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慰年：朝代國家亡國基因圖譜（1）

1644：歷史的分水嶺

1644年，是弔詭的一年。明朝在這一年亡國，清國在這一年定都北京。華夏歷史在這一年打了個趔趄。

4月25日，李自成入京，推翻大明，崇禎在煤山自縊。李自成和他的軍隊在北京“度假式旅遊”，只住了一個月。5月27日，吳三桂從山海關引清兵入關，李自成被清朝軍隊驅逐出京。

李自成被清軍逐出北京，有人歸因於這年北京的鼠疫。北方人因為騎在馬上，沒有被鼠疫傳染，因而征服李自成。關於這個觀點，可參閱《鼠疫—滿清取代大明的真正原因》和《1644年北方鼠疫對歷史的巨大影響》兩篇文章。這種通過病理學角度研究歷史的方法，非常新穎，但對後世沒有任何啟發。

6月5日，多爾袞攻占北京。9月20日，清順治帝駕馬車由盛京出發，遷都北京。10月30日，清世祖福臨定都北京。是為順治元年。

一個舊王朝滅亡了，一個新王朝建立了。代替明王朝的，雖然是一個新的國家，但不是一個新的制度；代替明朝的，不過是另一個命數已定的朝代國家。華夏歷史，到了清代，依然在朝代國家的專制王朝更替中循環徘徊。雖然國家專制管理手段越來越精細化，專制的殘忍程度隨着暴民蜂起也越演越烈。然而，專制手段的精細化，並沒有讓他們逃脫亡國的命運。因為，朝代國家亡國深層原因，早就寫在它們的文化基因圖譜里，從建國到亡國的循環，是朝代國家的歷史宿命。

這樣說，有些殘忍，至少對朝代國家的領導人或領導集團非常殘忍。朝代一誕生，或遲或早，註定滅亡，豈不痛哉?對於朝代更替，有人視之為悲劇，有人視之為喜劇，我把它看作是肥皂劇。劇終人不見，江山依舊在。何喜之有?何悲之有?歷史的賡續和朝代的斷裂，至少給今天寫作歷史題材的作者提供大量素材，至少給今天的領導集團總結王朝覆滅教訓提供巨大空間。

就在李自成策馬倉惶出逃北京，順治帝春風得意，進入北京之時，在地球的另外一頭，有一個思想家，叫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他把視線聚焦在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領域——出版自由。1644年11月23日，英國作家彌爾頓出版了《論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一書。

幾乎與《論出版自由》出版同一時間，1648年(順治五年)，清人入關第四年，清廷下令：全國府學、縣學都要樹立一塊臥碑，銘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員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結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違犯三令者，殺無赦。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三大自由被一網打盡。這三項人的基本權利，被清國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大忌，必欲禁之而後心安。它恰好與約翰·彌爾頓提倡的“出版自由”形成截然不同的對比。

1644和1648在人類文明史上畫出兩道清晰的分界線。清朝建國和彌爾頓出版《論出版自由》，碰巧都在1644年。這就是歷史的弔詭之處。以《論出版自由》和銘刻三大禁令為分水嶺，英國和清國，顯然走上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說，道路是國家的生命；道路不同，國運不同，結局必不同。

依照三大禁令，清朝在它建政以後，大搞文字獄，禁止非主流意識形態言論，樹立了一座自明代以後的又一座高峰。清朝皇帝，大興文字獄的高手非雍正與乾隆莫屬。雍正從浙江錢塘文士汪景祺與翰林編修錢名世開始，到禮部左侍郎查嗣庭，再到工部主事陸楠生，加上謝濟世案，呂留良、曾靜案，受文字獄株連者無算。雍正甚至親自動手，編寫《大義覺迷錄》，進行文化大批判。清朝延續秦始皇以來皇帝親自操盤，進行文化專制統治的惡政。

一方面，大興文字獄，壓制新思想，一方面，篡改文化典籍。對於康乾時期的重要文化成就—-《四庫全書》，魯迅批判說，“清人篡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這種對歷史的篡改、扭曲，國人深得真傳。

沒有出版自由，思想市場被皇帝和御用文人壟斷，為了維持統治者君權神授的謊言，御用文人只能篡改歷史，編造歷史，以羅織權力合法性的荒唐理論蒙蔽國民。大量精神垃圾充斥主流意識形態。整個民族生活在文化垃圾的填埋場，咀嚼腐爛的、污染的、有毒的思想垃圾;這種國家的國民，必定精神萎靡、思想空洞、心理猥瑣、道德墮落。

