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中南海內反右鬥爭：“二王八司馬”反敗為勝

第8章 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中南海“八司馬事件”序言

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始發於1957年春的整風運動期間，延續到嗣後的反右派運動中，直到1958年5月才告結束。這個發生在毛主席身邊，而毛澤東直到最後階段才知情並加以解決的政治事件，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含義。它決不只是“八司馬”遭受何載他們的打擊報復這麼簡單，而是反映出了當年黨內整風運動的艱難曲折和反右派運動被一些人人為扭曲的複雜歷史過程，更折射出了一些人在中央中樞機構搞小動作，在毛主席身邊搞小動作，企圖滲透毛主席直接領導的秘書室，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毛主席身邊。

秘書室在田家英主要負責群眾來信來訪的時候，設有三個科處理主席的信件並接待群眾來訪：一科管東北、西北、華北（三北地區）外加北京；二科負責中南、西南；三科分管華東各省加上海。何載當權後，成立了接見科，增設了內勤與總務科【原材料沒有這一點，只提到五個科的設立，而又說是六個科，且列出了六個科。故增加這一句以便銜接】，並把京、津、滬三個直轄市拿出來單獨成立一個五科。這樣總共就有六個科，各科具體負責分別是：

一科：分管東北、西北、華北；科長戚本禹。
二科：分管中南、西南；科長朱固，副科長沈棟年。
三科：分管華東（這個科的信最多）；科長馬芷蓀。
四科：負責總務、內勤、收發信件；科長王象乾。
五科：分管京、津、滬；科長李公綽。
接見科：專管群眾來訪；科長呂澄。

所謂“八司馬”是指八個科級幹部，即以上七人另加毛主席的英文秘林克，以林克為首，林克是牽頭人。

林克，江蘇常州人，1946年在北京燕京大學參加地下黨，1949年北京解放後進入新華社工作，1954年秋開始擔任毛主席英文秘書。李公綽，遼寧瀋陽人，比我早八九個月進秘書室，原是東北大學的學生，精通日、英兩種外語，建國初為主席翻譯過大量的日文信件。這個人很聰明，字寫得很清秀。當時毛岸青每星期來兩次教我們俄文，要求很嚴格，我是學不進，但他學得很認真，不久就能藉助字典翻譯俄文了。那個懂六國語言的韓瑞定調到中聯部去之後，他接替韓瑞定的工作。原是三科科長，後調五科科長，監管國外來信。

朱固，江蘇沛縣人，也是地下黨。他原在俄文專修學校幫師哲管幹部組織工作，因對俄文沒有興趣，而古文功底很好，處理主席信件摘要精確、覆信得當，就調來出任二科科長（我1966年代田家英職務後，曾調他到我的辦公室幫助工作）。

馬芷蓀，上海人，到秘書室也比我早，她是清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1946年在上海即參加了地下黨，後來轉到北京，領導是後來的北京市共青團書記汪家鏐【注1】。

呂澄，山東泰安人，長的高大，北師大學教育的，文字水平好，口才也好。所以，接見科成立時，調他任科長。在“八司馬事件”中立場堅定，不與何載、王剛妥協，被王剛稱為頑固的反黨分子。

王象乾，山東青島人，解放後進華北革命大學學習【原材料此處不清，寫的是：解放後參加華北革命大學習】，1950年初調入秘書室。工作認真、細緻，收發信件工作做的很好，曾當選中直機關模範工作者。

沈棟年，上海人，上海育才中學的地下黨，和我一起從中央團校分配進秘書室。這個人黨性強，工作積極，字也寫得好，特別是小楷寫得工整。所以田家英喜歡他，把主席的故舊、親友等的私人來往信件都交給他管。這些信統稱舊誼，與各界名人來信一樣的重要【注2】。

在“八司馬事件”中，楊尚昆、劉華峰主要是想把林克拿掉。主席信任林克，而林克除了工作以外又不和主席以外的領導人交往，連總理他都不交往，也不給楊尚昆匯報工作。江青對他很滿意，說他在中南海不結交大人物，很懂規矩。毛主席也稱讚他“不結交諸侯”。他的組織關係在秘書室里，常來參加支部生活會，對人坦誠。

引發“八司馬事件”的關鍵人物是何載。何載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高中文化。高中畢業生在他當時工作的西北局已經很難得很了不起了。所以，他一直是給領導當秘書，提升很快。他跟劉少奇常有來往，很受劉少奇欣賞，1949年就曾作為西北局的代表，陪同劉少奇率領的中央組織工作代表團訪問過蘇聯。他是1950年下半年調來秘書室工作的。一來，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專門去看望過他。他初來時也是一般秘書，歸彭達彰領導，協助彭達彰工作。由於他是老幹部，在他熟悉一段時間之後，彭達彰就分了一部分領導工作給他。後來，就也當了副主任，還取代彭達彰當了秘書室的支部書記。

