天帳”，當着他的面下令燒毀。他被兩條大漢鉗住，祗能絕望地喊道：“你們不能燒啊，要燒，燒死我吧！”文稿被燒光後，潘漢年至死沒再動筆，他腦子裡的無數史料便與他的軀體一道火化，永遠堙沒了。

自己關門焚毀資料

因怕惹禍而自己關門燒掉、毀棄的珍貴物品不知凡幾。畫家李可染藏有一幅齊白石所贈的畫，上有齊題的幾個字：“可染弟子書畫可以橫行天下。”李氏無處藏畫，又怕“橫行天下”惹禍，只好採取笨法，用剪子剪去了這幾個字。

同任何外國人聯絡都可能引來殺身之禍，曾經到過外國的學者無不膽顫心驚。著名的物理學家黃昆是美籍華人、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楊振寧的老同學、老朋友。幾年前，他曾收到楊輾轉託人送的一本《基本粒子——原子物理上一些發現的簡史》。楊振寧在扉頁上題了詞：“給黃昆：紀念我們共同了解現代物理秘奧的時日。當時形成的熱情的友誼沒有隨時空的隔離而消失。”現在，黃昆捨不得毀掉這本老朋友的著作，又怕楊的名字惹來橫禍，思量再三，不得不撕去毀掉了楊振寧題字的那一頁。

曾經是名記者的蕭乾，四十年代為研究英國二十世紀偉大作家摩根．福斯特【《印度之旅》的作者】，曾同福斯特頻繁通信，存有福斯特給他的八十多封信，其中有四十多封從沒複製過。在“紅八月”的恐怖中，他的妻子文潔若被扣上一頂寫着“現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跪在機關大院的一輛平板三輪車上示眾。蕭乾身為“右派分子”，知道若一旦讓紅衛兵抄出那些“外國人”的信，他們斷無生路。他無計可施，當晚看姐姐將愛．摩．福斯特的八十多封信一一送進了火堆。一代大作家福斯特的珍貴史料就這樣消失在了北京城的火堆之中。

原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雖已八十五歲，其子女仍耽心抄家者會從馬的文稿中找出毛病斗他，於是將馬的書信、手稿，包括他多年撰寫的《農業經濟學》手稿，全部連夜燒毀。而由於周恩來指示過保護馬氏，他的家後來並沒有被抄。

自從一九五四年起就擔任毛澤東專職醫生的李志綏有寫日記的習慣，為毛工作十幾年，積累了十幾本日記。因恐懼紅衛兵抄家，他在一個晚上將日記全部付之一炬。

沈從文保存了四十年的書信存放在他大哥處，全部被燒；幾十年間康濯給孫犁的信，一直一捆捆地放在書櫥中，如今也交給了一把火。作家巴金存有其大哥給他的信，珍藏保存了幾十年，如今巴金知道自己是革命對象，“不得不偷偷地燒掉”了。

上海女崑曲演員岳美緹保存有上海戲劇學校校長、恩師俞振飛的一百五十多封信。文革一開始，上海市文化局派人找到岳，說：“ｘｘ已上交了俞振飛給他的五十多封信，你也和他通信，馬上回去拿。明天一早交到文化局來！”岳不得不從俞的信中挑出十餘封不會給俞惹出麻煩的信上交，將其餘的信燒掉。她記述道：“我一個人躲在二樓曬台的角落裡，劃着一根火柴，一邊流着淚，一邊把那一封封彌足珍貴的信件扔進火苗中……”

曾經參與組建中國共產黨、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包惠僧，二十年代末脫離共產黨後，在國民黨政府里作過官。一九四九年底，他從澳門到北京，重回中共懷抱。周恩來給了他一個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的職位。他與中共創始人、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號仲甫）關係密切，他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就是陳指定的。他收存有陳獨秀自一九二○年起先後給他的一百多封信。幾十年間他走南闖北，一直帶在身邊，精心保存。後又一一裱糊裝訂成冊，寫了前言，題以《陳仲甫先生遺墨》，以圖永久收藏。可是“紅八月”的抄家風颳來，他挨了一頓棍棒後，嚇朦了，竟讓子女將那一百多封信全送進了火堆！

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沈尹默是名滿天下的上海書法名家。年屆八十四歲的沈老怕“反動書畫”累及家人，又擔心焚燒時讓外人看見告發，罪加一等，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一批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里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人靜時拎出家門，倒進了蘇州河。

著名的木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將全部“四舊”交到機關後，默默地把他多年來的木刻原版摞在冬季取暖的大爐子旁，然後點着火爐，任兒子在一旁放聲大哭，默默地將木刻版一塊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被定為反黨集團成員後，於一九六二年到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長。文革一來，他是當然的牛鬼蛇神，日夜批鬥。他在十二月間自殺身亡之前，將自己畢生珍藏的歷史文物全部燒掉。他一邊燒，一邊放聲大哭：“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