由這種國民組成的軍隊，不堪一擊。從這個意義上說，1644年和1900年，並沒有本質差異。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皇帝和官員，競相逃命。清兵和義和團，不下20萬；八國聯軍才2萬人馬。八國聯軍一到，清兵逃個精光。法軍攻打皇城，清國民眾，自告奮勇，競相在牆下扶梯，或在牆上協助，幫助八國聯軍登城。英軍從沙窩門下水道進城，京城百姓袖手圍觀。

針對華夏歷史上所謂“漢奸”層出不窮，前赴後繼現象，題為《歷史的拷問》的文章，提出一道難解的問題：假設八國聯軍、英法聯軍再進北京，大小漢奸們會不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給這個問題尋找答案，不如尋找產生問題的根源—根源就在專制制度的文化基因里。國家視民如草芥，國民則以愚民報之；國家視民如寇讎，國民則以暴民報之。文字獄製造愚民，暴政製造暴民。愚民顧不得國家滅亡，暴民恨不得國家滅亡。政府對他們無情，他們對政府無義，鬼子來了，他們袖手旁觀；政府不讓他們好死，他們就跟政府死磕，鬼子來了，他們一定帶路。國不愛我，我不愛國。國家和國民極端分離，互為仇讎，才是問題的根本。簡單地給他們貼上“漢奸”的標籤，並不難，難在探討“漢奸”產生的土壤和環境，難在剖析“漢奸”集體心理的文化基因。

被誤讀的李自成

提起漢奸，人們首先想到把清軍引進關的吳三桂。吳三桂帶清軍入關，是個小概率事件。事件的背後，有朝代國家不可擺脫的亡國基因的大背景。

後人研究這段歷史，認為明朝崇禎皇帝至少有兩次機會。一是遷都江南，二是與李自成議和。大明王朝既不遷都，也不議和，等着李自成殺進北京。崇禎臨死還不忘給自己脫罪。“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地下,去朕冠冕,以發復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臨終才想到百姓，其形可憐，其行可嘆，其心可誅!

比起崇禎皇帝，李自成是“驢子比雞巴—一個屌樣”。李自成兵敗北京，清人漁人得利。流行的說法是，李自成進北京後，聲色犬馬，手下劉宗敏擄走陳圓圓，吳三桂才“衝冠一怒為紅顏”，引清兵入關，導致清人唾手得到明朝江山。這個“歷史教訓”，加上陳圓圓的故事，最為毛澤東認同。

1644年，農曆甲申，是個猴年。300年後的1944年，也是甲申年。那一年，延安從上到下，洋溢着一種勝利在望的喜氣。就在這個時候，郭沫若寫了《甲申300年祭》這本書，總結明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 中國共產党進京後怎麼才不重蹈李自成的覆轍。

今天再讀郭沫若《甲申300年祭》，會發現毛澤東誤讀了郭沫若筆下的李自成。郭沫若寫《甲申300年祭》這本書，看上去寫李自成，實際寫李岩。他用李自成殺李岩這件事提醒毛澤東，不要殺功臣，不要殺讀書人。

郭沫若在《甲申300年祭》結尾處說，“大凡一位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一一固定之後，便要殺戮功臣，這差不多是自漢以來每次改朝換代的公例……。然而對於李岩們的誅戮卻未免太早了。”郭沫若的政治傾向再清楚不過，他為李岩之死感到委屈。然而，郭沫若畢竟是郭沫若。文章的主要觀點—不要太早殺戮功臣—點到為止。他不能“畫公仔畫出腸”，把話說透，以免開罪毛澤東。

在《甲申300年祭》中，郭沫若引用了《明史·李自成傳》關於李岩被殺緣由，“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反正。自成召諸將議，岩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讖得非岩乎?’因讒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岩飲，殺之。賊眾俱解體。”明眼人從這段話都不難看出來，李自成是殺李岩的罪魁，但是，郭沫若卻把罪責全部推給了牛金星。在為李岩之死大發一番感慨後，郭沫若把殺李岩的罪責完全算在牛金星頭上，“但這責任與其讓李自成來負，毋寧說應該讓賣友的丞相牛金星來負。”