何載掌權後不久，就調來了很多老幹部。為首的叫閆草，是個地委級的幹部，到秘書室管黨支部。其餘是：張殿科、程芝到一科；劉運到二科；袁林、馬之江到三科；叢滋榮到四科；武允勝、方世郁、張一平到五科；王明寬、張道靜到接見科。何載實際是要用這批人來取代原來的科長、副科長。這些人後來確實都是何載的依靠力量，在整風、反右派中，也都是批判鬥爭我們“八司馬”的骨幹分子。

何載從西北局調來秘書室之前，就是大官了，他在西北局怎麼對待下屬和群眾，我不了解。但他來秘書室，尤其當了秘書室的副主任之後，怎麼對待下屬和群眾，我很了解。這個人很驕傲，很自以為是，待人態度非常傲慢，動輒訓下級、罵群眾，會上會下，不分場合，誰要有一點小錯，他開口就罵。他不是罵髒話，而是專門挑字眼罵，侮辱人家人格。秘書室有位女同志被他罵得差點自殺。我也領教過一次。我把一個報告送給田家英（那類報告以前一直是給田家英的），何載覺得該先給他，就對我罵開了：“你長着腦袋幹什麼吃的？不會幹就別干。你的報告不經過我，就給田家英，你是不是看人家大腿粗想抱粗腿啊？”老實說，我自參加地下黨幹革命，還沒有違反過組織原則，還從沒被人這麼罵過。我也沒有遇到過他這樣攬權，還蠻橫無理的領導。真正的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對他的確有意見，這決不僅僅是他侮辱了我，而是因為他整個的工作作風、他對待下屬和群眾的根本態度。實際上，秘書室對他有意見的是一批人，不是我一個。所以，1957年3月在毛主席發表了最高國務會議講話，號召群眾幫助黨改進工作作風之後，我們就醞釀給他提意見，由此爆發了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

第一階段：從毛主席最高國務會議講話之後至整風運動之前

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內部講話後不久，一些地方就有群眾響應主席內部講話精神，貼出大字報，給所在單位的黨的領導提意見。當時，我在北京市委黨校接受輪訓，由於我是中辦秘書室的，秘書室我經手的事情，別人搞不清楚，無法代我處理，我就要隨時請假回秘書室處理事情。因此，秘書室同志們對於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是什麼態度，我就很清楚。我們一些人受到主席的講話鼓舞，也受到社會上大字報的啟發，就在一起議論給領導提意見的事，主要針對的是何載。議論的結果，就是給何載寫小字報，後來寫出的小字報（不是大字報）就貼在秘書室的會議室。

第二階段：從整風運動開始後到反右派運動之前

1957年4月27日，也就是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第一次講話之後剛好兩個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這個指示在社會上的反響非常強烈，大字報不再只是像三月份那樣是局部現象了，而是一些工廠、機關、學校，都紛紛貼出了大字報，對各自單位或者機關的部分領導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提出批評。中南海內也響應中央的號召，開展整風運動。我們秘書室進行一人一票的群眾選舉，選出整風領導小組成員。我得票最高，但因為不是領導，只擔任了副組長。得票比我低的何載擔任了組長。

秘書室當時有田家英、彭達彰、何載三個領導，大家對何載的意見最多。3月份，我們是在小會議室給何載貼小字報，這時我就帶頭給他貼出了大字報。由於秘書室很多人被何載罵過和粗暴對待過，都對他很不滿，我的大字報一貼，跟着貼的人就多得很。越貼越多，就把秘書室的小會議室貼滿了；繼續貼，就貼到走廊上和大門外的牆上去了，還吸引了包括一些中央領導人在內的很多人來看。那時，秘書室在中南海丙樓的一樓辦公，同一院區的甲樓住着劉少奇，乙樓住着朱德。

我主要反映了何載兩個問題：一個是官僚主義作風嚴重，不平等對人；另一個就是對群眾沒有一點熱情，對群眾來信來訪反映和提出的問題不認真處理，能推就推，甚至乾脆理都不理。有其他人的大字報說，何載到處吹捧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說赫魯曉夫是發展了馬列主義等等。諸如此類。我反映的問題是實事求是的。他動不動就訓人、罵人都是事實，盡人皆知；我批評他那是欺負群眾，是不平等對人，也沒給他扣帽子，是讓他自己去思考（“八司馬事件“之後我們在批判何載的時候，他也承認我說的是事實，只堅持認為其他幾個人的大字報是造謠）。

