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浩劫》(9)

第二章 從批判“走資派”到揪“叛徒”(3)

從“史學革命”到“挖祖墳”

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後，“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漸成歷史學家的使命。特別由於毛澤東“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之引導，以“階級鬥爭”涵蓋一切、解釋一切的傾向日漸泛濫，對中國幾千年歷史一概否定、對農民起義一概推崇成了社會公論。經過始於一九五八年的“史學革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甚至科學家、文學家，不是被說成是“統治階級的代言人”，就是被定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上山落草的，才是英雄。正如毛澤東所說：“梁山的好漢都是些不甘受壓榨，敢於反抗的英雄。那時的梁山雖然沒有產生馬列主義，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基本上是符合馬列主義的。”於是，從盤古開天闢地以來，史書上有名有姓的，除開陳勝、吳廣、黃巢等幾個造反想當皇帝沒有當成，以及李自成、洪秀全等過了幾天皇帝癮又被趕下台的“農民起義領袖”是中國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之外，中國歷史上幾乎沒剩下幾個好人。

在大躍進引發大饑荒、無數人餓死後的一九六一、六二兩年間，毛澤東稍事收斂，沒搞政治運動，也不再言必稱“階級鬥爭”。那是他執政二十七年間舉國政治形勢最為寬鬆的兩年，也是後來所說的“牛鬼蛇神紛紛出籠”的兩年。著名的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翦伯贊乘此機會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意在扭轉那種把中國歷史說得一團漆黑的傾向。其主要觀點為：“不能因為進行階級教育，就對自己的歷史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把自己的歷史寫成蒼白無色，好象只是一堆罪惡的垃圾。”“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國古代史說成了漆黑一團，說成是一堆垃圾，說成是罪惡堆積。”“地主階級的統治比奴隸主的統治總要好些……不能因為它們是剝削制度就一律罵倒。”“在我國歷史上，每一個時代或每一個王朝，都有一些傑出的歷史人物，……其中有些是帝王將相。我們應該以有這些傑出的歷史人物而感到自豪。”“有些同志簡單用階級成份作為評論歷史人物的標準。很多歷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為別的什麼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出身於地主階級。……好象不如此，就會喪失階級立場。”

可是好景不長，三千萬人餓死的慘劇剛結束，毛澤東剛緩過勁，就又鼓吹起“階級鬥爭”來。從一九六三年起，政治形勢又趨嚴峻。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氛圍里，後來在文化革命中成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重要成員的關鋒和戚本禹，分別寫了題為《在歷史研究中運用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問題》和《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點名地批判翦伯贊，掀起了第二場“史學革命”。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國後期的主要人物、職掌軍政大權的將領。在其放棄天京（南京）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採納後，他決心死守殉國。被清軍俘獲處死前，他寫了一篇《自述》，記載本人參加太平天國活動的經過。鑑於天朝已覆亡，為免部屬被屠戮，他說了些稱頌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的話，希望他們收降部眾，“不計是王是將，不計何處之人，求停刀勿殺，赦其死罪，給票給資，放其他行。”戚本禹據以指李是叛徒，“認賊作父”。

李秀成既是叛徒，蘇州拙政園門口高懸的“太平天國忠王府”的明牌和大廳里描繪李秀成召集軍事會議情景的畫也就成了為叛徒樹碑立傳的標記而被摘掉。

對這種“一律罵倒”的“史學革命”，許多學者持反對意見。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召集部分學者開會。會上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說：戚本禹“文章的基調是錯誤的。不能這樣否定法，這樣否定，歷史上的人都沒有可以肯定的了。”翦伯贊則認為，李秀成的自述是“八天之中匆匆寫成的，不能由此推斷他的一生革命都是假的。”他說戚本禹的文章“給自己的祖宗抹了黑，打倒了自己的祖宗。……如果把李秀成說成是叛徒，那麼，全部中國歷史必須重寫。”

戚本禹的文章發表後，話劇《李秀成》的演出本已停止。會後，文化部下指示《李秀成》照舊演出，十月一日國慶演出了三場。戚本禹見形勢不利，正惶惶不安打算寫檢討，江青召見了他。原來江青將他的文章介紹給了毛澤東。毛讀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幾行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江青打了氣，戚本禹又振作起來，繼續寫他的革命文章。