屎盆子扣在了牛金星頭上，李自成的罪責則被洗得一乾二淨。郭沫若對李自成給與極大的同情，“這無論怎麼說都是一場大悲劇。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劇的主人。”在郭沫若的筆下，李自成非但沒有罪，反而是悲劇的主人。這種對歷史的扭曲的詮釋，正投毛澤東下懷；媚上的郭沫若對毛澤東以李自成自居，心領神會。他必須拿捏對李自成評論的分寸，以免引起毛澤東的不快。這種心態不難理解，也代表了被整風洗腦的那一代知識分子媚上唯上的思維邏輯。

最後，郭沫若把筆鋒一轉，“三百年了，種族的遺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當事者的功罪早是應該明白判斷的時候。從種族的立場上來說，崇禎帝和牛金星所犯的過失最大，他們都可以說是兩位種族的罪人。而李岩的悲劇是永遠值得回味的。”郭沫若的“回味”扭曲了真理真相。郭沫若既想提醒毛澤東，又怕得罪毛澤東；他既已看清了毛澤東的本質，又因為利益必須討好毛澤東。這就是專制政體下的文人的人格分裂現象。為了保住烏紗帽和既得利益，必須扭曲真相和真理。《甲申300年祭》是一篇自相矛盾的奇文。

郭沫若在《甲申300年祭》中大談李自成、李岩，卻對1644年出版的人類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著作《論出版自由》不置一詞。當然，他可能不知道這本書；即使知道了，他也不可能客觀地認識出版自由的價值，更不可能思考王朝的覆滅跟文字獄的關係。因為，當年正在進行整風運動。郭沫若不可能嗅不到說錯話、站錯隊，對他意味着什麼。

我很理解郭沫若當時的處境。他的文章出籠時，延安整風正如火如荼。延安整風是毛澤東政治地位的上升運動。代表毛澤東文化思想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中國現代文藝思想的發端。它影響深遠。

郭沫若面對毛澤東，為了個人得失不得不用自我審查的方法寫文章，以免遭受同代人王實昧一樣的下場。那麼，今天的讀書人是否擺脫了文化禁錮的陰影呢？集體心理恐懼遠比個體心理傷害影響大。在無所不在的體制壓力下，集體認知會往道德底線趨同。於是，知識遭到扭曲，真相隨意篡改；真理被謊言代替，白玉被污泥埋沒;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都被認為是常態。於是，非體制觀點被打壓，異見人士被放逐，都被視為正常。於是，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只能附和讚美皇帝的新衣。皇上就是真理、道路和國運。任何跟皇上思想相左的人，都是“敵對勢力”；任何跟當下的道路不同的路，都是“邪路”。

走“邪路”最邪乎的國家是美國，這個隔着太平洋，遠在萬里之外的國家。美國是邪路這句話，延安整風時沒說。當時的說法是：“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裡種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從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裡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難的人感到溫暖，覺得這世界還有希望。”(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社論)

文字獄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

1776年7月4日，在人類歷史上，誕生了一個新的鬆散的邦聯國家—美國。跟朝代國家、君主國家相比，美國是個異數。如果說思想禁錮、文字獄瓦解了清王朝的國家凝聚力，美國恰恰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奠定國家政治基礎。這個人類歷史絕無僅有的制度，1787年被寫進憲法，成為人類社會制度的楷模。

1831年，美國憲法誕生56年後，法國一位名叫托克維爾的年輕公務員，跟另外一位同事，奉命來美國考察美國監獄情況。美國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年僅26歲的托克維爾，不安分守己。在公務考察美國監獄的同時，他對這個新興國家的其它方面也進行深入考察。回到法國，他潛下心，寫下《美國的民主》這本書。這是一本對美國觀感加分析的書，不乏真知灼見。

《美國的民主》是許多大學政治專業的必讀書。托克維爾提出很多對當政者有借鑑的觀點。他注意到，美國這個社會提供一個制度模式，在其中人的潛力得到平衡的發揮。他說，“我們這代的統治者似乎只想利用人以進行偉大的事，我希望他們能稍微多下點功夫以使人能有偉大的表現，應該多重視工作者而不是那麼重視工作，他們永遠不應該忘記如果每一個國民都是軟弱的，一個國家便不能長久保持強大，還沒有產生一種社會組織能使一群怯懦薄弱的人成為奮發有為的一國之眾。”

這是托克維爾對美國零距離觀察提出的精闢論述。美國是什麼?如果必須用最簡單的表述，可以用“三大權利”和“兩句話”概括美國。《獨立宣言》提倡的“三大權利”：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追求幸福的權利。三大權利確立了美國精神和價值核心。在這個基礎上誕生的美國憲法，根本宗旨是兩句話∶保護個人權利，限制政府權力。“以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為根本，而不是建立一個強大國家和政府，”曹長青說。由於政府權力受限，統治精英無法隨便剝奪個人權利。美國因此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自由、最平等、最強大的國家。