大字報開始都只批評何載，後來就不點名提到“辦公廳領導”。主要原因是，有些辦公廳領導，如楊尚昆，的確是和何載一樣脫離群眾，有嚴重的官僚作風。例如，剛解放不久，有個陝北的勞動模範老楊來訪，辦公廳就沒有領導出來接待。這個老楊，在黨中央還在陝北的時候，住得離毛主席、楊尚昆都不遠的，毛主席和他很熟，楊尚昆還常去他家裡吃飯。可是這個老楊來了，楊尚昆都不出面接待一下。我把老楊來的事反映給主席，主席很快就出來見了他，還和他一起合了影。可是，主席都見了，楊尚昆或者其他辦公廳領導還是不見；再如，有不少高級幹部的家屬來中南海，反映一些高級幹部進城後的變質行為，說一些高級幹部嫌自己評到的級別低了，不滿意，不學習，不求上進，整天喝酒，罵罵咧咧，還摔盆子打碗，更有人看不慣原來的老婆了，要找年輕美貌的姑娘另有新歡了等等。那些老大姐都是從艱苦的革命年代過來的，資格都很老，級別也很高，還都見多識廣，能說會道，反映的問題又是很嚴重的，直接關繫到人民群眾的生活、幹部的變質和黨的形象。但辦公廳沒有一個領導出來接待她們。後來我寫了報告交給毛主席，毛主席看到這麼多問題，很生氣，叫羅榮桓去調查、召開會議拿出處理意見。主席有了指示，楊尚昆他們就起勁了，說：“下次再來，你報告上來。”可這也是說說而已的，下次來了，他們還是一個都不出來。所以，在給何載寫大字報的時候，我就把這些情況也有分寸地帶出來了，而且沒有點楊尚昆的名。

第三階段：在6月中開始的反右派運動期間

反右派運動開始後，那些我們給他們提過意見的人，實際就是何載及其背後的楊尚昆，開始追查貼大字報的事情，矛頭對準的就是八個積極分子：林克、李公綽、呂澄、朱固、沈棟年、馬芷蓀、王象乾和我，認為我們寫大字報給何載和中央辦公廳個別領導提意見，是向黨發動的猖狂進攻，是反黨，要把我們打成右派。秘書室主任田家英（主任還是代主任？戚老說過田家英一直是一副主任主持工作的）和副主任彭達彰，在觀點上是支持我們的，因而遭受牽連，而且彭達彰已被決定調離秘書室。具體布置追查的是楊尚昆，他當時是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書記。何載則讓他親自調入秘書室的那批人貼出大字報，說我們反辦公廳的領導，是想把中南海搞亂。楊尚昆、何載他們這個搞法和當時社會上搞擴大化的情形是一樣的。當時，社會各界許多單位、機關和學校，在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時侯，把一大批在春季的整風運動中，通過大鳴大放大字報向本單位的黨組織和個別領導提出意見的人（有些意見無疑是正確的），當作是資產階級右派來進行打擊。

我們當然不服，因為我們大字報提的都是一些具體的工作上的事情，跟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我們就反抗，堅持認為我們是根據毛主席的報告（指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報告）向領導提意見，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怎麼是反黨呢？這樣，就開始了雙方的大字報辯論。我們抓住他們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來進行反擊，堅持說真正的右派不是我們，而是何載他們。右派分子林希翎在北大做反黨演講，何載還專門派人參加。何載自己支持林希翎的一些觀點，倒可能是反黨的。

林希翎當時是人大法律系學生，滿口新名詞，還懂法國文學，又很有政治活動能力，在整風運動開始後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況。秘書室是王文接待她的，王文和她談了幾次話之後，就聽她的了。王文把談的情況報告給何載，何載就說她“大膽、勇敢、有才華”【之前說過，王文1955年的時候是戚老手下的，為什麼他敢越級直接給何載匯報？是不是1955年-1957年期間他的工作和職務變動了？】。王文後來就根據這個精神，去北京大學參加林希翎演講會，林希翎還在會上指着王文說：“今天，中央辦公廳特派了王文同志來參加我的演講會”，讓人感到中央是支持她的。（何載雖然粗暴，但是政治清醒，朱學淵評）

到底誰是右派？我們下面大字報這麼爭論也不能解決，直到1957年秋季，全國反右派高潮已接近尾聲了，我們中南海這個事情卻還是懸而未決。這就要提交給上級黨委，即中直機關黨委來解決了。