這“史學革命”，其實就是文化革命的先聲。在“把帝王將相統統趕下歷史舞台”的口號下，除開幾位農民起義的首領，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足跡的人物幾乎都成了反動派。比如王陽明（公元１４７２－１５２８）是歷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學者。他在世時曾委託江西崇義縣縣丞建了一所文廟。一五一八年建成後，屢經修建，成一組古建築群，占地闊二十九丈，長四十丈。王死後，後人為紀念他在文廟東側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歷史。幾百年來，王陽明一直是當地人的驕傲。但他巡撫江南時曾鎮壓過福建、江西的農民起義，是為“反動派”，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年被當局平毀無遺。

這“史學革命”的一大成果是：“許多大學取消了歷史專業，一些師範學院的歷史系被併入其他科系。綜合大學倖存下來的歷史系，學生所學的也只剩下兩個“四史”：即中共黨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農民戰爭史、帝國主義侵華史；（貧、下中農）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廠史。”

這“史學革命”的另一成果是否定“清官”的存在。中國歷史上，除了大廈將傾的王朝末年，肆無忌憚地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總是少數。兩袖清風的官員代代都有。晉代廣州刺史吳隱之，任內粗茶淡飯，離職回京時不帶土特產。船出廣州，發現妻子帶了一斤沉香，立即投入江中。後人將他投沉香處命名為沉香浦。宋代的包公更是一個家喻戶曉的清官。明代于謙，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還京時不持一物。人傳其詩：“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明朝回族官員海瑞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其中帶着棺材上朝，對皇帝直言面諫的事跡最為人稱道。清朝更不乏清官。詩、書、畫“三絕”的鄭板橋是一個，大學者段玉裁也是一個。段氏告病辭官，從四川巫山取水路回故鄉江蘇金壇，帶回七十二個箱子，除了書還是書。他死後，兒子不得不變賣家產才將其《說文解字注》刊刻問世。一八三八年，林則徐離京赴粵查禁鴉片，行前通知沿途各州、縣，“所有尖宿公館，只用家常飯菜，不必備辦整桌酒席……至隨身丁弁人夫，不許暗受分毫站規門包等項。需索者則須扭稟，私送者定行特參。言出法隨，各宜檁遵勿違。”林的清廉，共產黨里大概只有彭德懷能比。

但是毛澤東卻認為林則徐既是清廷的官員，就屬剝削階級成員：“鴉片戰爭，就群眾來說，是階級鬥爭，對林則徐來說，是中國剝削者對外國剝削者的鬥爭。”用這“階級觀點”一套，貪官污吏是剝削者，林則徐也是“剝削者”，清官貪官沒有區別。

於是，奉“毛澤東思想”為皋圭的學者在《人民日報》發表長篇文章，論證“酷吏”和“清官”“都是地主階級國家的機件，都是農民階級的死對頭。”“一些封建地主階級的官吏在‘緩和’階級矛盾方面作出一些努力，是為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只能有利於封建統治階級。”“而封建統治存在一天，農民就一天不能翻身。”“‘緩和階級矛盾’，就是維護人吃人的制度的同義語。”清官打着為民除害的旗號，剪豪梁、除貪官，使社會的階級矛盾得以緩和，麻痹人民的鬥志，所以更具欺騙性。“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說法也油然而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革命的序幕拉開。歷史學家吳晗是首批祭品。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持的就是上述論調：“海瑞是地主階級利益忠心的保衛者。這是海瑞的階級本質，是海瑞全部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

吳晗在《論海瑞》中所說本是歷史事實：“海瑞在當時，是得到人民愛戴，為人民所歌頌的。……他得到廣大人民的稱譽、讚揚，被畫像禮拜，被謳歌傳頌，死後送葬的百里不絕。他的事跡……一直到今天，還流傳在廣大人民中。”可是《人民日報》發表的調查報告，將海瑞在江西興國任知縣時做的幾件事全部否定：修壩種樹，是“為自己沽名釣譽”；丈量田畝，“是為了減輕地主階級的負擔”；墾荒移民，目的是“把農民進一步束縛在土地上……為地主勞動，不致於把他們‘逼上梁山’。”他蕩平山寨、誘殺綠林大王，所以是“一個陰險、狡猾、偽善的，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一九四五年時的國民黨政府的縣長修過一條馬路，命名為“海瑞路”，這也成了海瑞是個“反動派”的佐證。“海瑞是地主階級的代表，是地主階級壓迫、剝削農民的幫凶，是鎮壓農民革命的劊子手。這就是歷史上的真海瑞。”文章的結論則如其標題所言：《歷史的真實宣告了“清官”論的破產》。