不同人從不同的角度尋找到不同原因。從歷史比較的角度看，也許會看得更加清楚。回溯美國歷史，美國為什麼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強大國家，我們不難找到背後的原因;分析美國歷史，與它並行的清國成為華夏歷史上最後一個皇權國家，我們也不難制度深層的結構性根源。把美國建國前後的一段歷史跟華夏歷史上最後兩個王朝比較，會觀照到很多有趣的現象，也會給今人很多有益的啟發。

與美國並行於世的清國，既沒有信仰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又沒有三大權利。沒有思想市場，推動社會進步的思想就沒有生長的園地;沒有出版自由，精神產品生產，必然萎縮;沒有精神產品蓬勃發展，人民的信仰自然萎靡。等到當政者意識到必須與時俱進，進行有限度的改革時，卻不幸掉進了“托克維爾悖論”的陷阱。原來設想做有限度的改革，結果改革改成了革命。“舊制度給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許多形式，大革命只不過又加進了他的獨特的殘忍而已。”(托克維爾)大革命所需要的內容和形式，都可以在缺少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國家的文化基因中找到革命的染色體。

沒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社會吐故納新的功能喪失，社會怨氣無法得到正常的排泄。怨氣不斷積累，成為戾氣;戾氣不斷積累，形成暴氣。文字獄為革命準備和積累必要的心理基礎。大革命所需要的人民的憤怒，在沒有言論和出版自由的社會，已經做好了充分的醞釀。一等適當的時機，憤怒的火山，就會從人民的心底爆發。大革命的爆發，不過是缺少言論和出版自由而積累的社會戾氣的能量的總爆發。

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社會，是一個精神被壓抑的社會。通往精神世界的道路充滿荊棘和危險，人們只有在物質享樂的路上奔跑。人們只有通過實在的、看得見的、摸得着的物質享受和沒有止境的虛榮、攀比和逐利，填補精神的空虛。按照托克維爾的說法，“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舊制度與大革命)

《論出版自由》出版後188年，廣東肇慶府高明縣的一個印刷工人秘密印刷了宣傳基督教的《勸世良言》。當年清廷嚴禁傳教及禁印中文福音刊物的法令，為解決這個問題，傳教士馬禮遜不得不到馬六甲開印刷廠，印刷中文《聖經》、布道書及福音單張，出版中國第一份中文雜誌《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月刊，然後，運回清國。梁發蔑視清國禁令，在國內印刷非法出版物。他把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結合，撰寫並出版《勸世良言》宣傳基督教小冊子。這本“非法”出版物，造就了洪秀全這個奇人，開創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國，從而啟動大清王朝亡國倒計時。

《論出版自由》出版後200年，兩條道路所產生的不同的後果，已見分曉。鴉片戰爭爆發。這場戰爭固然是英國人為了平衡貿易而使出的下招;然而，精神麻醉品的鴉片，在清國有這麼大的消費市場，說明國民精神萎靡。目前的史學家，把鴉片戰爭的責任，都一古腦推到英國政府，很少分析鴉片消費心理。戰爭不僅是兩個國家的較量，而且是兩種制度的較量。戰爭雙方對決的，不僅是武器，還有制度和制度背後的人。如果沒有清政府綱紀鬆弛，如果沒有官商勾結謀取暴利，如果沒有國民精神頹廢荒唐，鴉片這種毒品，不可能在清國橫行無阻。鴉片戰爭暴露了清國的積弱，清國從這裡脫開專制的慣性軌道，駛往帝國終點站最後一程。

《論出版自由》出版後267年，1911年，大興文字獄的清朝，被武昌新軍推倒，從此走進塵封的歷史。出版《論出版自由》的英國，經過光榮革命，政權平穩過渡，英國從此進入現代國家，至今在地球上屹立不倒。

明朝沒有人思考導致腐敗的文化制度原因；到了1644年，大明將亡，悔之晚矣。1644年，清朝剛建國，倒是有機會和大把時間思考，但清朝自那以後的267年，竟也沒有總結思考。相反，它用文字獄禁錮人的思想、限制讀書人思考。267年後，清朝終於也沒能逃不出亡國命運。嗚呼，明人不暇自哀，而清人哀之；清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清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