第四階段：工作組進入階段

1958年初，中央辦公廳派王剛來秘書室接替何載的工作。同時，經由楊尚昆同意，以中直機關黨委的名義，向秘書室派出劉華峰（中直黨委副書記）、曉嵐（中直機關人事處長）為正、副組長的工作組【孟繁華材料說王剛是組長？】正是這個工作組，要把我們打成反革命集團。據何載後來講，上面的領導在派曉嵐他們來的時候，已經有了一個意見，是何載自己提出的：何載是老幹部，只是有些錯誤，但不是反黨。我們八個是反黨。這個工作組在中直機關黨委的支持下，從1958年3月到4月的兩個月的時間，發動群眾批判我們，在大會、小會上鬥爭我們（是言論的，不是肉體的。我們後來批判他們，也是言論的，沒有肉體的。雙方都是文明的）。我這個名義上的秘書室整風領導小組副組長，也沒有了發言權。

他們說我們不要黨支部、不要黨總支領導、不要中直黨委、不要辦公廳的領導，名義上是促進派，實質上是取消派，是馬爾托夫。他們還從個人歷史上做文章，說李公綽歷史上參加過國民黨，1948年國民黨平津大搜捕，許多黨員被捕，林克卻安然無恙（言下之意，林克是叛徒），把我們八個人打成以林、李為首的“反黨小集團”。其實，我當時貼的大字報是最多的，但因為我在群眾中威信比較高，大家認為我這個人說話實在，不說假話，歷史又過硬（何載也承認我的大字報說的是事實，只是不承認別的幾個人寫的，說那是造謠）。所以，他們把我排在第三位。

我知道這次批判的來頭很大。在中南海貼大字報這個事情，是從來沒有過的。在我們批判何載支持林希翎的大字報貼出期間，劉少奇還來看過大字報，我已經聽說了劉少奇表態說這樣搞不好。劉少奇妻子兼秘書王光美退送相關文件，以前一直是退送給我的，現在都不退送給我了。我的預感在何載自己後來的說法里得到證實，他說中南海的高級領導提出，在中南海寫大字報給領導提意見，這裡面有問題，為什麼要在中南海這麼搞？這高級領導人何載沒說是誰。但是從他的前言後語來看，是比辦公廳的領導楊尚昆還要高的，那不是劉少奇，就是鄧小平了。

關於李公綽參加國民黨，那是他在東北大學讀書時，在抗戰勝利的時候集體加入的，後來他看到國民黨的腐敗，就加入了共產黨。他這個歷史是清白的，在當時也算不得是什麼大不了的事。1953年審幹的時候，我是審幹委員會的委員，了解他的情況（在文革中，又有人要查他這個問題，害得他想自殺，是我出來為他講了話，他才沒有出事）。林克則是地下黨的老黨員，燕京大學畢業，英語水平很高，是主席的英文秘書和正正規規的英文老師。他是專門搞“參考消息”的，經常和主席一起討論國外的事情，知道許多核心東西。主席是非常信任他的。工作組把林克找回來斗不說，還把他隔離起來。

工作組甚至布置人跟蹤、盯梢我們。有一天，我去彭達彰的家，出來時一個人從暗處跳出來，把我一把揪住，帶到工作組。這個人叫方世郁，原來是青島公安局的。這就是說，他們為了監視我們，甚至從外地的公安部門調來了人手【前文說過，方世郁是何載來後不久調入的，似乎並非是專門從青島調來搞監控八司馬的人手，而只是現在充當了監視的人手。這裡的說法是保留戚老給孫言誠的回憶。是否需要作出適當的用語調整？】我當時就提出了抗議，說這是搞非法監視，但曉嵐不敢承認是她安排的。到了四月下旬，他們宣布我們為“反黨小集團”的結論都已經寫好了，還跟新疆的王震都已經說好了，叫王震準備接受我們去新疆勞動改造。我們心裡也都很清楚這些，都做好了離開中南海去新疆勞改的準備。

第五階段：毛主席知情並親自解決問題

就在我們已經做好準備去新疆勞改的時候，整個事情突然發生了轉折。毛主席當時在廣州要找他的英文秘書林克，找來找去找不到，再找，就有人說這個人犯了錯誤，是“反黨小集團”分子，正在接受隔離審查。主席大吃一驚。他信任的英文秘書成了“反黨小集團”分子，在受審查，還隔離了，連他都不知道，他能不吃驚嗎？主席一直和林克談得很多很好，對林克很了解，說林克反黨，主席當然不能相信。主席叫人把林克找到廣州去。這樣林克就在隔離中被放出來，趕到廣州。林克見到主席後嚎啕大哭，把中南海發生的事情，自己被打成“反黨小集團”分子，要下放新疆勞改的事情都給主席說了。毛主席熟通歷史。我們受到工作組打擊的人正好是八個科級幹部，田家英和彭達彰兩個人級別比我們高得多，在觀點上又是支持我們的。所以，毛主席在聽了林克的申訴後就聯想到唐朝的“二王八司馬事件”，還說：“現在我們這個中南海又出現了新的‘二王八司馬事件’，我不允許這種歷史上的反動事件在我身邊重演”。這是林克後來跟我說的。“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馬事件”也因此得名。