一九六五年冬，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誌發表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該文毫無學術氣味，用“天下烏鴉一般黑”和“剝削和掠奪是地主階級的本性”打倒一切，可是卻大獲毛澤東青睞，兩次稱讚戚本禹，說“戚本禹的文章（指《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寫得好”，“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戚本禹學問雖少，口氣卻不小。一九六六年春，他的《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在中共中央辦的《紅旗》雜誌刊登，宣稱要“堅持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批判和改寫全部歷史”。此時，文化革命之火尚未燎原，但政治嗅覺特別靈敏的已經徑自行動起來。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書記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廟宇。全市一百九十處廟宇古蹟，除十幾處可保留外，通通毀掉。他一聲令下，一百多處古蹟在一天之內全部毀掉。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趕到芳林寺，只撿回一包泥塑人頭。屬國務院文物保護單位的晉祠的牌匾和塑像砸爛後，作家慕湘與山西省副省長鄭林聞訊趕去，只從廚房柴薪堆里救出一座明代雕刻的全身貼金的台駘（流經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

英裔學者戴乃迭（中國學者楊憲益的夫人，二人是《紅樓夢》的英譯者）奉命將《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譯成英文。她見《紀要》將中外文化遺產全部一棍子打倒，翻譯完畢交稿時，夾進了一個條子：“你們要挖自己祖先的祖墳，你們挖去。你們不能挖外國人祖先的墳墓。”的確，洋鬼子暫時還不能橫掃，中國大地的祖墳卻任由我們挖。

中共自執政起，眼中就不再有祖先。司馬遷《史記》載，中國獨特的方塊漢字為黃帝史官倉頡所造。倉頡墓在山東壽光縣，歷代都作修葺。可是中共壽光縣當局卻認為它“解放”了壽光，那是開天闢地的偉績，倉頡何足道哉。他們在倉頡墓院內建了個“解放壽光紀念亭”，將倉頡墓院改成了不倫不類的“烈士陵園”。一九六○年“烈士陵園”遷出，墓院被挪作它用，完全平毀。刻有“倉頡之墓”的石碑不可尋。山西舜帝陵自一九五二年起就被改成了一所中學，墓冢掛上了大喇叭。漢武帝四次祭祀、在那裡寫下名篇《秋風辭》的山西萬榮縣后土廟，也破天荒地被中學占用。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指揮“全民煉鋼”，扒毀無數古蹟之餘，又說不應讓死人占活人的地，倡議平墳，各地毀壞的古墓不知凡幾。譬如山東益都縣歷史上出過宋代王曾之和明代趙秉忠兩名宰相，兩人的墓均在一九五八年被拆毀。

如果說一九五八年的刨古墳還多少有點經濟動機的話，一九六六年的“挖祖墳”運動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以革命的名義對民族文化的大掃蕩。

當年五月毛澤東提出“一切牛鬼蛇神”的新名詞後，其助手、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心領神會，口授《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於六月一日發布全國。大規模清洗的號角就此吹響，比以往歷次運動更殺氣騰騰的風暴在地平線上升騰。上海復旦大學名教授周予同痛心疾首地說：“五千年祖國優秀文化從此將被淹沒了！”

十幾年來“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教育，成果是自幼起被灌輸“階級鬥爭觀點”的一代人。一九六六年時的大學生、中學生，對歷史的一星半點知識，不外乎“革命”和“反革命”，“進步”和“反動”，“工農兵”和“帝王將相”。他們砸祖墳的根據僅是一本《毛主席語錄》。正如當年十一月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女頭頭譚厚蘭等在山東曲阜砸孔子墳前，就孔府、孔廟、孔林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事，給國務院的“抗議信”中所說：“毛主席說：‘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所謂文物，也只能是階級鬥爭的產物。”“毛主席諄諄教導我們：‘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麼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它們之間的鬥爭是生死鬥爭。’”

這批文化革命的闖將，唯一的專長便是貼階級標籤。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砸爛舊世界”的口號激勵下，他們把與歷史人物有關的文物全都當成了“文化革命”的目標，成為毀壞民族文物的尖兵、挖祖墳的主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