主席在通過林克的匯報了解到秘書室存在兩派的爭論和我們這些人遭到鬥爭的具體情況之後，就讓秘書徐業夫、高智，去把兩派的大字報抄寫來看看，凡是說林克他們是反黨的和林克他們申辯的都抄來。徐業夫、高智連夜就來抄了，抄的很認真。主席身邊的秘書來抄大字報了，這是一個特別的信號。工作組本來已經準備要宣布我們為反黨集團了，還給在新疆的王震打好了招呼，讓他準備接收我們去新疆勞動改造，一看主席過問這件事起來了，就馬上停下來看風向，連開會鬥爭也暫時不搞了，都等着毛主席那裡的消息。

毛主席5月3日回到北京。他在回來之前，就已經看了所有抄去的材料了，回來後也不馬上表態，而是親自作調查，當晚就在他居住的菊香書屋親自召開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直機關黨委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副書記曾三、劉華峰，中直機關人事處處長曉嵐；秘書室領導田家英、彭達彰；林克、李公綽等涉事的八個科長；還有鄧力群（中央辦公廳政治研究室主任）和李東冶（中南海黨總支書記）、王剛、閻草等人。

那是我第一次以會議成員的身份參加主席親自召開的會議，加上知道已被工作組定為是“反黨小集團”的成員，心裡是七上八下的，很緊張。正式開會之前，毛主席對事件中一些不熟的人問一下情況。他先問李公綽是哪裡來的？什麼學校畢業？李公綽說他是東北大學畢業的。然後就問我。我有點不好意思，回答說：“我沒上過大學，是個中學生”。不料，主席竟高興地說：“我和你一樣，也是中學生。師範畢業，還當過小學教員呢！”聽了主席的話，我原本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就平穩下來了，就覺得事情可能沒有那麼嚴重了。因為主席不會跟一個反黨集團的人這麼說話的。

主席讓工作組的人先講，王剛不吭聲，曉嵐就出來說話，她講述了我們如何進行非組織活動，如何揪住老幹部不放，如何寫大字報攻擊黨的的領導等等。她講完了，主席接下來就叫我們講。我知道他們在抓李公綽歷史上的把柄，李公綽講話可能底氣不硬，田家英、彭達璋又不便講，林克已經都跟主席講過了，不用再講了，剩下只有我講了。我就站起來說，我們是響應主席的號召，主席的二月講話（指毛主席1957年2月底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是怎麼怎麼講的。毛主席一邊聽一邊點頭說 “我是這麼講的”。這樣一來，我就更有勇氣申辯了。我說，我們是響應黨的號召才給領導提意見的，目的是幫助領導改進作風，搞好工作。秘書室和中央辦公廳的一些領導高高在上，不肯接見群眾，就是官僚主義，肯接見群眾的是彭達璋，田家英那麼忙，可也接見過群眾（這時，田家英接過話頭，說自己也是有官僚主義的）。我們給他們提意見，他們就把我們說成是右派，是反黨，而真正的右派，像林希翎，他們倒不反對，還說她是“大膽、勇敢、有才華”，支持她。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講，他們還派了王文去參加。林希翎當場就講，中央辦公廳今天派了人來聽我的報告。這不是長右派志氣，滅左派威風麼（主席聽了頻頻點頭）。所以說，右派他們不反對，反右派的人他們倒說是右派，是反黨小集團。

主席聽了我講的這些，就問他們：“那麼，他們（指我們這些人）還有什麼反黨的事嗎？”楊尚昆、王剛他們都沒有說什麼。這時，曉嵐又講話了：“他們攻擊中直黨委，他們的大字報就是對着楊尚昆同志的，反對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這還不是反黨嗎？”主席一聽，就說：“噢，反對楊尚昆就是反黨？”楊尚昆連忙說：“不對，不能這麼說，我是在主席領導下的，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才叫反黨”。

主席接着說：“你們是兩派，代表對立的兩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紅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邊，是支持左派，反對右派的，主張拔黑旗，插紅旗”。毛主席又問：“誰是王剛？”王剛站起來，主席看了看他說“久仰大名”，緊接着就毫不客氣批評說：“你是一派的領袖，包庇右派，打擊左派，干盡了壞事。上邊還有人支持你，總支、中直黨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興不起那麼大的風浪。你們的錯誤，不是一般性錯誤，而是方針路線的錯誤。你們繼續執行了何載的路線，按照何載的《建議書》辦事。你們插的是什麼旗？是紅旗、灰旗還是黑旗？我看不是紅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我的意見，今天立即召開秘書室全體工作人員大會，把我的意見傳達下去，展開討論，揭蓋子。”

“八司馬事件”又叫做“黑旗事件”，就是根據主席這一番講話來的。主席這裡所說的何載建議書，是指前面交代過的何載曾向王剛、曉嵐工作組建議，說他自己是有錯誤，但不是反黨，而我們這些人則是反黨。我們這些人是利用他的認識上的錯誤來企圖打倒老幹部，反對黨的領導。所以建議王剛、曉嵐對我們開展鬥爭。

主席還問楊尚昆知不知情。楊尚昆這個人相當有經驗，一看到這個架勢，知道氣候不對，就說“這個事情，我一直忙於工作，沒有時間，所以也沒抓，沒有很好了解”。彭達璋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說了，主席聽了勃然大怒，說：“把對付敵人的手段拿來對付人民群眾，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貝利亞，決不允許。”說完他拿眼睛看着楊尚昆，楊尚昆低頭不語。

看到局面有些僵，鄧力群就出來打圓場。他先說了把青年積極分子打成反黨集團是不對的，接着又說青年人容易偏激，貼大字報，有點類似延安時代的輕騎隊。他認為兩方面都有缺點，兩方面應該團結起來搞好整風和反右派。主席聽了後說：“哦，各打五十大板。青年人給領導提意見有什麼錯？如果給領導提意見就要挨板子，那麼這樣，他們都還年輕，我老了，那就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為是我號召開展整風的”。聽主席這麼講，鄧力群就馬上起來作檢討（後來我調到《紅旗》雜誌社時，已在《紅旗》雜誌社擔任副總編的他還熱情地對我說：“當年‘八司馬事件’，我說應該各打五十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評，那是我錯了。青年人響應黨的號召參加整風，何錯之有！”）。【以上主席現場調查從開始一直到這個鄧力群發言，我對照了孫言誠文章，國治多次來的材料。孟繁華的材料沒有相關內容。我這裡是反覆校對孫言誠和國治的材料，綜合取捨後確定的內容和順序。請戚老把關。】

當晚八時多，秘書室召開全體人員大會，楊尚昆這次還是很實事求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把毛主席的講話向全體人員作了傳達。許多人聽了以後熱淚盈眶，有的甚至痛哭失聲，直至午夜仍不肯離去。這情形和文革初期的一幕是很相似的。文革初期，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在北京搞了“50多天的白色恐怖”，很多群眾和學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後，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給群眾和學生的平反。在全國各地平反會上，很多人也是在獲得平反後痛哭流淚，齊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久久不離開會場。

尾聲

因為毛主席的及時介入，我們“八司馬”獲得平反，最終沒有被打成“右派”和“反黨小集團”。“八司馬事件”就此告終。在5月3號晚上的會議之後，中南海又召開了有中央辦公廳各部門的幹部參加旁聽的揭批大會，會議一連開了七、八天。這些會議是在春藕齋開的，雖是由“八司馬事件”引出，但從性質上講是肅清“八司馬事件”的不良影響，已經不屬於“八司馬事件”本身的內容了。當然，我們八個人都參加了這些會議，而且我們得到平反後，是處在批判者的位置了，原來整我們的人成了批判、鬥爭的對象。批判、鬥爭，都不是肉體的，而是辯論觀點，跟何載他們起初批判我們是一樣性質的。他們當時批判我們很文明，我們這時候批判他們也很文明。

在“八司馬事件”中犯錯誤的人是包括楊尚昆在內的一批人。在這一系列會議結束後，大部分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理，何載、王文等四人被定為右派分子（四人中有一個是支持“八司馬”的，叫XXX，他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是在那裡因為其他事情被定為右派的——這是最早材料，我一直保留着。這個人是誰？），開除黨籍，降級下放。王剛、曾三、劉華峰、李東冶等八人也受到了黨紀處分。

在“八司馬事件”之後，他們大部分人都一度下放到十三陵水庫參加勞動。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他們都對毛主席都有些不滿，都同情彭德懷。北京市委就把這些情況報告了上來，又把他們調回來整風，傳達廬山會議的精神。1960年北京市把關於他們的情況報告給了毛主席。毛主席就說：“你們看，讓犯錯誤的人自己下去勞動，也沒有照顧和關心他們，他們當然會有情緒。他們以前做的事是錯誤的，你們那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應該帶着他們下去勞動，一起勞動鍛煉，一起改造思想，並以身作則，做他們的榜樣，讓他們慢慢認識自己的錯誤，把思想轉變過來，轉變為黨的好幹部。”田家英傳達了主席這個指示之後，我就主動報名去長辛店二七機車廠，從徒工做起，一邊勞動，一邊了解工業，並帶上他們十來個犯了錯誤的人一起去（閆草請病假沒去，詳見第12章）。我們在一起勞動了一年多，回來後我就向毛主席打報告撤銷對他們的處分，都安排了合適的工作。有的去了外地，有的就在北京，留在北京的還有繼續留在秘書室的。何載是老革命，他脫離群眾，官僚主義作風嚴重，是確實的。但把他打成右派也是不對的，因為打成右派就是敵我矛盾了，那時候也還沒有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兩條路線”。楊尚昆將何載的問題定性為“內部矛盾”後，何載也下放到十三陵水庫勞動。

王文原來是北京地下黨搞學生運動的一個支部領導，拋開政治見解，路線問題不談，我覺得這個人還是不錯的。他是從北京市委辦公廳副主任任上，調來中南海的，起初是在我的科里當我的副手。這個人工作很勤懇，就是在整風運動時有點迷里迷糊，大概是受了林希翎的影響，被她說服了，又受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影響，認為斯大林搞法西斯專政，殺了那麼多人。在當時來講，王文這個錯誤就很大了。（一點也不迷糊，朱學淵評）

王剛只是秉承了上面的意見，執行的是楊尚昆路線。毛主席說了那是”拔紅旗插黑旗”，那總要找幾個責任人，既然王剛是接替何載的，那就要找王剛了，給了他一個留黨察看的處分。同樣，拋開政治見解，路線問題不談，我覺得這個人也是不錯的。跟我一起到二七機車廠的人就包括王剛。從二七機車廠回來後，我給主席打報告，撤銷了對他的處分。

曉嵐其實是一個值得敬佩的人，她是紡織廠出身的黨員，對黨有深厚感情，後來當了紡織廠廠長，再後來調到中直機關當人事處處長。在“八司馬事件”中，她是中直黨委派來的工作組的副組長，可以說是奉命來整我們的。她堅決站在楊尚昆那邊，她的概念很樸素，就是誰反對中央辦公廳的領導，誰就是反黨。（政治傻B，朱學淵評 ）所以，她犯錯誤只是認識問題。5月3號她“頂撞”了毛主席，中直機關黨委就準備拿她當替罪羊，說她犯了大錯誤，準備把她劃成犯了右傾路線錯誤的人。我不同意這樣處理她，站出來為她說話。我說：“曉嵐處長只是執行了中直黨委的意見，不了解更多的情況。她就跟主席講了那麼一句話，不能算反毛主席。她的這種認識，一般人都能理解。她只是工作方法上有錯誤，不是一個拔紅旗插黑旗的人”。曉嵐和王剛一樣是執行楊尚昆路線的，楊尚昆這個中直黨委書記沒事，倒要搞底下的人，這個理不順啊。還有其他同志和我一樣，也認為曉嵐只是在毛主席調查的時候講了自己的觀點，算不得頂撞主席。主席不同意她的觀點，也沒有批評她。所以，我們不建議給曉嵐處分。但中直黨委最後還是把她處分了。1960年我帶他們犯錯誤的人去二七機車廠，考慮到曉嵐對黨有感情，犯錯誤只是認識問題，而且對待錯誤的態度也好，又是一個女同志，與我們十幾個男的一起勞動不方便，我就去跟她的領導鄧典桃講了我的意見，希望她就不要再去勞動了。曉嵐原來是鄧典桃的秘書，鄧典桃當時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長征幹部，他聽了我的意見很高興，就把她繼續留在人事處工作。文革中，曉嵐變成造反派了，因為她對在“八司馬事件”中的經歷有深刻的教訓和體會，就告訴其他人，說毛主席對待給領導提意見是有區別的，給黨的領導提意見是可以的，只要提得對，還是好同志，就是提錯了，也不能劃成右派。這樣群眾就很擁護她，她在單位就成了造反派的領袖了。後來我聽說，1968年我被打成反党進了秦城之後，在江青、總理批判我的時候，曉嵐站出來說：“據我了解，戚本禹是個好同志，不是反黨，可能這裡有誤會。”這事我是很佩服她的。又聽說因為這個事有人要整她，但沒有整倒。曉嵐年紀比我大好多，不知道如今是否還活着。

李東冶是老幹部，在“八司馬事件”之前就是部級，後下放當了個縣委書記那樣的官，那是困難時期，他雖然沒有怎麼勞動，但也沒有餓飯。1961年我給主席打報告，請求給和我一起下放二七廠的人取消處分、分配工作，毛主席批示同意。楊尚昆順着主席的指示，把中央機關整過我們“八司馬”的人，包括劉國峰、李東冶的處分，也都取消了處分，還給李東冶恢復了部級，讓他當了遼寧省委書記，再後來當了冶金部長。毛主席記憶好，一次在一個報告上看到他的名字，說這不是那個搞黑旗事件的人嗎？怎麼升這麼大官了？我說不給處分不是要升官啊，犯了錯誤怎麼還升官呢？主席這麼一說，楊尚昆又把李東冶擼下去了。其實說他升官也談不上，他原來就是省部級的。他的那些人也跟着下去了，他們就埋怨我，說你這個戚本禹報復起來也太厲害了。跟你勞動的人，都取消處分，分配工作了。我們也下放好幾年了，我們也不歸你管，你怎麼跟主席報告，又把我們的職務撤銷了呢？我跟楊尚昆的秘書孟繁述挺好，我跟他說，我真冤枉，那哪是我報告給主席的呀？【之前來的材料說法是：王剛他們見到《人民日報》的報道，就有意見了。他說是他們派我去秘書室的，我是按照他們的意見辦事的，結果犯了錯誤，下來勞動，可他們倒反而升官了。現在不是封建社會，不能這樣不平等吧！這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我把王剛的意見報給了田家英，田家英就送給了主席。主席就批了，犯了錯誤反而升官，是怎麼回事？要鄧小平去查。後來就把他們降了級。所以他們對田家英和我的意見都很大】劉華峰原是中直黨委書記，在“八司馬事件”之後，調到陝西省當了書記【此一說法也是國治材料提供的，是否確切？是之後立即調去的，還是跟李東冶一樣是1961年楊尚昆藉機恢復他們的級別後調過去的？】那個跟蹤監視過我的方世郁，是被劃了右派的。他當時態度很不好，亂講話，群眾意見很大，劃他右派時，全室的群眾百分之百的贊成。但現在看，他也只是亂講話，並不是右派。

我們“八司馬”在這個事件之後的人生際遇和沉浮也是不一樣的。1966年田家英出事後，我們“八司馬”因為與田家英關係較好，有人就藉機整肅我們，說我們是田家英的餘黨，但沒有成功。再後來【具體或大致時間？】汪東興插手秘書室（當時秘書室已改組為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秘書處了），也把“八司馬”中的六個人（其中有朱固）打成田家英的“餘黨”，送進了學習班。林克擔任毛主席的英文秘書一直到1966年夏，1970年後在新華社和社會科學院等單位做研究工作，1996年去世【汪東興送進學習班裡的人有林克嗎？戚老自己該是沒有進學習班，應該還有一個沒有進，是不是林克。若不是他為什麼66年就不在擔任主席英文秘書了？】毛主席生前曾多次拿這個“八司馬事件”來教育黨內幹部，不要壓制群眾意見，要讓群眾說話。事件剛一結束，毛主席就把它作為一個冤案批給了中央領導人和中央機關各部委的領導人，但未得到響應。在1958年5月中的八大二次會議前夕，毛主席還讓林克和我準備個發言稿，就這個“八司馬事件”到八大二次會議上去做個發言。可後來鄧小平以會議議程安排太緊為由，取消了這個發言。如果我們能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發言，或可能對當時阻止反右派進一步擴大化起到一定作用，至少是有好處，或者對錯劃右派的甄別摘帽會有很多幫助。可是鄧小平耍了手腕，把這事給壓下去了。此後，毛主席又在其他多種場合提到了“八司馬事件”，在一次給華東局的批示中，提到“八司馬事件”時，還用了“看了催人淚下”的詞句。1976年，毛主席逝世。又過了三年，即1979年，“八司馬事件”就被翻了過來，說“八司馬”是在毛主席支持下製造了何載、王文、曉嵐等人的冤案，中央對於當年“強加”在這些人身上的“一切不實之詞”予以撤銷，恢復他們的名譽。

注1：馬芷蓀是田家英的相好，後來跟田家英秘書逄先知結婚。田家英出事後逄先知遭到隔離，他寫了一大摞揭發田家英的材料，還說：“我和田家英是有奪妻之恨的。”可文革後，他又肉麻地說田家英是最有才華的人，是他的良師益友。（要理解恐怖下的偷生者，朱學淵評）

注2：有一次，我和沈棟年一起去主席家鄉韶山，幸有張伯駒的夫人潘素同路。她是個畫家，是去韶山畫畫的。張伯駒是個大收藏家，知道主席喜歡李白，就把他收藏的李白的一件手書真跡送給了主席。後來主席把這幀李白真跡送給故宮博物館收藏了。大家都只知道李白是個大詩人，可李白還是個大書法家。我們都很尊敬張伯駒先生，對潘素也很尊敬。